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突然面臨責任問題時，通常第一反應不是去擔起來解決，而是推給某個弱勢無法辯駁的個體，或者看似某些稍微有關聯的因素。工作職場如此，社會環境亦復如此。

舉雪隧火燒車事故來說，媒體輿論將人命傷亡之悲劇，歸咎於隧道內速限提升所致。然而該事故係小貨卡爆胎後，引發後行車輛連環撞擊，與速限提升是否有直接必然之因果關係，不無疑問。當然，可以說因為速限提升，車輛運行中輪胎熱度隨之飆高，因此爆胎的可能性相對增加。以此反面推論，假設雪隧內速限降低，是否即可降低意外事故發生機率？

現在流行民粹思想，儘管政府機關已進行過各種速限提升影響層面調查報告，但遇到國會及輿論非科學性質疑時，仍不得不讓步，實非科學實證治國之道。

又如純粹飲酒不能安全駕駛案件，每當媒體炒作一次，國會議員亮相配合，刑度罰金便往上加重，對於人民經濟能力是否均負擔得起，全台各監獄是否已人滿為患，甚至地域特殊民族文化之考量等因素，似乎均未予以考量。反正修法三讀途徑最便捷，又可贏得民意贊同，只要將忽略社會教化之責任往酒駕被告身上推，一切都可迎刃而解。

飲酒後不得駕駛，以免危害大眾生命，是普世共同價值，一旦觸犯必予處罰，也是理所當然之事。但是否要將人民逼到退無可退之境地，剝奪弱勢者生存經濟，似乎也需要全面性調查全台各縣市不同地域環境的差異及特殊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政府是否也要考量台灣菸酒公司及金酒公司的酒類促銷活動之合法性，不然一方面促銷酒類產品，另一方面卻在法律上加重處罰人民，實在是說不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