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24  The lost art of editing by Alex Clark
百道出版研究院/吳靜編譯

以前那種手拿紅筆、仔細審讀手稿、對文字癡迷的編輯形象，是否已經讓位給只會出版最新暢銷書的企業家形象了？現代出版正走向大型聯合企業，更注重銷售和行銷活動，更注重在零售市場的有效供應。這些年來，幾乎只要人們一預測圖書將要消亡，在出版業就流傳說圖書不再像以前那樣進行細緻的編輯加工了。

翻翻最近發行的英國《私家偵探》雜誌（Private Eye），你會發現一些「書蟲」。「書與書人」欄目的匿名作者透過對本季新書的差評盡情地表達著他們的喜怒哀樂。即便讀者把注意力放在了這些差評上，被提名的作者無疑只會聳聳肩或做個鬼臉，特別是在現在連誇讚的書評都沒人理會的時候。「書蟲們」對那些沒有進行大肆宣傳的作品的作者也頗有微詞：「不止是作者在讀這些文字時會感到難過，他們也應該感到難過，如果這些書評是對的話，編輯也該負有責任，他們太懶惰、太膽怯，或者太不注意了。但是這些差評能刺痛編輯們反省自己該做好編輯工作嗎？」

編輯們是該做編輯工作，這是當然的。他們還做些什麼？為什麼《私家偵探》雜誌在指出一些作者問題時要靠這些幕後勞力，然後又指責他們無能呢？答案在於不斷變化的出版業中編輯角色的轉變，以及讀者不斷改變的期望。

去年9月底的一天晚上，我準備在倫敦的南岸中心舞臺上採訪喬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探討他的新小說《自由》（Freedom）。我一遍又一遍緊張地研究著提問提綱，在我還在準備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就在那天下午，法蘭岑在錄製BBC電視節目時發現他小說的英國版還有一些錯誤，之前他以為這些錯誤已經在印製之前就改正了。換句話說，眼前堆在大廳的小說新 書，以及上萬冊送去書店的書都有差錯，法蘭岑或他的出版商可不想要看到這種情況。在南岸中心的演播室裡，很震驚但又試圖保持冷靜的法蘭岑準備告訴觀眾以及全體讀者這一不幸事件，並希望他們能等待購買修訂後的版本。當他這樣向公眾宣布後，就像在很多文學活動中發生的不平常時刻那樣，人群中傳來震驚的吸氣聲，隨之而來的是一片緊張的沉默氣氛。

這件事就像一部小說裡的情節，對報紙記者來說卻是絕好的標題素材。不止是法蘭岑之前的作品都被標注為「修訂版」，這本小說的美國版也遇到了類似的窘困。在一大堆諷刺的話中，《自由》的其中一章標題竟被改為「錯誤已修訂」。但這件事使我們關注起我們與文學文本之間的奇妙關係，關注我們賦予文學文本的權威性，關注圖書或多或少都是作者與出版商共同合作的結果，這一事實明擺著但有時並不為人所知。法蘭岑和他的出版商有了一次可怕的難得經歷，但並不乏有趣的連帶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內都閱讀了《自由》的修訂版，並沒再發現任何錯誤，不論是簡單的斷字錯誤或是語氣上的錯誤用詞，都沒有發現。儘管有了這場《自由》的錯誤風波，但這件事實際上給日常的出版工作、銷售工作以及寫作工作本身沒有帶來多少影響。法蘭岑作為當今文壇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對其作品仍然投入了非同一般的心血和資金。

問題是剩下的時間裡都發生了什麼？除了惹人厭的小錯誤，當一個作家的傑作進入到出版生產鏈後，什麼樣的命運會降臨？這些年來，幾乎只要人們一預測圖書將要消亡，在出版業就流傳說圖書不再像以前那樣進行編輯加工了，無論是大刪大改，如情節、角色或語調的重新設置，還是小細節上的改動，如歷史事實或地理位置的準確性，都不再進行編輯了。做書所投入的時間和努力被預算和人員編制給壓縮了，現代出版正走向大型聯合企業，更注重銷售和行銷活動，更注重在零售市場的有效供應，即以較少的圖書賣出更大的銷量。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問題是以前那種手拿紅筆、仔細審讀手稿、對文字癡迷的編輯形象，是否已經讓位給只會出版最新暢銷書的企業家形象了。

這不是一個新話題。2005年，布萊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就此寫過一篇長文章，他指出，儘管在「協助作者修改」與「過度編輯」之間總是界線不清，但編輯對寫作與出版業來說至關重要。「成書時，」他總結說，「作者必定會得到榮譽。但如果沒有了編輯工作，正如現在的情況，那將沒有哪本書值得享有這分榮譽了。」

去年我擔任BBC第2頻道關於新興小說家的《文化秀》節目的編委時，讀了很多書。我也經歷了2003年編輯《英國最佳青年小說家》時類似的過程。閱讀新人作品常常是真正令人興奮的經歷。但同時也能讀到很多不足之處。引發人思考的問題來自於這些手稿：為什麼沒有人和作者一起坐下來並指出作品哪裡還不夠好呢？ 為什麼沒有用紅筆標出老掉牙的用詞，或者不合適的角色，或者不禁推敲的對話呢？有時候，為什麼就是沒有人站出來說一句「這根本就沒有寫好，永遠都不能完稿」呢？

如果你讓別人知道你對編輯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感興趣，那有很多想分享他們想法的人可以去請教。鑒於出版業的繁瑣和不穩定的性質，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分享。人們談論削減預算，這越來越成為圖書出版的核心問題。人們還談論時間上的壓力，他們只能在每日工作計畫的空檔找時間進行細緻且耗費精力的編輯工作，而不以編輯工作為主要任務了。一位自由職業編輯跟我說：「大的出版公司過去都有專門的文字編輯和校對部門。現在只有一個出版人和一個編輯在做所有出版的事情。」她注意到，現在有些編輯更願意收到差不多不用改動就能出版的書稿。從她個人經驗來看，她也發現作者在早期對建議接受的心態更加開放，而到後期就不是這樣了。人們會認為情況一直都是這樣，但她卻說有很好暢銷記錄的作者現在變得更加強勢，而他們的編輯更加弱勢。「無論是文學獎項獲得者還是大眾圖書的暢銷書作者，很容易想像這些有著很大銷售影響力的作者會認為他們的作品可以免於編輯的小修小補。」

其他人在思考關於文本本身正在改變的性質以及讀者的期待和需求問題。大部分讀者在買到一本書後發現其中的拼寫、語法和事實錯誤時感到憤怒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會感到其他一些因素更為重要。鑒於各種用戶生成內容的傳播和即時得到滿足的需求，速度和經濟上的考慮常常先於細心和品質的考慮就不奇怪了。

這也許也改變了我們對於創新的想法。英國敦提大學創意寫作教授兼小說家柯爾斯蒂．岡恩（Kirsty Gunn）擔心出版業在更具有協作性方面走了歪路。他說：「在我看來，認為一部文學作品可以被某個委員會創造出來是一個邪惡的妄想。沒有完稿就發出去的想法一直讓我感到震驚。和你尊敬的人一起坐下來從事創作，再談談天，與將一部作品發送出去就認為我們是在一起工作了，這兩者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

岡恩的這種擔心與一種廣為流傳的看法一致，這種看法認為出版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熱衷於猜測他們的讀者群，熱衷於創造一種被清晰界定的產品以便能被挑剔的零售商選中。

經紀人大衛．米勒是羅格斯，科勒瑞治和懷特（Rogers, Coleridge & White）公司的經理，他的客戶包括尼古拉．巴克、凱特．薩默斯凱爾以及維多利亞．希斯洛普。他回憶起他向一位外交官解釋他的工作的情境。那位外交官過了一會兒說：「你的意思是你在娛樂行業中非常小的一塊地方管點錢？」米勒講這個故事時笑了，同時他也很清楚出版業在這個擁擠的市場裡競爭所必須付出的努力。不止他一人有這種看法。他同時相信出版行業是那種永遠居安思危的行業。所以出版業需要做的就是要高屋建瓴地展示出它的價值：「在數位出版讓很多人認為作者可以直接走向觀眾的時代，出版商再解釋什麼都是多餘的。而從本質上講，他們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無形的。」

米勒近來有理由從另一角度來檢驗編輯的作用：三月，他將出版一本短篇小說《今天》（Today），小說受到了他對約瑟夫．康拉德工作和生活的啟發。他一直認為書稿會草草地儘快走完出版流程，但真實的經歷卻與這想法並不一致。他在獨立大西洋圖書公司的編輯拉維．米爾查達尼對他寄去的3.2萬字手稿回覆了一封長達20多頁的編輯信。米勒說「信中充滿了絕佳的建議」，從年代錯誤、前後不一致到不恰當的語言運用。他採納了大概80%的修改建議，然後再交給這位「優異」的文字編輯，並在接下來的四次校對中完善了書稿。「我完全被整個出版過程給鼓舞了，」他說。「我完全明白了為什麼一本書從代理到出版商再到書店再到讀者手中需要花這麼長的時間了。我想有我這種疑問的人不在少數。」

事實上許多作家都稱讚他們的編輯。新近出版了《We Had It So Good》的布克獎入圍小說家琳達．格蘭特對倫尼．古丁斯對角色和結構的建議頗有好評。古丁斯是潑辣女性出版社備受推崇的出版人。當我與古丁斯談到編輯時，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即對她來說，編輯過程使得「實際評估」（如角色是不是有一個充分的描寫和可信的背後故事）與「允許釋放更多的情感與直覺反應」相結合。她說：「最重要的是找出作者認為他們想要做的事。」其他受到高度好評的編輯還有很多人，包括喬納森．凱普（Jonathan Cape）出版公司的丹．佛蘭克林和羅賓．羅伯遜、維京出版社的瑪麗．芒特、格蘭塔（Granta）出版社的薩拉．霍洛威、Fourth Estate出版社的尼古拉斯．皮爾遜、查特與溫達斯出版公司的珍妮．厄格洛、哈米什．漢密爾頓（Hamish Hamilton）公司的西蒙．普羅瑟，以及費伯出版社的尼爾．貝爾頓。很明顯，這些出版專業人士身上的承諾和熱情，無論在大型跨國出版企業還是小型獨立出版公司中都存在。

彼得．施特勞斯在出版業有過很多經歷。2002年他離開了麥克米倫出版社，到羅格斯，科勒瑞治和懷特公司擔任代理人。他在麥克米倫的鬥牛士（Picador）出版公司做了12年的出版人，負責全公司的大眾成人出版。他現在代理的作家包括凱特．阿特金森（Kate Atkinson），唐．帕特森（Don Paterson），亞歷山大．馬斯特（Alexander Masters），卡洛爾．安．杜菲（Carol Ann Duffy）以及科爾姆．托賓（Colm Tóibín）。在出版界，他被認為是一位充滿激情的追尋新作品的皈依者，他同時還是一位熱情的藏書家，對於出版業的問題十分清楚，他是出版歷史的忠誠捍衛者。

所以，他對於一些編輯生涯所面臨的挑戰有著更敏銳的認識。他對我說：「在這個行業一旦作者有了名氣，各種力量就會隨之參與進來。銷售部、市場部和行銷部都想儘快出版作者的下一本書，這本未出之書會在預算和圖書預告裡占得一席之地。」他記起在鬥牛士出版工作時的一個例子，海倫．菲爾丁在《碧姬．瓊斯日記》大賣之後又交了第二本書稿，編輯團隊和菲爾丁本人都沒日沒夜地修改書稿，而在其他正常情況下，同樣的工作量可能會有更多的時間來完成，施特勞斯說。

他自信地認為出版業現在和以前一樣仍有許多優秀的編輯，但也指出「有趣的事是看編輯在出版社仍有著20年前的那種影響力，還是出版社已經被銷售和行銷主導了」。他說，人們總是眼不見心不煩，特別是對那些已經有了早期成功作品的作者，或者那些有著饑渴讀者群的作者。保持書店貨架的穩定和充足供應是件好事。他說「現在是一個瘋狂的市場」。不斷增強的出版全球化意味著編輯會同時被多個不同方向的影響力所牽引，因為不同地區的編輯們都希望獲得他們的話語權。

山姆．利思是一名記者，3月由布魯姆斯伯里公司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說《The Coincidence Engine》，並剛入選水石書店的11本最佳年度處女作小說。他形容自己對他的出版商麥可．菲什威克（Michael Fishwick）和文字編輯「感激不盡並印象深刻」。他的文字編輯發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愚蠢錯誤」，他發現書中的一個人物從走廊進入一個房間，又從同一扇門走出去，卻到了陽臺。「我非常歡迎有人能告訴我那些我沒有想到或者很難發現的問題。除了極少數例外情況，我認為每個人都能從編輯工作中受益。如果這個編輯是一位敏感的普通讀者將更棒了。」

利思的話提醒了我們，編輯首先是熱心的讀者。近幾十年來最有名的編輯之一羅伯特．戈特利布在接受《巴黎評論》採訪時堅持認為「編輯工作就是任何好讀者的常識應用」。他長長的作者名單包括約瑟夫．海勒，約翰．勒卡雷，托尼．莫里森和約翰．契佛，他還編輯過《紐約客》。在同一篇報導中，他強烈反對「稱頌編輯」，堅持認為「編輯與一本書的關係應該隱於無形」。本身就是著名作家的戴安娜．阿西爾（Diana Athil）在她記述編輯生涯的回憶錄《Stet》裡宣稱「優秀的出版人應該『發現』作家，也許他們這樣做了。然而對我而言，卻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事實是天賦和好運將V.S.奈波爾，諾曼．梅勒和簡．里斯帶到了阿西爾面前。優秀的編輯不只是優秀的讀者。但對嚴肅文學品質的評價常常很難界定，這只是一個開始，不是可有可無的事情。

對標準降低的擔心也反映出阿西爾在《Stet》中對文字世界暗然淡去的遺憾。全球市場的需求、數位化的到來、銷售和行銷推廣的重要性不斷增強，都將傳統出 版業的面貌悄悄地改變了。除了最名利雙收的成功者以外，一般作者必須在適應新環境的同時孤獨地承受著創作生涯的壓力。他們經常被建議去參加媒體的新書發表活動，或在閱讀會和節日期間露個臉。許多人靠繁重的教學工作補貼家用。從前出版業的光景可能一去不復返了：悠長午餐的傳奇、在名不見經傳但才華橫溢的年輕作家身上的投注、煙霧繚繞的聚會和看稿情境。儘管你會感到奇怪：午餐時間如此漫長，編輯們又是如何編輯書稿的呢？

毋庸置疑，有些東西將消失，就像其他媒體正在失去的那樣。如果哪天你興致來了也並不是不可能，你在屋裡對著一本書發火，懷疑這世上是否還有人在意分詞的使用，或者在意that和which的區別，又或者whose是一個關係代名詞的事實。也可能經常發現頁數薄的作品簡潔易讀，而大部頭作品卻塞滿了不相關的材料。要成為被行業稱為「大閱讀量讀者」的相關經驗也改變了。無論在實體店還是網上書店，購買一本書成了一次特價和優惠的旅程，這些設置都只為讓你買更 多，而不是更好地買。購買電子書的情況是，零售商的首要目標是賣給你一個設備，設備裡海量的打折圖書就是誘餌。要找出你想要什麼書的情形也改變了。儘管還有很多高品質的文學評論，但毫無疑問，人們不再專注對詞句的分析，而轉向對簡單情節的列舉並迅速做出好壞的評價。如果這些非本質因素與編輯水準不直接相關的話，那它們肯定是圖書商品化程度的某種指標。文字還是關鍵，但已不再是唯一的關鍵了。

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嚴肅文學的創作，無論作者與編輯的合作程度如何，都是極大的腦力和審美努力的結果。如果它縮水到只是紙張上或螢幕上的一系列敍事，如果它只被看作是獵取情節的眾多可替代方法之一的話，那在休閒產業裡它將很快變得微不足道了。

戴安娜．阿西爾（Diana Athill）：作者，前安德烈．多伊奇（André Deutsch）出版社編輯
我看書時經常被一些本該被編輯挑出但卻沒有改正的荒謬錯誤打斷，這讓我猜想現在出版社的編輯一定已經不怎麼進行逐字逐行編輯了。我不知道這種改變這麼重要。這種編輯疏漏讓很多讀者怒不可遏，導致很難享受閱讀。對編輯細節過於大驚小怪有一點迂腐氣。但另一方面，這確實違背了我的直覺。我是經由老派方式培訓過的人，這意味著我們編輯過的文字必須是完美的。我發現現在對手稿的逐行編輯比以前遇到了更多的麻煩，我想，如果作者不想被小錯誤惹惱的話，他們應該現在自己負起這份責任。在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當了近50年的編輯，我從沒遇到過不願進行合理修改的作者，不光是對一些所有作者都必須改正的硬傷，也包括寫作上的問題。很多作者，比如簡．里斯，都是完善主義者，所以所有編輯必須做的就是挑出拼寫錯誤。我從沒奢望過提出什麼寫作改進建議。如果我們選擇了一本書，說明我們喜愛它，它總會在某些方面或細節上需要改進，但如果作者不想改，那我們也不會把文字弄亂。

卡門．卡莉爾（Carmen Callil）：作者，潑辣女性（Virago）出版社創始人，前查特與溫達斯（Chatto & Windus）出版社出版人
現在還有優秀的老派文字編輯嗎？也許沒有了，因為在過去的十年裡，出版商已將目光更多地投向如何恰當地行銷和銷售圖書上了。老派編輯很大程度上已經消失不見了，我不清楚這是否是一大損失，在我看來，銷售、行銷和設計工作上的改進和改善彌補了編輯工作。

現在，編輯工作往往外包給自由職業的文字編輯，而並不像過去那樣在社內進行。是自由編輯水準變差了嗎？我想不是的。再說，「老派」編輯真的像它宣稱的那麼棒嗎？為過去的美好時光哭泣成為寫作生活的一部分的行為無異於喝多了或對聚會和過量吸菸的偏好。作者也許懷念他們與逐字校對他們書稿的編輯之間的親密關係，而從不稱職的編輯身上省下的錢已經被很好地利用起來了。

有人說那是不是出版商應該給編外編輯付更多的稿費了？當你遇上一位真正優秀的文字編輯時，真是金子都換不來的，他們是真正的珍寶。

布雷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小說家，前《觀察家報》和《獨立星期日報》文學編輯
還在倫敦大學學院讀研究生的我那時就發現什麼才叫編輯，當時我的導師是卡爾．米勒，曾是《傾聽者》雜誌的編輯，後又成為《倫敦書評》的編輯。一學期兩次， 我們見面討論我最新的論文，幾小時後從他辦公室出來的我驚魂未定，但已下定決心下一次要寫得更好。進行編輯不僅僅是如何恰當地使用分號（儘管卡爾對此非常強調），更與內容和想法密切相關，意思就是要明目慧眼地找出由於作者過於自負或偷懶而忽略掉的明顯錯誤。著名作家納博科夫管編輯叫「過於認真的給與伯父般慈愛的禽獸」。我個人的經驗跟法蘭克．奧康納一樣，他把他的編輯威廉．麥克斯韋比作「一位好老師，不會說『跟我學』但卻會說『這就是我認為你想說的』」。 Granta出版社的比爾．布福德幫我給我的回憶錄起了書名《And When Did You Last See Your Father?》（這並非我的第一選擇），又幫我確定了第一章（最初我定為第二章了）。我之後作品的編輯，法蘭西斯．科迪、伊恩．傑克和愛麗森．撒母耳更少干預但同樣有幫助。

今天出版界仍有一些出色的編輯，但他們很難有比如麥斯威爾．珀金斯給費茲．傑拉德、海明威和湯瑪斯．沃爾夫編書時享受的那種自主權了。更不用說很難花大把時間來修改打字稿了。這往往歸咎於行銷部門的興起。出版商需要賣書，很多作者也有助於高明的宣傳。改變的情況是人們不再希望將年輕才俊培養成編輯了。編輯的使命在傳給代理公司前，是給了創意寫作課的老師，經由他們教授的碩士課程，今天新的作家主體就這樣出現了。

克雷格．雷恩（Craig Raine）：詩人，小說家，卓越（Areté）出版社編輯
1986年，已故的約翰．博多利打電話給我說有關韓佛理．卡彭特的自傳《Ezra Pound》稿子的事。我當時從費伯（Fabers）出版社請了不帶薪的一年休假，以便專心寫作。但我同意了讀韓佛理的初稿。我能看出為什麼博多利擔心，於是回到社裡和馬修．埃文斯商榷，他是那時的主席。他坐在一張整齊的書桌後面，面前是乾淨的吸墨紙，手拿他的萬寶龍水筆。「你覺得它不是太好，是這樣嗎？」我點點頭。「那我們能做些什麼？出版它還是否定這個選題？」「都不是，」我回答說，「我們編輯它。」我開始給韓佛理寫信，開頭是：「請做好準備。」接下來的三個星期左右，韓佛理每天早上都來我在牛津的家裡，我們一頁一頁地編輯他的傳記。後來他在「致謝」裡感謝了我。我還收到一張明信片，寫著：「感謝你所有的幫助。我希望你還是恨它。」

我不由得想在這裡確定兩個出版趨勢，一個在上升，一個在下降：上升的是「一旦圖書合約簽訂了，編輯工作實際上就結束了」的想法；下降的是「書稿一旦到手，編輯就要開始工作」的想法。自從20年前在費伯出版社工作以來，我一直覺得總有懶惰的編輯和強迫修改的編輯，而且永遠都會是這樣。

被《紐約客》的黛博拉．特瑞斯曼編輯稿子的經驗是超時的、十分痛苦的，但也是令人欣慰的。在大西洋（Atlantic Books）出版社，我的編輯是瑪格麗特．斯特德，她十分出色，我的文字編輯是唐娜．波佩，她還是克雷爾．托瑪林、派特．巴克、薩迪．史密斯和羅伊．福斯特的編輯。我的小說《心碎》（Hearbreak）得到《尤利西斯》的一個題詞：「一個穿雨衣的男人愛上了一個已經死去的女人」。唐娜改成：「一個穿棕色雨衣的男人愛上了一個已經死去的女人」。這體現了我典型的粗心大意和她典型的一絲不苟。我是一個幸運的人。

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小說家
編輯已經成了機械又膽小的人了。他們擔心事情會發展成什麼樣，包法利夫人的雙眼都意外地變了顏色也沒人在乎。就像維吉尼亞．伍爾夫所寫的那樣：「我所有關於燈塔的事實都是錯誤的。」因此，有一種錯誤是對的，比起死板的正確但其實是錯的要好。我也發現很多年輕編輯根本沒有可以判斷一條引文的文化資料。現在到處都變得更糟了，我們不必為圖書業感到太悲觀。圖書仍然在一條沒翻的船上的空氣艙裡。我不是線性思維，我也不在乎。我只能說我想說的，但這常常引來編輯要求「將此日文翻譯一下，謝謝」一類的情況。文字編輯已經不再是當年的那種技能了。有電腦程式幫你做這些，因為我們不再相信我們需要「人」來做這事了。我很想看到大家雖然覺得困難但仍想捲土重來的熱情。我們必須永遠都是透明的嗎？還記得當T.S.艾略特被問到「夫人，杜松子樹下臥著三隻白色豹子」這句話什麼意思時他說：「我的意思就是『夫人，杜松子樹下臥著三隻白色豹子』這個意思。」我也不清楚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但我很高興它沒有被改成「太太，灌叢裡有三隻野生動物」。我們應該合理地編輯，而且還要知道感覺並不是一切。這在小說中很明顯，但像揚．莫里斯或哈樂德．布魯姆一樣相當古怪的文體家不需要將他們的非虛構作品都變成谷歌記事本。編輯此時看起來很微不足到了。編輯是關於整體的而不是關於某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