原文：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游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主旨：以「厚積德義」及「十思」進諫，來說明如何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克制私欲。勸唐太宗在「貞觀之治」取得成就以後，仍要牢記隋亡的教訓，以防微杜漸，弘德保功，使國家長治久安。

魏徵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銳眼力抓住了唐太宗「忘本」（忘記「以民為本」）、「忘危」（即忘記隋亡的教訓）的根本問題，針鋒相對地提出「十思」，以「思」治「忘」，實是一劑良藥。「思」是文眼，用一「思」字貫穿始終。這篇奏疏，在寫作上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績後，逐漸驕傲自滿，他曾在群臣面前公開炫耀自己：「武勝於古」，「文勝於古」，「懷遠勝古」。於是漸漸改變過去的勤儉作風，生活日趨奢靡，不斷追求珍奇異物，修建豪華宮殿，並積極對外用兵，使「貞觀之治」的成果有喪失的危險。魏徵勸諫太宗，指出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不能「竭誠以待下」，必然使「骨肉為行路」，至親疏遠，君臣解體，離心離德，難於保守天下。從字裡行間，我們感受到一代忠臣──魏徵，為使唐王朝長治久安而敢於直諫的高度責任、使命感。《舊唐書》曾讚揚魏徵的奏疏「可為萬代王者法」。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視，說它「言窮切至」，使自己「披覽亡倦，每達宵分」。他還曾用「載舟覆舟」的比喻來訓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經常攬讀此文，用來規戒自己。可見它在封建時代的重要意義。即使到了今天，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觀點，也仍有值得借鑒的現實意義。

析譯：臣聽說過（語氣不卑不亢，令人警醒）：要求樹木長得高大（者：語氣詞），必須培固它的根部；想要河水流得長遠，必須疏濬其源頭水道（從比喻入手，以求「委婉」，給對方留點「面子」，給讀者啟迪和「緩衝」）；想要國家安定，必須積蓄他的道德仁義（鋪陳排比，以一「必」字正面縱論事物之因果）。源泉不疏濬卻希望河水流得長遠，根部不牢固卻希望樹木長得高大，道德仁義修養不深厚卻希望國家安定，臣雖然是最愚笨（自謙之詞），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表明此道理屬於一般常識，無庸爭辯），何況聰明有智慧的人呢（一句反問，帶挑釁口吻，加重強調的意味，正是忠言逆耳之處）！人君承擔帝位之重任（責任異於常人），身為天下之至尊（身分地位異於常人；或言領有天下的疆域），就該累積道德仁義與天同高（德義修養之自我要求，亦該異於常人），才能長保無窮的福祿（福祿異於常人）；（如果）不想到處在平安的環境中要省思到可能會出現的困難危險（隨時有應付意外事件的思想準備），用崇尚節儉來禁止奢華，道德仁義修養不能篤厚（《易經‧坤卦》：「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大地的氣勢厚實和順，君子應增厚美德，容載萬物），情感不能克制慾望（則「積其德義」只是一句空話），這也就像砍斷樹根卻希望樹木茂盛，堵塞源泉卻要求河水流得長遠一樣荒誕（欲「國之安」亦不可能）！（推事物之本源，以見明君之必「思」必「戒」）

（從前）所有的帝王（用「凡」這一統括詞，強調絕無例外，含蓄委婉地暗示太宗也在其內，足以引起其注意），恭敬接受上天的重大使命，沒有不在憂患深重（處境艱苦）時道德顯著，功業有成時道德衰落；創業時做得很好的確實很多，能堅持到底的大概（副詞，表示不十分肯定的判斷）很少（總說歷代君主得失之歷史現象──能善始不能善終、能創業不能守成的普遍規律）。難道取天下容易而守天下困難嗎（反問）？從前取天下綽有餘裕，如今保天下卻力量不夠，這是何故啊（設問，引出更為具體的分析論證）？說起處在深重憂患狀態中（未取得天下時，奮鬥的方向很清楚，較易清醒，所以能團結臣民），必定竭盡誠心對待下位的人（這是「有善始者實繁」的原因）；已經達到目的（則擁有絕對的權力，缺乏監督制約，難免躊躇滿志，誤以為可為所欲為），就使氣任性，對人傲慢（「傲物」就失去人心，失掉國家）。竭盡誠意待人，那麼疏遠、隔絕的北胡與南越也會結合為一體（上下團結一心，同甘共苦，休戚與共，故易於取得天下），對人傲慢，那麼骨肉至親也會逐漸疏遠，互不關心，形同陌路（君臣百姓離心離德，故難於保守天下。心態不同，其結果反差極為強烈）。即使用嚴酷的刑罰來監督他們，用威勢和怒責來懾服他們（「傲物」的進一步發展──難免濫用刑威來對付百姓），而這結果只能使人們存著倖免於罰的心理，卻不會感恩懷德；外表恭順而心裡不服（若失去民心，即使動用嚴刑也將無濟於事）。值得敬畏的不在民怨的大小，而是人民的力量、民心的向背。須知這股力量就像水一樣，可以載舟，可以覆舟。（一事具有正反兩種力量；人民積怨到了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出來，最終將推翻暴君的統治），是應該特別謹慎的（判斷句）；（又好比）用腐朽的大繩來駕馭狂奔的馬車（借喻：非常危險。典出《偽古文尚書‧五子之歌》），難道能疏忽不加重視嗎（採直接議論方式。隋末農民起義摧枯拉朽的力量，太宗看得很清楚，他不願看到唐王朝重蹈隋朝滅亡的覆轍。歷代帝王不能善始善終的最根本原因是忽視了人民的力量）？

統領人民的君王，果真能夠：(一)知足（戒縱慾）：見到值得喜歡的東西（如器物美色）時，就想到要以知足來自我警惕；(二)知止（戒奢華）：打算有所作為、建造（興建宮室。貞觀十一年，太宗先下令修飛仙宮，後又詔令修建老君廟、宣尼廟，百姓為了服徭役長年不能回家，為此有大臣向太宗進諫，太宗卻說：「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新唐書‧魏徵傳》）時，就想到要適可而止來使人民安定（知止：知心之所安。減輕人民的負擔，取得民心）；(三)謙沖（戒驕躁）：擔心到君位高而危險（人人覬覦），就想到要謙虛為懷，並加強自身的修養（謙受益，實際上是要「竭誠以待下」，以免君臣解體，離心離德）；(四)包容（包賢容眾，虛懷若谷）：懼怕驕傲自滿會招來損失（滿招損），就想到江海居於百川之下游（才能容納眾多河流，成就其深廣）；(五)節遊（戒縱慾，勸勤政、仁民愛物）：喜歡打獵遊樂，就想到（古代君王打獵）以一年田獵三次為限度（不過份田獵，以示好生之德；或言以三次驅射為限度；或言打獵時圍其三面，網開一片。貞觀十一年二月巡遊洛陽宮，六月巡遊明德宮，十月獵於洛陽苑，十一月又巡遊懷州，狩於濟源）；(六)謹慎恭敬（勸勤政）：憂懼鬆懈怠惰，就想到自始至終都要謹慎恭敬，勤勉政事；(七)廣開言路（勸納諫、要兼聽）：憂慮耳目被堵塞蒙蔽，就想到要敞開胸懷來接納臣下諫言：(八)廣開言路（勸去讒、戒偏聽）：擔心進讒言邪惡的人為害，就想到端正自身並斥退邪惡的人；(九)賞罰有據（戒賞罰不公、勸正賞）：加恩於人時，就想到要有尺度，不因喜怒而獎賞不當；(十)賞罰有據（戒賞罰不公、勸明罰）：動用刑罰時，就想到要有尺度，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頗，亂用刑罰（喜以謬賞、怒而濫刑：互文）。全面做到這十思（十條勸戒），就能擴大發揚這九種道德。選賢任能，虛心採納臣下的正確意見並遵從（上之用人納諫，若能重其才德），那麼：聰明的人就會竭盡其智謀，勇武的人就會竭盡其才力，仁義的人就會廣施其恩惠，誠實的人就會獻出其忠心（下之事上，有善的感應。從秉性氣質、品格能力區分智、勇、仁、信四種人，各盡其長）。文武百官爭相奔走效命（文武各盡其用；為政當分層負責，各司其職），君臣關係融洽（安然自在，互不猜忌），可以盡情享受遊玩的樂趣，可以怡養赤松子、王子喬般的高壽，悠閒彈琴，垂衣拱手（不必親自處理庶務，天下就能非常平安），不必多言教，卻能感化天下（天子垂拱郅治。人君「積其德義」，臣民必懷其德，所有的人都會以其所長，為人君盡忠效力，達到國治民安的目的）。哪裡一定要勞費心神、絞盡腦汁，辛苦地代替屬下管理職務，役使聰明的耳目，虧損清淨無為、垂拱而天下治的至道（治國的最高法理）呢！（明確提出人君必須做到「十思」，才能達到「垂拱而治」的理想目標。它有別於老子的「無為而治」，它要求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是積極地求治，不是消極地以不治為治）

分段大意及結構分析：

首段：（「起」而兼「承」）以「固本浚源」為喻，提出人君必須「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主旨及其重要性，為「十思」厚植理論之根據。

太宗最擔心的就是國家安危，只要是為帝國的安危的意見他都能接受。魏徵深知此點，故所提建議都是為了唐朝基業萬世不衰。在此點上，君臣二人取得了高度的一致。

(一)起 用常見之物、常識之理設喻，以引出正題，使抽像深奧的治國之道，顯現具體形象。

1.正面之「起」：三句鼎立，皆以一「必」字做其因果。而主意則在：「積其德義」，以求「安」國。其他兩句，固係陪襯，然因果必然，於君「德」國「安」，自有強力警示也。

2.反面之「起」：由正面推引，以三「不」字承「源」、「根」、「德」之「深」、「固」、「厚」，而歸於「遠流」、「長木」、「治國」之不可得。是自然物理，也是人間事勢！

(二)承 深入人君之道，辨析安危之理，反覆鋪陳。

1.人君之責任、身份地位、德義修養、福祿，皆異於常人。

責任：承擔帝位之重任；身份地位：位處天下之至尊；

德義修養：該與天同高；福祿：長享無窮之福祿。

2.人君之念慮、戒持、德修、情操，皆需中其要，探其本，不可反其道而出。

二段：「轉」入郅治之道。指出人君有始無終、天下易取難守的原因，反面論證「居安思危」的必要性。亦為下段「十思」張本。

總結歷史經驗，並從創業守成、人心向背論述「殷憂啟聖」、「居安思危」的原理，而以「殷憂」總其樞紐。與孟子所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理互通。（「殷憂」精神的警惕，也是在為「十思」厚植理論之根據）全段未見一「思」字，而由「居安思危」，正面闡發「凡百元首」成敗得失之因由。

(一)總結歷史經驗，指出歷代帝王善始者眾、善終者寡的規律

1.「凡百元首，承天景命」：用「凡」這一統括之詞，從範圍上強調絕無例外，含蓄委婉地暗示太宗也在其內，足以引起其注意。

「承天景命」之義，蓋出自《尚書‧皋陶謨》：「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叢膾哉！股肱惰哉！」

2.「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總結歷史教訓，反面論證「居安思危」的必要性。

◆晉劉琨〈勸進表〉：「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

◆《詩經‧大雅．蕩》首章：「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二)分析「能善始不能善終」現象的根本原因。（這雖是歷史之常情，但要「思國之安」，就必須以理性去克服）

1.先反問，後設問：引人深思。「取之」與「守之」，主體皆在「我」。而「易」「難」似迥然不同，關鍵則在「我」之精神道德主宰。

2.指出「殷憂」與「得志」的不同心態：結果反差極為強烈，以殷憂竭誠、縱情傲物自判斷，正面闡發「殷憂」之功用。

◆「能善始，取之易」的原因：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上下團結一心，同甘共苦，休戚與共，故易於取得天下。

◆「不能善終、守之難」的原因：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君臣百姓離心離德，故難於守天下。

3.對「縱情傲物」的危害補足一筆：其所引起的民怨是可怕的，即使動用嚴刑也將無濟於事。

◆《論語‧為政篇》：「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云：「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聖人早見及此！

(三)綜觀事理以警惕：從人民的力量和作用說明民怨的危險性

1.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而人民有怨，乃是最大的危險。「舟」賴「水」之力而能「載」，亦因逆水之性而致「覆」。一事具有正反兩種力量；

2.歷代帝王不能善始善終的根本原因：忽視了人民的力量。

◆《尚書‧康誥》：「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荀子‧哀公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未嘗知危也。孔子曰：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離婁」篇：「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朽索之馭六馬」喻世事之至危。《偽古文尚書‧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三段：（合）人君居安思危之要：以十思端正品格、弘揚九德，有才幹者適才適所，才能達到「垂拱而治」的目的。（為本文重心、精華）。

「十思」的核心內容是正己安人，但具體細節又有所側重。

(一)總提十思之綱目內容：

1.知足（戒縱慾）：欲無止境，唯「知足」可以滿欲。《老子》：「知足者富」。「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2.知止（戒奢）：《大學》首章：「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老子》：「知足不辱，如止不殆，可以長久。」

3.謙沖（戒驕躁）：恪守職分，不驕不躁

《易經》：「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4.包容（戒驕躁）：包賢容眾，虛懷若谷，從諫如流

《老子》：「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尚書‧大禹謨》：「滿招損，謙受益」

5.節遊（戒縱慾）：勸勤政、仁民愛物

《易經》「比」卦，爻辭：「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入不誡，吉。」注云：「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迫。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

《禮記·王制》：「無事則歲三田。」

6.謹慎恭敬（勸勤政）：勤於政事，不要怠惰

《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行健」即不懈怠，「自強不息」，即「慎始而敬終」諺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此正以戒「懈怠」也。

7.廣開言路（勸納諫、要兼聽）：《唐書》：「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徵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8.廣開言路（勸去讒、戒偏聽）：《隋唐嘉話》有記：「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帝正，復何聊乎！帝意復解。」以太宗之英明而終難黜惡。讒邪之入所宜深思也。

9.賞罰有據（戒賞罰不公、勸正賞）：獎賞要有尺度，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頗，胡亂獎賞

《大學章句》云：「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色曰：魏公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意嘗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群官，面折廷爭。陛下嘗不得舉手。今臣幸左右，若不少有順從，陛下雖貴為天子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尚書故實》有云：「太宗常召三品以上，賜宴於元武門。帝操筆飛白古書。群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散常侍劉泊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泊登床，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口：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10.賞罰有據（戒賞罰不公、勸明罰）：懲罰要有尺度，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頗，亂用刑罰。

《隋唐嘉話》記：「貞觀中，有河內人妄為妖言。大理丞張蘊古以其素狂病，不當坐。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無所及。自後，每決死刑，階令五覆奏。」

(二)人君必須做到「十思」，才能達到「垂拱而治」的理想

1.上之用人，若能重其才德。

2.下之事上：則必有善的感應。從秉性氣質、品格能力區分智、勇、仁、信四種人，各盡其長。

3.天子垂拱郅治：文、武兩類人各盡其用，君臣相安不猜忌。

◆鳴琴：《呂氏春秋‧察賢》中說他「宓子賤…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宓子賤是孔子之弟子，擔任單父縣(今山東單縣)的地方長官時，並未像他的前任那樣成天忙得焦頭爛額，而是常常身不出公堂，瀟灑自如地撫琴彈曲，結果把縣裡的事治理得順順當當，受到老百姓的擁戴：「這縣官會彈琴，不多事，是個好官。」

◆垂拱：《尚書‧武成》：「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垂衣拱手，形容毫不費力。古時比喻統治者為政能分層負責，各司其職，不必親自處理庶務，悠閒自在，就能使天下非常平安。多用作稱頌帝王無為而治。

引言：古代王朝若沒有監督機制，皇權至高無上，很容易走向腐敗。因為沒有監督的政權肯定是腐敗的政權。於是，某些明智的皇帝選幾個諫議大夫，時刻提醒自己，作為維持其統治長治久安的「良策」。但這樣的制度主要靠皇帝本身的覺悟來維繫。當皇帝清醒的時候，還可以兼聽各方的意見；當皇帝驕橫剛愎、偏聽的時候，大臣的意見就聽不進去了，進諫者甚至有生命危險。

君臣倫理常影響國家盛衰，中華傳統文化精神，以「君臣」為五倫之首。《十思疏》之所以成為封建時代的君臣寶鑒，長期受到人們重視，主要不在「十思」的具體內容，而在於它揭示了守成時期防微杜漸的必要性。《貞觀政要》卷八載：有一次太宗問侍臣：「守天下是難是容易？」魏徵回答說：「很難！」太宗說：「任用賢能的人，採納諫言就可以了，怎麼說難呢？」魏徵說：「看一看自古以來的帝王處在憂患的時候，便能任賢納諫；一到處於安樂時，必定懈怠了，並且使進言議事的臣子感到畏懼。這樣一天天發展下去，最後國家便滅亡了。聖人之所以能居安思危，就是這個緣故。處於安樂而又要憂懼危亡，豈不困難？」這段話也就是《十思疏》的基本觀點。魏徵始終堅持用這個觀點說服太宗，就在寫《十思疏》後一年（貞觀十二年），有一次太宗又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哪樣難？」房玄齡回答是「創業難」，魏徵卻說：「從古以來的帝王沒有一個不是在艱難時得到天下，處安逸後便失去天下，還是守成難啊！」太宗終於同意了魏徵的意見，說：「玄齡和我一同打天下，百死一生，所以知道創業難。魏徵輔佐我安天下，常常怕我富貴了就驕奢，疏忽了就生禍患，所以知道守成難。然而現在創業的艱難已經過去，守成的艱難正是值得我們大家警惕的！」《十思疏》的主要思想就是提出了居安思危、防微杜漸的必要性。「貞觀之治」的後期之所以沒有多大反覆，就是因為太宗在一定程度上聽取了魏徵的這一勸諫。我們今天之所以取為借鑒，其原因也主要在此。

一、「君臣」之間乃後天以義結合之關係，是「相對」而非「絕對」。

《孟子‧離婁篇上》云：「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孟子‧離婁篇下》，更落實於行實：「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二、先此的孔子即曾積極提示「自處」、「相處」之道：

◆《論語‧顏淵篇》：「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為孔子是對齊景公問，重心自然是「君君」，其次才是「臣臣」。

◆魯定公直接問到君臣相處之道。孔子的回答就比較具體：《論語‧八俏篇》：「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日：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三、「忠」的落實，是「敬」：

◆《論語‧衛靈公》：「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孟子則擴及兩面。〈公孫丑下〉：「人之大倫也。君臣主敬」。

四、「敬」的真義是「不欺」，是能「犯顏」：

◆《論語‧憲問篇》：「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不欺」易，「犯顏」難。知臣之「不欺」為難，容臣之「犯顏」為尤難。

五、諷諫帝王，是冒險的事。批「龍鱗」，逆「聖聽」，需要大勇與大智。多少忠臣義士，盡忠講諫，結果呢？有的被挖心，有的被放逐。比干、屈原的故事，千古流傳。但是，唐代著名諫官魏徵進諫唐太宗，卻大多被採納，不但沒有招來殺身之禍，還經常得到太宗的表揚。魏徵寫了《諫太宗十思疏》上奏後，唐太宗非常讚賞，親手寫詔書嘉許魏徵，並放置案頭，以資警惕。

明主賢臣，魚水相得，可以遇而不可以求！千古以下，唯唐太宗與魏徵可以當之。大臣必具遠見。惟明君為能採納其言。史稱「貞觀之治」，絕非倖致。終魏徵一生，忠其職守，敬其司事，不阿私，不曲附，犯顏不欺。太宗愛之，憚之，而終容之。太宗聖明有容，魏徵這篇〈諫十思疏〉，才能在歷史上炳耀千秋！《隋唐嘉話》多記其實。

(一)《隋唐嘉話》，記：「太宗每見人上書，有所裨益者，必令黏於寢殿之壁。坐臥觀覽焉」。這就是「兼聽」、「能容」的基礎。又記：「太宗謂群臣曰：始人皆言當令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今遂得功業如此。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見之」。

(二)「太宗每謂人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其嫵媚耳」。

(三)「太宗會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忤陛下。帝曰：魏徵每廷事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於庭。帝驚曰：皇后何為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四)最傳世一事，則是：「太宗得鷂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乃藏于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微以諷諫，語久。帝惜鷂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盡，鷂死懷中」。

背景：太宗曾親身參加推翻隋朝，因而明白「亡隋之轍，殷鑒不遠」。當上皇帝之後，總是不忘隋朝滅亡的教訓，也用以教誨其子：「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唐初，採取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一面適當地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一面減輕賦役，與民休養生息。太宗登基後，開始一段是較有作為的，逐漸形成我國封建社會向前發展的高峰之一，達到了歷史上所謂的太平盛世──貞觀之治。因他常以隋朝的暴政為戒，不敢過分使用民力。他曾說：「朕每臨朝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資治通鑒》卷一○九二)。他做到了節私慾，明賞罰，聽取下級的勸諫，從諫如流。

但到了貞觀中期，社會生產力有了較大發展，人民生活逐漸富裕，加上對外戰爭年年勝利，邊防日益鞏固，國威遠揚，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歡呼聲中，他漸漸驕奢起來，忘記了「以民為本」和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對人民作威作福起來。貞觀十一年，他先下令修了飛仙宮，後來又詔令修建老君廟、宣尼廟；二月巡遊洛陽宮，六月巡遊明德宮，十月獵於洛陽苑，十一月又巡遊懷州，狩於濟源。老百姓為了服徭役，長年不能回家。為此有的大臣向他進諫，如監察御史馬周曾在上疏中指出：「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百姓因「供官徭役，道路相繼」，「春夏秋冬，略無息時」而「咸有怨言」(《貞觀政要》卷十)。他卻說：「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新唐書‧魏徵傳》)。他不再像過去那樣高興地接受下級的意見。在生活上漸漸奢侈的同時，還有些崇尚空談，不務實際。魏徵看得很清楚。如貞觀十一年，太宗巡遊洛陽宮，泛舟積翠池，看到隋煬帝揮霍民脂民膏修建的亭台樓閣，便大發議論說：「(煬帝)將行幸不息，民怨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國滅」，看起來他似應以隋為鑒，但最後他卻洋洋得意地說：「今其宮苑盡為我有。」(《貞觀政要》卷十)，並且照樣地「行幸不息」起來。又如要選撥人才，太宗說了千百遍，可是沒有像樣的行動。魏徵曾上疏說：「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貞觀政要》卷七)。就在太宗越來越志得意滿，別的大臣都噤若寒蟬的情況下，魏徵卻在貞觀十一年的三月到七月之中，連續給太宗上了四疏，陳述自己的觀點。《十思疏》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太宗閱後，非常感激地說：「得公之諫，朕知過矣。」從此，下令改革政治，使唐代又出現較長時期的繁榮。

題解：本文選自《魏鄭公文集》《貞觀政要．論君道第一》，寫於太宗貞觀十一年（637）作者任門下侍中（宰相之一）時，是此年所上四篇疏中的一篇。諫：下對上直言規勸，使之改正錯誤。「疏」是一種應用文體製，是古時臣下對君上疏陳事理得失之辭。古稱奏，自漢以來，或稱上疏，舊屬奏議類，後為應用文之上行公文；內容為論說文。

《文心雕龍‧奏啟篇》：「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奏者進也。言敷於下，情進于上也。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又云：「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本文標題雖係後人所加。然其內容精神，正係「明允篤誠」，「辨析疏通」。強志成務，博見窮理！酌古而御今，治繁以總要！是初唐郅治具有代表性不朽名作。中唐陸宣公贄的奏議之感人，也正是這種精神的承續。唐初文風仍存六朝駢儷之習。時代趨向，人難自外！本文志在窮理，而修辭仍駢散錯出。由於內蘊深厚，故不露華麗之跡。

作者：魏徵（580～643），字玄成，巨鹿曲城人，後遷居相州內黃（今河南省內黃縣）。是唐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隋末為避亂，曾一度出家為道士。後參加李密的反隋起義軍。李密失敗後他降唐，輔佐唐高祖李淵和唐太宗李世民。拜諫議大夫檢校侍中，領導各史的修撰工作，太宗即位後擢為諫議大夫，常召入內室詢以政事得失，魏徵知無不言，敢於直諫，是史上最負盛名的「諍臣」，時人又稱之為良史。《隋書》的序論及《梁書》《陳書》《齊書》的總論，皆出其手，另有《次禮記》20卷，和虞世南、褚遂良等合編的《群書治要》（一名《群書理要》）50卷。拜遷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貞觀十六年（642），徵染病臥床，太宗所遣探視的中使道路相望。徵一生節儉，家無正寢，太宗立即下令把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為魏徵營構大屋。不久，魏徵病逝家中。太宗親臨弔唁，痛哭失聲。《隋唐嘉話》：「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朕嘗保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其重要言論大都收錄在唐時王方慶所編《魏鄭公諫錄》和吳兢所編《貞觀政要》兩書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