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九日，美國發生一起引發宣然大波的飛航事件。

一架原定於從芝加哥，飛往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的班機，由於超售的緣故，班機已無額外座位，此時航空公司有四名機組員需要登機，故和乘客協商，通過金錢補償等方式，讓四名乘客讓出位置。

由於沒有人願意出讓，結果以抽籤方式代替，最後被抽中的四位乘客，有三位答應，其中一位華裔男性乘客拒絕。遭到機場保安用暴力的方式，強行驅離，導致流血受傷。男子認為自己被選中的理由在於「他是華人」（ “Being profiled for being Chinese.”）。

即使CNN的報導表示，航空公司此舉依法有據，但不等於對乘客使用暴力是合宜的手段。

儘管目前官方還無法確定這位乘客的詳細身份，看到和我們有相同血脈的人受到暴力對待，讓人義憤填膺。尤其在特朗普上臺之前，一系列挑動族群的演說，讓人深切感受到迎面而來的不友好。

在事件徹底釐清之前，不好說真相的來龍去脈，卻是一個讓我們深思人性與心理的機會。 

§ 偏見、刻板印象與歧視

這起美聯航引發的暴力事件，挑動華人對於種族歧視的敏感神經。為什麼會有歧視的存在呢？

早在古希臘，哲學家亞裡士多德便說：「人是具有理性的動物。」

和古希臘哲學相呼應，孟子也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兩位思想家都闡釋了一個真理，儘管人有理性，但人的言行舉止，經常受非理性的思維影響。

非理性思維，呈現出一個人性的道德滑坡：偏見、刻板印象與歧視。

一、歧視的先天因素：偏見

偏見是人生而具有的特質，每個人都受「認知偏見」（cognitive bias）的影響。從遺傳學的角度來說，人的大腦具有過濾資訊的機制，幫助我們聚焦在性命攸關的重點上，過濾那些不重要的資訊。

譬如當我們處在一個喧鬧的宴會場合，我們的大腦不會因為忙著聽清七嘴八舌的話語，弄得大腦出現認知超載（overload）的情況。

有趣的是，當宴會中有人叫我們的名字，儘管同時有很多話語在流動，我們還是能敏銳的察覺。

所以偏見使我們更快速的建立起一套內在的價值體系，當中很多內容，我們並沒有經過詳細的檢證。

到了資訊爆炸的今天，檢證資訊來由更不可能，搞清楚所有資訊的內容，恐怕會讓我們疲憊於種種支線工作。

毋寧說，偏見的形成是人難以逃脫的宿命。 

二、歧視的後天因素：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和偏見不同，如果偏見受限於先天因素，刻板印象是社會化的結果。

歷史上著名的「克拉克娃娃實驗」就是一個例子。

1939年，心理學家克拉克夫婦對黑人幼童做了一個認知實驗，他們給幼童白娃娃和黑娃娃，問幼童哪個娃娃是「好」娃娃，黑人幼童多認為白娃娃是好娃娃。又問誰是「壞」娃娃，黑人幼童會說黑娃娃是壞娃娃。

可是當研究人員問黑人幼童：「你跟哪個娃娃比較像？」

黑人幼童的表情出現了遲疑和糾結，但他們最後仍表示：自己跟「壞」娃娃比較像。

一甲子過去，人們貌似應該隨著時代進步，觀念上也有更多的長進。

然而，2014年，多元文化顧問威瑪‧麥爾斯（Vernā Myers）在TED的演講中談到，網路上有一個接近克拉克娃娃實驗的「隱性連結實驗」（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經過五百萬人次的測試後，結果顯示：

人們看到白人照片，容易朝正面做聯想；看到黑人照片，更容易朝負面做聯想。且做測驗的白人當中，有七成的人比較喜歡白人，做測驗的黑人中，有五成也比較喜歡白人。

這也反應了我們現代社會的矛盾情況，有些人通過理性思維，認為一個吃過苦的人，應該更懂得珍惜。挨過婆婆羞辱的媳婦，自己當了婆婆應該會疼愛自己的媳婦。

結果是，我們看到某些富了的貧民，他比過去自己碰到的富人更跋扈，更注重社會階級。好不容易熬出頭的媳婦，把滿腹受虐的仇恨發洩到自己的媳婦身上，成了惡婆婆的複製品。

社會環境的影響，使每個人不知不覺陷入集體無意識的歧視鏈。

三、歧視的惡之果：霸淩

瞭解偏見與刻板印象的成因後，我們方能理解歧視的現象。

從偏見的角度，歧視反應出我們對於資訊的接受是片面的，理解受非理性因素影響，進而產生偏頗的認知。

從刻板印象的角度，社會不斷提供我們認知的素材，我們也是從這個社會的染缸中成長，無形中接受了社會主流的價值觀。

所以歧視是偏見與刻板印象組成的結果，但如果僅僅止於歧視，可能還不會發生悲劇。

悲劇的發生在於歧視之後的行為，通常這種行為就是所謂「霸淩」。

霸淩的研究非常多，對於霸淩的形式，常見的就是「多數人對少數人施加暴力」，施加暴力的方式包括言語、行為等。

最可怕的霸淩之一，就是出於歧視的霸淩。

致力於反殖民主義的心理學家法農（Frantz Fanon）曾在《大地上的受苦者》（Les Damnés de la Terre）中闡釋，「最大的暴力就是取消一個人天生的屬性，使他處於極度的迷失。」

霸淩中，佔據優勢的施暴者往往會給被霸淩者貼標籤，嘲笑他們的體型、智商或任何可以貶低對方的詞彙，好給自己的行為賦予正當性。

給自己賦予正當性的同時，也等於在說「對方不是人」，或者「不配當人」。

這會讓被霸淩者產生一種混亂，好像自己真的跟那些毆打他的、侮辱他的人相比，自己是敗德的、原始的、不應該得到尊重的。

這也反應出「隱性連結實驗」的一項相關研究，例如在《人民的名義》劇中，祈同偉靠著自己的能耐脫貧，人前富貴，理當對自己信心滿滿。但實際上他卻屢屢壓抑自尊，對他人卑躬屈膝。

有些人外表看起來是高自尊，實則內隱和外顯的自尊高低不一致，具有脆弱高自尊（fragile high self esteem）的特質。

研究顯示，外顯高自尊，內隱實則低自尊的人，容易有種族歧視。

就像前面提到惡婆婆的複製品，這些人雖然外在條件改變了，但他們內在並沒有因為條件改變，使內在自尊真的豐盈起來。他們的內在仍舊相當自卑，所以看見那些和他們過去很相信的人，可能會激發他們的投射。

他們太害怕看見那些弱者了，看見他們會讓他們想起曾經弱小，被霸淩卻束手無策的自己。於是他們有的隔離起自己的情緒，有的則莫名的成了壓迫他人的劊子手。

所以無論外表變得多強，內在當初因為被歧視，遭受霸淩的恐懼並未真正得到解決，在他們內在仍是等待救援的受害者。

§ 消弭歧視：踏上勇者之路

瞭解歧視，進而我們渴望走出歧視。威瑪‧麥爾斯對此提出三點：

1.     停止否認與假中立。正如前文所言，偽裝的高自尊無助於我們真正建立起內在的高自尊。偽裝自己完全沒有歧視，無助於我們真正化解內心的歧視。首先我們要正視自己的內心，瞭解自己真實的想法，開誠布公的面對歧視。

2.     與你歧視的人群建立連結。社會學家吳齊殷通過對霸淩的研究發現，當被霸淩者與群體中受歡迎的人在一起，或是身邊的朋友數量增加，都能大幅減少被霸淩的機會。說明群體的力量，至少能讓被歧視的對象避免現實中的暴力行為。設想一下，要是當時飛機上有其他乘客伸出援手，也許機場保安就不會那麼大膽的使用暴力。

3.     有勇氣說出那些不對的事。這點是最難的，但也是最重要的。看見不公平的情況，勇敢指出這個情況，不要讓大家有機會裝瞎子，假裝世上不存在歧視。

§ 結語

當我們相信自己不該被尊重，我們往往就會活成那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