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安門到台北城

  十月十日的中華民國國慶，台灣的政治人物還有因為是否參加國慶大典而爭論著對中華民國的認同及存在與否，而前一日在天安門的北京政府也擴大舉行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年，但官方卻不承認且避談中華民國，在大陸某些文宣資料及書籍上，甚至會刻意忽略掉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後的國號叫做「中華民國」。其實從清朝之後可以銜接填補中國歷史史譜的唯有中華民國，缺了中華民國，無論現在的中國政權如何論述，永遠少了三十八年的歷史。

      一百年前的十月十日，夜裡的武昌響起槍聲，點燃了辛亥革命的成功，革命的熊熊烈火摧枯拉朽地瓦解了大清帝國，中國數千年的帝王專制至此終結，建立起共和體制。但接下來的路不但不是坦途，還充滿了無數的挫折與苦難，回顧當時的中國，仍然是個大部分人口是文盲、尚未現代化的貧窮落後國家，長期因為不平等條約的割地賠款而遭受到列強割據壓迫，國家主權喪失早已到了奄奄一息，無力反擊的地步。中華民國成立後，列強割據的事實仍未改變，而對於政府的運作各地方角力互不相讓，因此形成軍閥割據局面，接著又遭遇日本的侵略荼毒，戰亂導致生靈塗炭，這個古老的民族與新生的國家承受了無盡的苦難。歷經千辛萬苦熬到二戰勝利了，不久卻爆發國共內戰，國府最後失去大片江山撤守台灣，從此一海相隔，在台澎金馬生聚教訓，重新起步。

      天安門，是北京的象徵，也是中國對外的代表，從元明清開始，它就守衛著故宮的南面通道，在代表封建中國的清朝灰飛煙滅之前，封建皇權的神聖與威儀多是穿越此門而向莫非王土的中華之疆播揚。1912年之後，儘管皇權已成昨昔之舊事，然而每每重要的社會或國際事件都會在它的前面顯現或舉行，像一個百年大舞台，天安門搬演著近代中國歷史上一幕又一幕政治活劇。不論毛澤東的紅衛兵運動、89年的六四民運都在天安門呈現了中國的脈動。

      1998年被譯成中文出版的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教授的名著《天安門：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正是借助「天安門」這一深蘊文化與政治含義的象徵，通過選取一批知識份子，如康有為、梁啟超、秋瑾、魯迅、徐志摩、瞿秋白、丁玲、老舍、聞一多、魏京生等，描述他們為尋求富強中國而做出的不懈努力，描述他們的追求、選擇以及各自的人生百態。始建於明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的天安門，寓“外安內和，長治久安”之意，是紫禁城的正門。明清以降，天安門一直是天朝大國皇權和自尊的象徵。隨著兩千年封建帝制的結束，它又成了20世紀中國革命的見證。

   1912、1919、1926、1935、1949、1976，在天安門都發生了與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息息相關的重大事件。而與此相聯的，便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和不停抗爭。如何將兩者結合起來，通過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世浮沉去折射中國革命的進程，是一個難以實踐同時又是為眾多的歷史敘述者所孜孜以求的夢。 

      至今，天安門雖然表面平靜了，但每每到了重要節慶，武警公安卻滿佈在天安門廣場，那種不放心的心態難道是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嗎?另外，天安門前的事件就是代表中國的一切嗎?其實，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台北，雖然仍被國際社會所故意忽略或低調，但是從辛亥革命以來，代表中國正統的法統其實仍在台北被延續著。中華民國堅忍面對各種磨難，克服橫逆挑戰，終於靠著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方式，走出了一條成功的發展道路。從百年前的貧窮落後，蛻變成一個自由民主、尊重人權、富足而安定的進步國家。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的「三民主義」理想，今天在台灣已經得到充分的實踐。

 雖然今年大陸高調紀念辛亥革命百年，卻引來大陸網友討論辛亥革命追求的自由、平等與民主，甚至還有網友對照現在大陸政治環境，認為當年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時，人民反而享有更多的參政、集會遊行和言論自由。話語權的爭奪，似乎不如確實落實國父孫中山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的革命理想，讓政府接受人民監督來得實在。所以在百年紀念中華民國誕生的當下，我們希望未來的天安門或台北城都一樣是中國人自由、民主公益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