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以來，外交捷報頻傳，首先是加入國際民航組織，接著，區域經濟整合又有了眉目，如今第4度加入國際漁業公約，證明以漁業實力創造臺灣的外交與政治舞台，相關單位的努力不可謂不大。但碧涵擔憂，臺灣以「捕魚實體（fishing entity）」的身分加入NPFC成為會員，是否有自我矮化的疑慮？此身份能否行使完整權利？或當配額歧異或尋求仲裁時，有損我國在北太平洋的漁業權益？

此外，另一個更長遠的問題是，如何透過各項國際漁業公約解決爭議；回顧廣大興、特宏興漁船事件，外交部非但沒在「情理」上獲得國際聲援，也未善用「法」去主張屬於我們的權利，最後在國際場域上，非但未能在法理上壓制菲方，獲取正義，只能在國內進行國對國的制裁，無法在國際上昭雪沉冤，樹立臺灣護漁的形象。

碧涵認為，各公約分別擬具不同的仲裁解決機制跟決策層級，外交部應該利用這些差異性，從中選擇比較有利的爭議仲裁方式，協助加以了解、研議，以專業知識、手腕，輔助業務單位解決爭端、輔助漁民爭取應有的權益及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