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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9/16 10:49:17瀏覽1156｜回應8｜推薦31 | |
讀《清教徒的禮物》有感 當今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關稅常成為頭號新聞，談的多是要課多少貨物稅，預測誰輸誰贏，或是川普總統乃商人出身，唯利是圖。卻鮮見媒體探討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運作的緣由，或是其企業管理，乃至社會文化，價值原則的底蘊是什麼？ 要探究這些，也許《清教徒的禮物》(The Puritan Gift)一書能給予些許答案。 《清教徒的禮物》，看書名，會以為是講基督信仰，其實是溯究美國的企業管理文化。作者是兩個英國兄弟，哥哥是機械工程師，也在歐美日本多國的企業管理領域工作多年，弟弟是語言學家和投資銀行家。書的副標題是：《在全球金融動亂裡重申美國夢想》(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idst Global Financial Chaos)，所以在2007年推薦它為十大好書之一的乃是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英國的清教徒運動始於十六世紀中期，是一群基督徒不滿脫離天主教的英國國教在運作上依然保留一些空泛禮儀，他們追求信仰回歸聖經教導，清除繁文縟節，生活力求自律，謙和，勤勉，誠實的活在上帝面前。 清教徒也認同加爾文說的：「世界就是我們的修道院」，依此，他們認為每個人的職業就是他的天職，是上帝對他的呼召(calling)，在世上的工作是上帝的安排，藉此體驗上帝的同在，使用上帝給予的恩賜才幹造福社會，而忠心職守也是對上帝的敬拜。 有些受到英國國教迫害的，屬於清教徒支派的天路客信徒(Pilgrims)於1620年搭「五月花號」，渡過大西洋來美洲時，原本也是要前往已經是殖民地的維吉尼亞州，但他們和早先去到那裡的人不同。 早去的人是帶著英國皇家的許可，到美洲追求財富，為英國出資的股東謀利潤。他們多半是男丁，隻身前往，打算撈到財富就回國。天路客信徒是要逃離逼迫，破釜沈舟，舉家越洋。希望將信仰落實於生活各層面，而不受政治或國教所干預。 天意藉著暴風將他們吹離航道，去到一個新地方。船上有些非天路客信徒的人起來抗爭，為了避免日後麻煩，大家在未上岸前，討論和決議設立管理機制，於是41個男丁(婦女尚無議事權利)共同簽署了「五月花號公約」((Mayflower Compact， 原名稱是普利茅斯聯合協議。) 這個公約算是多數表決議成的範例，也是一份眾人在上帝面前締結的社會契約，因為公約首句就是「奉上帝之名，阿們 」(IN THE NAME OF GOD,AMEN…)。公約裡還提到：「在上帝和彼此面前，我們這些在場者共同莊嚴立誓簽約，自願結合成一個公民治理團體。。。」(do by these presents, solemnly and mutually,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one another, covenant and combine ourselves together into a civil body politic…)。 「五月花號公約」是一份個人自動同意接受管理的協議，奠定了新大陸的自治和法制基礎，也播下公民意識的種籽；此後，陸續來到麻塞諸塞州和其他相鄰的地區，例如羅德島州，賓夕法尼亞州的殖民者，也都制定類似的治理契約，這些文件為一百多年之後美國的「獨立宣言」，譜下前奏曲。 當年的那41個人絕對無法意識到，他們的作為對美國產生的意義。他們的本意是要按照上帝旨意，創建一個不同於歐洲君主與封建制度的自治社會，其核心理念是，政府乃是基於被管理者同意而產生，且在位者要依既定法規治理。 那群天路客，或後續在約翰溫思羅普（John Winthrop）帶領殖民的清教徒的生命理念，不只行於政治體系，也體現於生活其他層面，企業管理就是其中之一。 《清教徒的禮物》，作者們就是從1630年代之後清教徒殖民美洲的角度去探究和分析美國的企業特質。他們認為清教徒精神包含四個要素：第一，建造山上之城，並將此信念拓展到地極；「山上之城」(City on the Hill)，這個信念取自馬太福音第五章，耶穌教導跟隨祂的人如同世上的光，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第二，熱愛親力勞作的技工生活；第三，尊重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第四，重視健全的組織管理。 清教徒視職業為上帝的呼召，行業無分高下，都是神聖的，都應該戮力而為。因此經營企業要賺錢乃是當然，但賺取金錢不是目的，乃是使用上帝賜予之才幹的結果；不認真使用才能，營收不良，就像是耶穌講的，是惡而懶惰的僕人。 再者，企業如何使用金錢乃是盡管家的責任。清教徒生活節約、自律，不貪圖個人奢華享受。因此賺取金錢為的是轉投資，擴展企業；或是捐贈、回饋社會，造福更多人。 清教徒信靠上帝，重視誠信，也祈願眾人皆如此。但他們不是天真無知，他們深切明白人在罪性裡的軟弱，所以企業往來的書寫契約乃是重要文件，雙方都需要尊重並信守彼此同意的條款。 此外，開拓殖民地，每個人都需要親手勞作。一些歐洲貴族士紳不屑而為，看為低賤的工作，在殖民地，大家無分地位，都需要參與。 人手缺乏，為了提升工作效率和產能，也激發那些清教徒拓荒者研發新的技藝和機器。生產線的成立，使得製造業更為蓬勃。這種熱愛新創科技的精神一直持續至今。研創過程固然辛苦，卻讓人享受嘗試與更新的過程，也尊重他人的如此而行。 清教徒披荊斬棘，互相協助，共創群體福址。這樣的精神持續於歷代的童子軍組織、社區服務、和慈善機構。而要讓群體利益增長，良好的組織管理也是必要的。 《清教徒的禮物》的作者認為，延續當初清教徒管理精神的公司，中高階層的管理者多半是從基層做起。他們深諳具體的生產過程，一個環節出問題，他們知道如何改善。更重要的是，決策階層乃是集結一群有經驗的人，而不是全委任一個專家型的執行長。 這樣的企業文化帶動美國在科技、製造、研發都立於世界龍頭的地位。可惜到二次大戰之後，雖然德國、日本轉而效仿，使用美國原有的管理機制，美國企業卻逐漸接受新泰勒主義學說，轉而任用有MBA學位的人擔任經理職務。 這些所謂的管理專家非從基層做起，不懂與內部員工溝通，只是依靠統計數據來制定公司策略，迎合股東權益，而非看重公司、工廠員工的福址。在他們的管理之下，不賺錢，只花錢的，例如研發、客服部門，就必須撤減；或是外包。作者稱這是美國企業界的蝗災歲月(The Years that the Locust Ate)。 我家先生服務於GE飛機引擎製造廠就是正逢這樣的管理機制。公司的CEO制定一個高標準的年度營收目標，每半年、一年下令裁減一定比例的員工。他在任時，公司股票直線上升，公司最賺錢的是融資貸款的金融部門(GE Capital)。GE本是製造業起家，卻去大搞金融，可見其好賺程度；但他的作法也讓GE各工廠員工士氣極其低落。 這樣的急功近利手段拖垮美國的製造企業。過去三十多年，AT&T，IBM，GE，GM，惠普，波音，可口可樂等大小企業，都為此付出慘重代價，直到二十世紀末，企業界才開始覺醒，恢復小組共治的高層管理，提高研發預算，明白是製造業，而非金融貸款，才是踏實之道。 當然，《清教徒的禮物》作者敘述的只是一個概括綱絡，我認同他們寫的清教徒精神延續出來的管理文化，但對於日本企業管理的成果歸諸於美國戰後的統管影響則有些不同意。日本民族的特性應該也佔很大因素才對。 我和大兒子討論此書。他在任職的食品公司(創辦於1856年)，是從製造基層做起，如今任總部的中階經理職務。他也同意我的觀點，企業管理的繁複遠不只如此。 我另外領悟的是，追根究底，清教徒當初遠渡重洋來到美洲，不是為追求財富，不是要建立良好的企業管理機制，不是為發展創新科技。他們是先尋求上帝的國和祂的義，帶著敬畏上帝，服從上帝的心志，使用祂所託付的才能、智慧、知識，盡到忠心良善的管家職責。以上那些成果只是這過程的副產品。 但是當企業決策受貪財之心驅導，以自利為目標，就變成敬拜金錢，遠離上帝；此路徑導致的落敗也是必然的。 然而即使在那些蝗蟲成災的年日，清教徒的原本心志依然蒙紀念，他們的精神仿佛從大川轉為洑流，卻依然與源頭接連著，繼續流淌，伺機再顯。 如今美國製造業回流，美中貿易交鋒，也許本質和價值觀上相異的實際情況不是只在經貿層面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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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情隨筆｜心情日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