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的情意結  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   黃偉曼

受西方主流價值影響的新加坡社會，習慣了以西方世界為定位點，來想像自己的位置，如今卻開始必須思考應如何自處於一個越來越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所受的衝擊肯定不小。

新加坡要推廣無現金交易最近引起議論。明明是“人手一機”的社會，卻突然對於電子付款的推進出現一些抗拒，不少人說自己是擔心弱勢群體，如年長者和不識字與不用手機的阿叔阿嬸被拋在後頭，跟不上時代步伐；但和友人聊天談及這一現象時，卻也突然意識到另一可能性。

於是問道：“你覺得這種‘集體焦慮’和中國有關嗎？”

這裡說的“中國”，並不指具體的“中國”，更多是一種對“中國”是什麼的想像。李顯龍總理上個月20日在國慶群眾大會上談打造智慧國的目標時，說起部長在上海路邊攤欲用現金買栗子的“山龜”（指缺乏見識）事，很大程度起著刺激人們思考的作用，其中巧妙地讓大家產生了對中國的無盡想像。

這個似乎街頭巷尾都知道的小故事（某一天搭德士司機還主動和我聊起這件事），你不會還沒聽說吧？據李總理分享，人力部長林瑞生幾年前在上海街頭買栗子時，發現排隊的人龍都只是揮一下手機，不付現金就走了；當時他以為這是攤主搞特別促銷，信心滿滿地跟對方說自己不需要優惠，選擇“付現，付全價”，結果攤主指了指QR碼，告訴他掃手機是為了用微信支付，讓他十分尷尬。

當然，在電子支付領域，中國如今走在最前沿，以中國作比較對象既正確又貼切。但李總理這一段小故事，似乎還有激將法作用，敘事中至少三個主軸一下子變得清晰：一、新加坡部長在科技使用方面比上海小市民還“山龜”；二、新加坡大型商場在無現金支付方面不如上海街頭小販；三、上海幾年前在做的，新加坡如今還做不到。

老實說，新加坡人以往對中國的觀感總是夾雜著矛盾心情，包括一些人覺得中國科技先進但文明落後，或也有人即使認識到中國的崛起​​已為必然，卻覺得縱然中國看似如日方中，前景卻可能存在不確定性，其所謂“成功”也未完全被國際社會所接受。

最近中國《人民日報》國際部部務委員王恬參加《聯合早報》舉辦的一場新中關係論壇時，分享的一個以中國年輕人為對象的小範圍調查，就讓人驚訝這些來自中國一線城市的年輕人，原來也把新加坡人看得很“透”，或至少“點中”兩點，即新加坡人有優越感，而新加坡儘管華人多，對中國感情卻複雜，很擰巴。

從這樣的脈絡上看，當新加坡社會有人提出“難道無現金支付就代表先進？”的質疑時，這嘖聲中也許也存在“難道學中國就代表先進？”的一種不悅。中國的科技創新成果，讓改革開放初期曾是中國學習對象的新加坡領導人很服氣，但說不定卻讓人民有些不安。

這種不安感從何而來？研究中國外交與國際關係的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布蘭德利·沃馬克（Brantly Womack），在談到西方世界如何看中國時曾說，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焦慮感，很大程度上揭露了他們對自身處境的不確定性和不安，而這樣的論述相信也能套用在新加坡身上。

所謂的身份認同，一定程度上關乎我們與“他者”（The Other）之間如何產生聯繫；而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在建構身份認同時，“他者”效應更易被放大。受西方主流價值影響的新加坡社會，習慣了以西方世界為定位點，來想像自己的位置，如今卻開始必須思考應如何自處於一個越來越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所受的衝擊肯定不小。

另外，對新加坡人民來說，儘管“中國的崛起​​”作為一種領導人戰略論述中常出現的語言，或作為媒體輿論，不完全新鮮或陌生，但能真正感受到“中國因素”在生活中扮演的作用，卻可能是近幾年的事。

我們開始意識到不少朋友在中國工作，或三不五時身邊的人就會提及中國的這項新產品新應用新發明等。除此之外，在娛樂領域裡，中國文化軟實力開始發揮作用，《中國好聲音》等音樂真人選秀節目，成了本地藝人展現實力的平台，中國電影市場赶超美國的勁頭正猛。想像中國，變成一種近乎日常的練習，滲入民間的“中國崛起”論，可能產生我們所無法預知的影響與效果。

在世界地緣格局存在許多不穩定因素的大背景下，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最近在一場經濟論壇上有關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演講，也讓人看到新加坡領導人與外交官如何在宏觀層面，思考我國在變化中的定位。尚穆根指出，一帶一路並不會取代現有建立在貿易自由上的國際秩序，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仍能在世界舞台上發揮重要作用，但不能迎合大國而影響自身身份和利益，否則將難以長久維持國家的主權和自主。

儘管是外交立場聲明，尚穆根的話對人民如何思考中國，也算提供了一種指引。換一個角度來看，新加坡人如今對中國態度上模糊，不一味迎合與讚美，卻為取得實際利益和建立有益關係積極去了解，未嘗不是經過調整後所找到的一種舒服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