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起來，其實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對國民黨不滿，特別是藍營選民對國民黨不滿。不滿之處為何？綠營選民的不滿就不必討論了，因為不管國民黨怎麼做，他們都不可能滿，所以就檢討藍營的部份即可。
- 景氣衰退問題：過去幾年經濟成長不振，平均薪資所得不進反退。雖然藍營選民普遍相信國民黨較能處理經濟議題，也對國民黨寄予厚望，國民黨也努力地想方設法，但台灣的經濟就是拉不起來。這不能完全怪政府，國際經濟情勢是主因，但是輿論的批評聲浪很大，沒有數據反駁，國民黨只得承擔責任。說真的，我真的不相信國內有那位經濟學家能為我們的經濟成長找出特效藥，馬政府也延攬了國內兩位經濟學院士入閣了，可是很無奈，經濟就是沒解。
- 公平分配問題：雖然這不是個定理，但經濟成長與公平分配幾乎是不可能同時兼顧的。打個粗淺的比喻，如果你開一家公司，你想要賺大錢，你一定會把大部份的資源交給最有能力最聰明的人去使用，這樣一來，能力平庸的人自然無法有什麼作為，所得也不可能與能力強者相提並論。同理，經濟成長自然是對能力強者有利，分配不均無可避免。這幾年隨著金融海嘯而來的公平問題浮上檯面，在各國都引起社會問題，台灣沒有例外。這個問題與景氣衰退問題形成政府的兩難，想要符合民意，推行公平稅制，又怕傷害了企業投資意願，危及經濟成長。更弔詭的是，連政府要推行政所稅，都引起強烈反彈，罵聲一片。這政所稅不是大家要的公平正義之一嗎？有所得不就要繳稅嗎？這個問題大概就像前一個問題一樣，短期內看不到解決之道。說真的，國內的經濟學家似乎都不在乎台灣問題，一個「經濟有成長，但平均薪資為何不成長」的問題，已經提出好幾年了，可是國內的經濟學家好像還沒有提出任何一個有說服力的解釋。連病因都不清楚，如何開藥？
- 中國政策問題：國民黨是信奉主流經濟學思想，強調國際貿易與自由市場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中國大陸是台灣最鄰近的大市場，沒有理由不做大陸生意。所以馬政府上任之後，改善兩岸關係，排除政治障礙，增進兩岸貿易。這些路線雖然在學理上無誤，實際上也有成效，但是因為國際大環境不佳，效果打了折，再加上輿論普遍認為，開放只利財團，無益庶民 (這是前述的分配問題)。部份服務出版業者，為了迴避競爭，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大力反對服貿，結果引發太陽花事件。最近又有頂新魏家醜案 (這是後述食安問題)，使台商形象惡化。這些事件總結，導致馬政府的中國政策引起質疑，連泛藍選民都不能全部買單。引申出來的是，馬政府的國際化自由化政策，如自經區，看來在未來都無法獲得半數選民支持。例如前閣員朱敬一，就不斷在媒體發文，質疑馬政府的國際化自由化政策，甚至出言侮辱支持國際化自由化的(部份)學者及官員，說他們是芝加哥學派的鸚鵡。可是細觀朱敬一的評論，朱似乎主張，我們要選自己的強項來開放，如果我們是弱者，開放是自找死路。這種論調乍聽之下似乎言之成理，但其實正是保護主義的老調。我們的經濟學院士都把保護主義從靈骨塔裡迎出來了，保護主義的幽靈大概會伴隨我們好一陣子吧。
- 國教食安問題：這個問題可謂不分藍綠。國教問題是制度設計瑕疵，馬政府搞了個問題叢生的升學制度，咎由自取，自食惡果。食安問題接連不斷，也應歸咎政失能，反應遲鈍。雖然綠營的地方政府也該負相當責任，但中央政府指揮失靈，是民眾普遍的觀感。至此為止，是馬政府慘敗的最後一根稻草，因為許多泛藍選民也離心了。
總結而言，雖然泛藍選民大致上還是認為，為了永續的長遠發展，台灣應走國際化與自由化，但是在分配公平的問題上失望，又加上內政上的紊亂，引發對現有路線的反省，終究決定放手讓馬政府慘敗。國民黨如果要為2016留有一絲生機，或說為自由經濟路線留有一條活命，我認為老馬應該做兩件事：
- 立刻找來黨內大員，如朱立倫、胡、郝等，商議黨務及未來應變計劃，然後辭去黨主席。現在只有辭去主席，才能有止血的可能。一個再好的投手，被打爆的時候，就該立刻退場。惟有如此，才能止血。
- 專心推動公平分配的政策。雖然我認為眼前的台灣，經濟成長應優先於公平分配，但台灣的民意已成，就是要公平。政府必須接受現實，做適度妥協，否則政權就必然交給綠營，原有的開放自由路線就要做更大轉彎，恐非台灣之福。所以馬政府在殘存的一年左右期間，必須以推動公平分配為首要施政目標，在稅制上做顯著改革，如遺贈稅，累進稅，地價房價的平抑等。馬英九的歷史定位不如國民黨的政權重要，國民黨的政權更不如台灣發展的路線重要。如果國際化自由化是台灣長遠發展之計，馬政府要努力保住這條路線的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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