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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6 08:16:12瀏覽615｜回應1｜推薦8 | |
| Excerpt：米蘭‧昆德拉的《相遇》 ……和我的思考以及回憶相遇；和我的舊主題 (存在的與美學的) 還有我的舊愛 (拉伯雷、楊納切克、費里尼、富恩特斯......) 相遇 ——米蘭‧昆德拉 摘要兩篇短論，都相當有意思，但這些閱讀經驗究竟是一時還是永久？益發懷疑十多年前的自己與米蘭‧昆德拉的相遇，究竟留下了什麼？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38079 相遇 UNE RENCONTRE 作者：米蘭‧昆德拉 譯者：尉遲秀 出版社：皇冠 出版日期：2009/06/15 【Excerpt】 〈小說及其生殖 (加西亞‧馬奎斯：《百年孤寂》)〉 重讀《百年孤寂》的時候，一個奇怪的念頭出現在我腦海裡：這些偉大的小說裡的主人翁都沒有小孩。世界上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口沒有小孩，可是這些偉大的小說人物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直到小說結束都沒有繁殖下一代。拉伯雷《巨人傳》的龐大固埃沒有，巴汝奇也沒有後代。唐吉訶德也沒有後代。《危險關係》裡的凡爾蒙子爵沒有，梅黛侯爵夫人也沒有。菲爾丁最著名的主人翁湯姆‧瓊斯也沒有。少年維特也沒有。司湯達爾所有的主人翁都沒有小孩，巴爾札克筆下的許多人物也是如此，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也是，剛剛過去的那個世紀，《追憶似水年華》的敘事者馬賽爾也沒有。當然，還有穆齊爾的所有偉大人物——烏爾里希、他的妹妹阿加特、瓦爾特和他的妻子克拉麗瑟，和狄奧蒂瑪；還有哈謝克的好兵帥克；還有卡夫卡筆下的主角們，唯一的例外是非常年輕的卡爾‧羅斯曼，他讓一個女傭懷了孩子，不過正是為了這件事，為了將這個孩子從他的生命中抹去，他逃到美國，才生出了《美國》這部小說。這貧瘠不育並非緣自小說家刻意所為，這是小說藝術的靈 (或者說，是小說藝術的潛意識）厭惡生殖。 現代 (Temps modernes) 將人變成「唯一真正的主體」，變成「一切的基礎」(套用海德格的說法)。而小說，是與現代一同誕生的。人作為個體立足於歐洲的舞台，有很大部分要歸功於小說。在遠離小說的日常生活裡，我們對於父母在我們出生之前的樣貌所知非常有限，我們只知道親朋好友的片片段段，我們看著他們來，看著他們走。人才剛走，他們的位子就被別人占了——這些可互相替代的人排起來是長長的一列。只有小說將個體隔離，闡明個體的生平、想法、感覺，將之變成無可替代：將之變成一切的中心。 唐吉訶德死了，小說完成了。只有在唐吉訶德沒有孩子的情況下，這個完成才會確立得如此完美。如果有孩子，他的生命就會被延續、被模仿或被懷疑，被維護或被背叛。一個父親的死亡會留下一扇敞開的門，這也正是我們從小就聽到的——你的生命將在你的孩子身上繼續，你的孩子就是不朽的你。可是如果我的故事在我自己的生命之外仍可繼續，這就是說，我的生命並非獨立的實體；這就是說，我的生命是未完成的；這就是說，生命裡有些十分具體且世俗的東西，個體立基於其上，同意融入這些東西，同意被遺忘：家庭、子孫、氏族、國家。這就是說，個體作為「一切的基礎」是一種幻象，一種賭注，是歐洲幾個世紀的夢。 有了加西亞‧馬奎斯的《百年孤寂》，小說的藝術似乎走出了這場夢，注意力的中心不再是一個個體，而是一整列的個體。這些個體每一個都是獨特的、無法模仿的，然而他們每一個卻又只是一道陽光映在河面上稍縱即逝的粼粼波光；他們每一個都把未來對自己的遺忘帶在身上，而且也都有此自覺；沒有人從頭到尾都留在小說的舞台上；這一整個氏族的母親老歐蘇拉死時一百二十歲，距離小說結束還有很長的時間；而且每一個人的名字都彼此相似，阿加底奧‧荷西‧布恩迪亞、荷西‧阿加底奧、小荷西‧阿加底奧、奧瑞里亞諾‧布恩迪亞、小奧瑞里亞諾，為的就是要讓那些可以區別他們的輪廓變得模糊不清，讓讀者把這些人物搞混。從一切跡象看來，歐洲個人主義的時代已經不再是他們的時代了。可是他們的時代是什麼？是回溯到美洲印地安人的過去的時代嗎？或是未來的時代，人類的個體混同在密麻如蟻的人群中？我的感覺是，這部小說帶給小說藝術神化的殊榮，同時也是向小說年代的一次告別。 〈解放的流亡，薇拉‧林哈托瓦的說法〉 薇拉‧林哈托瓦是一九六○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最受尊崇的作家之一，這位女詩人寫著玄思冥想無法歸類的散文，她在一九六八年離開故鄉，前往巴黎，後來她開始以法文寫作並且出版這些作品。這位生性孤獨著稱的作家，於一九九○年代初期做出令所有朋友驚訝的決定，她接受了布拉格法國協會邀請，在一場以流亡為主題的研討會上宣讀了一篇報告。關於這個主題，這是我讀過最不流俗、最清明的文章。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歷史讓世人對於被祖國放逐的流亡者的命運極其敏感。如此充滿同情的敏感給流亡的問題罩上了催人熱淚的道學濃霧，也遮蔽了流亡生活的具體特質，而依照薇拉‧林哈托瓦的說法，流亡生活經常可以將流刑變成一次解放的開始，「走向他方，走向就定義而言陌生的他方，走向對一切可能性開放的他方」。確實如此，她說得非常有道理！若非如此，我們如何理解如此令人不快的事實——共產主義終結後，幾乎沒有任何一位移居國外的偉大藝術家迫不及待地返國？共產主義的終結竟然沒有激勵他們返鄉慶祝偉大的回歸？而且，在公眾的失望之下，就算回歸並非他們所欲，難道這不該是他們的道德義務嗎？薇拉‧林哈托瓦說：「作家首先是一個自由人。他有義務不讓任何限制破壞自身的獨立，這樣的義務高過其他任何考量。我此刻說的不是一個濫權的政府試圖強加在人們身上的那些荒謬限制，而是以人們對於國家的責任感為後盾的一些約束——正因為這些約束是出自善意的，我們反而更難將之擊退。」事實上，人們反芻著人權的刻板印象，同時也持續地將個人視為國家的財產。 她的反省更深遠：「所以我選擇我想要生活的地方，我也選擇了我想要說話的語言。」有人會反駁她：作家，儘管是自由人，難道他不是他的語言的捍衛者？難道作家的任務的意義不正是如此？薇拉‧林哈托瓦說：「經常有人聲稱 (儘管不是每個人都這麼說)，作家的行動並不自由，因為他和他的語言之間還是有牢不可破的緊密關係。我想，這只是給一些過度謹慎的人作為藉口的神話之一……」因為「作家並非單一語言的囚徒」。多麼解放的名言。只是生命的短暫，使得作家無法從這自由的邀約得出一切結論。 薇拉‧林哈托瓦說：「我認同的對象是游牧民族，我感覺不到靈魂可以定居於一地。所以我也有權利說，我自己的流亡是要滿足我長久以來最珍貴的願望：在他方生活。」薇拉‧林哈托瓦以法文寫作的時候。她還是捷克作家嗎？不是。她成了法國作家嗎？也不是。她在他方。他方，一如從前的蕭邦，他方，一如後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納博科夫、貝克特、史特拉汶斯基、貢布羅維奇。當然，每個人經歷流亡的方式都是無法模仿的，而薇拉‧林哈托瓦的經驗也是一個極限的例子。儘管如此，在她這篇通透清明的文字之後，人們再也不能從前那樣談論流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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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