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講兩點。第一，我生錯了時代，但沒有做錯事，就這一點來講，我沒有遺憾。第二，我大概在有生之年還看不到兩岸統一，這是小小的遺憾。不過，沒有關係，大趨勢是擋不住的，我已經知道，統一不成問題。」[1]這段話被反覆刊載或引述多次，幾乎成了台灣統左運動家陳明忠先生的定評與聲明。

    許多人憑粗淺的印象和情緒來認知日殖台灣下的人物與歷史，而這正是島內外某些政學媒勢力所刻意營造與期待的認知結構，這種結構形成輿論上的台灣外觀與台灣社會自我詮釋的基礎。然而，2019年11月21日過世的陳明忠老先生，以其親身經歷與無悔的遺言，幡然挑戰那種記憶結構的所有正從共犯，這是《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一書的價值所在。

    雖然台灣以選舉民主自詡，但恰恰是選舉政治容不下陳明忠所追求的理念。島上多數政黨仍視而不見、甚至敵視陳先生所說的「大趨勢」：或說條件不夠、無權限制下一代人的選擇，或者推出各種限制和威脅兩岸交流的法令。在這樣的氛圍中重看《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別具現實的意義。

陳明忠的留言

   根據日本駐台灣軍1937年9月1日的密件〈通過北支事變看本島人的皇民化程度〉，七七事變後一個多月內，台灣發生70餘起反日事件或言論。日殖當局承認，42年來的統治「十分令人寒心」，[2]這或許是總督府後期強力推行「皇民化」政策的一個誘因。而陳明忠便是在「皇民化」時期就讀高雄中學，卻因歧視待遇而意識到自己是個中國人，並產生初步的社會主義意識。[3]

    還有許多台灣青年到大陸投入對日抗戰，以求台灣的解放，例如同是高雄中學畢業、後來成為中共地下黨的鍾和鳴與蕭道應。[4]但這些人物和故事，都不是後來台灣社會的主流敘事和記憶；只有倖存者和少數作家的努力傳述，能讓少數人關心或記得。彷彿這個時代，仍然是陳明忠生錯了時代的時代。

    陳先生的遺言也是一種代言，他不幸生錯了時代，但有幸為其同志與同胞發聲，而留下鐵錚錚的歷史證言。2018年7月5日，陳先生留言：「祖國統一變成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應該是陳先生生前所看不到的「小小的遺憾」，與他所認知擋不住的「大趨勢」。雖然，這種遺憾或趨勢未曾寫入台灣的教科書，也無法成為台灣的義務教育或輿論主流。

    陳先生的留言有三個層面：一是祖國統一；二是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三是統一與富強相互成就。按照「兩個一百年」的計畫，是先求富，進而變強。在富強的過程中，台海兩岸統一能起到什麼作用？則取決於人們對統一的認識和方法。

    然而在《無悔》書中，陳明忠疑惑地問：「最近幾年，明明是大陸的遊客和大陸的購買團在支撐台灣的經濟，但大家不肯承認，贊成統一的人還是那麼少，我實在不知道台灣人在想什麼？」「不知道還要等待多久，台灣人才會醒悟。現在就更糟糕了，政治上的惡鬥越來越厲害，政治人物完全不考慮台灣發展的方向問題，讓人無可奈何。」[5]

    由於對統一的認識缺位，輿論在方法上就以兩岸間的「武統」、「和統」，以及島內的「統」、「獨」之論為主。其中，「武統」和「獨」的聲浪各占優勢，在兩岸輿論場上形成一種正相關係數；「和統」和「統」則分別在輿論或現實弱勢下迎難而行，成為一組還擠不上話題熱點的政治係數。

    陳明忠的困惑與無奈，反映的是台灣人對兩岸統一普遍的無感與無知，後者似乎與陳先生所認知擋不住的「大趨勢」相左？或者說，統一只能是大陸方面的一廂情願，而這又與「兩岸心靈契合的統一」有所出入？

台灣的「心理距離」

    在陳明忠過世20天後，《人民日報》刊出〈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文章。

    文章指出，大陸當局仍然「堅持寄希望于台灣人民的方針，一如既往尊重、關愛、團結和依靠台灣同胞。要擴大兩岸同胞尤其是基層民眾和青少年交流，增進相互理解，拉近心理距離。要團結台灣同胞共同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定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信念，增進台灣同胞對兩岸命運共同體的認知和對祖國和平統一的認同」。[6]

    這篇令多數台灣人無感或無知的刊文，不例外地被某些政學媒套上「統戰宣傳」的詮釋框架，而引起表面的輿論反彈。然而它至少有三個前提值得注意：

    一是它以40年來的政策一貫性為依據，並擁有大陸改革開放40年的實際成就為條件；二是超過40年來，「一個中國」的原則和氛圍在國際社會上已是日趨普遍、明朗、堅定，而不是相反；三是大陸實踐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及其制度優勢，已讓西方政治和價值感產生巨大焦慮，而具體反映在美國大張旗鼓的貿易戰、科技戰和軍備戰。

    因此，從國內外的形勢來看待劉結一主任的這篇刊文，可見適時而豐富的戰略意義。在刊文的前10天，前美國在台協會(AIT)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指出，台海兩岸的疏離已經註定沒有和平統一的可能。[7]兩相對照起來，可知大家都明白「心理距離」是兩岸能否和平統一的指標。

    台灣的「心理距離」，就是前述島內外某些政學媒勢力所刻意營造與期待的認知結構，也是陳明忠晚年的困惑與無奈所在。用王洪光的話來講，就是「現在80%的台灣青年對大陸人已經沒有同胞感」！[8]

    王將軍義憤填膺的發言內容，是任何一個觀察兩岸輿情的人都無法否認的事實；否則，島內外「務實台獨工作者」們豈不是做了多年白工？而劉主任的刊文便只是一篇無的放矢的例行公文？

    但陳明忠是一個求索解答的人，在他看來，兩岸分裂的罪惡之源是美國；而台灣藍、綠惡鬥的根本關鍵，就是雙方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9]在台灣輿論焦點的2020選舉話題上，「中國人」確實不是藍、綠雙方的主體思維；所謂「親中」、「反中」的選舉用詞，也暴露自己將中國客體化的心態。

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看問題

    這種心理結構，與兩岸的政經生態不同有關；陳明忠的解答，則是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看問題。

    以上世紀台灣的「統」、「左」分裂為例，有些認同文革的毛左派反對改革開放，認為大陸是「走資」，因此對於兩岸統一採取消極的態度，而影響了後來的左派青年；陳明忠則主張站在中國人立場來討論，他整理出的答案是「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道路」：

    比如中國和前蘇聯的革命，都是後進資本主義國家「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如此才能擺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經壓迫。其後，後進國根據自身條件集中全國的力量發展生產力，企圖在短期間內實現「原始積累」，卻又必然面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分化和打擊。

    於是，後進國被迫實行「戰備體制」，遂扭曲了社會生產基礎的積累構造，不得已將以農業剩餘轉來建設軍重工業，因而犧牲了整體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升，挫折了人民群眾生產的積極性。

    此外，「戰備體制」使得毛澤東和史達林在生產力還遠遠不如資本主義國家的時候，就過早地宣布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以過早的理想來規範滯後的現實，將計畫經濟和國有企業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指標，卻導致兩國都在生產力發展上的停滯。

    然而，鄧小平及時改弦更張，解放並發展生產力；但蘇聯則改革太晚而解體，今日俄國的實力和地位已不如中國。陳明忠總結歷史經驗，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原就是多種所有制並行發展的時期，要利用市場經濟以迅速提高生產力，這是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前提。[10]

    由陳明忠的解釋來看待兩岸政經生態的不同，可知作為社會生產力相對落後的地區，大陸為了超克資本主義先進國的圍堵、分化與打擊，必然要經過一個社會主義前夜的「特殊的過渡階段」。即經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實行具有反帝民族主義成分的資本主義生產，如此發達國內的生產力之後，才有可能進入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

    正因為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看待兩岸和世局，陳先生才理解大陸追求社會主義必然要經過「新民主主義」階段，即大陸的社會革命一定要結合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成分。[11]

    但台灣地區自國際冷戰以來的路徑就截然不同──對反共仇中陣營的美、日等國具有強烈的政經依附性，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教育、思想各方面為資本主義先進國代工，成為台灣自上世紀中葉以來的歷史路徑。

    因此，奉美、日為「現代性」上國模式的思維，就成為台灣人的集體心理和認知。即使用「中華民國」、「民主自由」、「台灣主權」等政治符號，也無法掩飾自失中國人立場後的論述虛弱與矛盾。

    例如陳明忠的反問：美國保護下的「中華民國」，與日本保護下的「滿州國」有何不同？當「中華民國」還擁有聯合國的中國席位時，它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主權國家嗎？分裂中國這種蔣介石都不肯幹的事情，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或任何中國領導人幹得出來嗎？[12]

    陳先生並指出，台灣在「一國兩制」下的國際空間比現在還大得多，只是台灣兩黨蓄意欺騙人民而拒絕罷了。[13]

信息不足的民主

    90年前出生於日據下台灣高雄的陳明忠，其中國懷抱與認同是從自身的痛苦經驗出發，與文革時期才接觸到社會主義的台灣左派青年有所不同，更與當前只有兩黨「民主自由」價值觀的一般台灣人不同。

    固然，大陸在文革時期以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被視為革命的挫敗，且在改革開放初期也不得不走過代工與世界工廠的階段。但一方面因為先前的軍重工基礎成為日後產業升級的憑藉，另一方面，大陸始終堅持自力更生的民族立場，這就讓大陸在改開40年而生產力趕超資本主義先進國之後，能全面恢復做為中國人的道路、制度、文化與人格的自信。

    陳明忠說，大陸基於自身條件，通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人民民主專政和市場經濟，是朝向社會主義的道路。[14]這種超越資本主義民主的嘗試，原就超過依附型民主教徒的認識格局；何況將中國客體化以後的台灣人，既無法在反帝民族主義的頻道上與大陸共鳴，也無法在更高的世界主義或天下觀層次上站住立場。

    於是，台灣政學媒慣用西方的「民主」當鎮靜劑，因為依附在資本主義先進國的「民主」，已經是台灣人集體對於天堂的想像極限。以這樣的「心理距離」，卻聽聞台灣政客要求大陸先實現自己認識所及的「民主」才能拉近彼此，恐怕是一則夏蟲語冰的笑話。 

    試看為了2020年選舉，台灣兩黨鬧出的醜聞，以及民主悖論的政治廣告或立法，反證了選舉民主的侷限性。但這就是一般台灣人的真實生活──失卻中國立場的生活情境和認識格局，被政客用「拒統反中」操控著亡國情緒和思維。即使像新黨那樣聲稱統派的政黨，也不得不支持在2020選舉中「堅拒一國兩制」的國民黨參選人。

    值得注意的是，陳明忠承認，兩岸分斷體制使得島內的大陸信息不足，連香港鳳凰衛視台也不便收看，所以台灣統派對於大陸的情況還不夠了解。且陳先生本人的知識背景是日本教育，歷史因素造成他的知識語言是日文，他只能通過日本左派的書籍來重新認識中國。[15]

    那麼，在台灣連贊成統一的人尚且對大陸的認識不足，連陳明忠這樣認同並投入中國革命洪流的台灣人，尚且只能間接而曲折地重新認識中國，甚至曾在繫獄期間讀到關於大陸文革的傷痕文學而萌生過死意；[16]則在反共仇中「島國體制」下認知大陸的一般台灣人，其對統一無感無知或反對，也就是兩岸長期分斷的必然後果。

    其實陳先生的中國人認同並沒有實地的大陸經驗為背景，而且是在日據台灣的「皇民化」時期形成。況且，殖民地遺留在陳明忠身上的印記也不少，例如日語、日文詩歌，以及學校和學生兵的經驗。然而，陳明忠卻能在思想和人格上拒絕日本殖民的馴化。

不屈不撓的人格

    在讀初中的時候，陳明忠受到民族主義的啟發，知道自己是中國人而瞧不起皇民化的台灣人。同時，在陳先生視皇民化台灣人為「三腳仔」時，還能自覺到家裡的佃農也同樣對自己那麼恭順。他意識到自己彷彿日本殖民者，成了壓迫者甚至歧視者的角色，由此而產生反對壓迫的社會主義意識。[17]

    覺悟反映人格，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是陳明忠超克殖民地遺留與反共意識形態、拒絕「歷史低能」覆蓋其人格的武器──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張方遠說，港、台兩地正處在「歷史低能」的狀態。從陳明忠這面鏡子來照看港、台兩地，可知中國人立場的缺位，就是這種「歷史低能」的淵源。

    然而陳先生的中國人立場是超越選舉政治、超越國共對立、超越兩岸隔閡、超越中外矛盾、為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而堅定的信念。所以他說：「如果大家放寬胸懷，重新復歸中國人的認同，那路子寬得很，還有什麼好鬥呢？」[18]

    基於這種認識和胸襟，陳明忠在2005年的二二八紀念日前夕對國民黨主席連戰說，台灣內部族群問題的根源是國共內戰，國民黨及連戰應負起歷史責任和義務，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締結兩岸和平協定。[19]陳先生這種信念，與1949年因為反對內戰與外力的〈和平宣言〉而入獄12年的楊逵，[20]是同一個歷史脈絡。

    為此，同受過國民黨政治刑求的難友王子煃則因此曾與陳先生絕交，認為他不應該幫助國民黨。[21]況且陳明忠夫婦都曾因為選擇共產黨，而被國民黨迫害得家破人亡。

    陳先生二次入獄時，先經過六天五夜的車輪式審問；再經過五天五夜的刑求，八個人刑求他一個，夾手指、灌辣椒水、通電、灌汽油、坐老虎凳、牙籤插入指甲、鋼絲條抽打到脊椎錯位、……；然後是五天五夜的另一輪刑求；再然後是另一輪五天五夜的刑求。期間，陳先生的領悟就是：「我不過是生錯了時代，才會遭遇到這樣的痛苦，但我並沒有走錯路。」[22]

    由於這種堅定的立場和清醒的認知，陳明忠挺過國民黨的刑求後，又反過來教育國民黨。為人類、為中國人、為兩岸、為台灣，陳明忠義無反顧。

    對陳明忠這一類人，台灣社會的腳步趕不上他，就只能用監獄和遺忘來對待他們。一如任何人想要踰越「民主自由」去探問壁壘外的光景，就用「反共」、「反滲透」等政治戒嚴來伺候他們。於是記憶白癡化，成為一個普通台灣人最安全的「民主自由」。

「奉公守法的順民」

    成年後的陳明忠曾經對自己的父親說：「你政治上是白癡，日本時代覺得日本人對，光復後覺得國民黨對。」[23]

    雖然陳明忠生前有感於大陸近年來強調中華文化復興，而十分遺憾自己沒有機會好好學習中文，無法通過中國文化來思考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現。[24]但從國民黨在台灣光復後帶來中華文化教育，到如今藍、綠雙方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情況，可見陳先生當年的遠見。

    台灣自上世紀90年代的冷戰結構結束之後，其原來對美、日的依附性開始產生政經分裂：經濟上逐漸依賴大陸卻又早已自失中國人的立場，只好在政治上用「民主自由」來掩飾自身的棄嬰焦慮。「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這種冷戰依附性的分裂，將許多人導向認同分裂，也導致可悲的政治局面。 

    因此，與其說台灣當局以《反滲透法》張開一道反民主的兩岸之牆，[25]不如說是許多台灣人心中從未或無從翻閱高牆外的民主光景。《反滲透法》其實是台灣當局面對「大趨勢」的反映，也就是面對陳先生所說「統一不成問題」的問題。而所謂「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的遁辭，已被這個全新體驗的戒嚴傳統打臉。

    陳明忠說，假如人生再來一次，他還是會選擇同樣的路。「亂世的人本來就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我不過是生錯了時代，並沒有走錯了路。」[26]換句話說，如果陳先生面臨《反滲透法》，他還是義無反顧。這話不是人人都能講的，而陳明忠當之無愧！

    至於一般習慣「民主自由」的台灣人，將在《反滲透法》的照顧下當個順民，無視或無感於陳明忠還是李光耀說過的「大趨勢」，可能是最安全的生活方式。把胡秋原、王曉波、王津平、陳映真、陳明忠、……等中國人立場的言論全都埋藏起來，告訴孩子像自己一樣避談政治，更不准談統一或暴露中國人認同，以免在學校、在職場被開除人格。

    正如台灣那部「把紅旗塗綠」的驚悚電影，[27]其中台詞說：「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陳明忠這面鏡子則反問：「你是無知呢？還是不敢摘下面罩？」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