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因為在遊行中發言給台灣警察警告後，朋友間都有很多意見，有人笑我在場哭了，令他們對我這位過去在戰地出生入死的記者大感意外。

　　當然，也有在場的學生以非常同情的態度立即保護我，以免我受到傷害，並勇敢地挺身指摘法令之不公。

　　在此，我想解釋一下，首先，我是一個易哭的人，這方面我也拿自己沒辦法，但易哭的人也可以是個堅強的人。記得羅曼羅蘭曾這樣說︰「只要有一雙真誠的眼睛陪我們哭泣，我們就沒有為生命白白受苦。」

　　我當天的眼淚，是出於難過，難過於台灣警察的反應和台灣法律，為甚麼與「法西斯」竟然出現交滙點，對於一個「民主」的台灣，我很心痛啊！

　　另方面，在遊行裏一直目擊那些公公婆婆，殘肢斷體，經歷半個世紀的淒涼，在一大群學生、年輕人的照顧下出來訴說心聲，真是情何以堪，我站在他們後面看得感動。

　　同時間，我亦看到，學生們那雙真誠的眼睛，一直陪伴着那些老人家，不離不棄，就正如羅曼羅蘭所說。

台灣的學生們，真為你們感到驕傲。遊行前一天，我還與一位台灣老朋友慨歎新生一代的冷漠，他說︰「當你在新一代身上找不到希望時，這個社會就真的沒希望了，而我的心靈，也亦隨之離開了台灣。」

　　當時我聽過之後，也覺得我的心靈是否也已離開了香港？但自台灣挺樂生「四一五」遊行過後，我的友人心靈已經重回台灣。

　　台灣的同學們，不要為你們的政府向我道歉，反之我應該多謝你們，台北匆匆數天行，很有意義！

我不太清楚，香港的法例有否規限外國人不能參與遊行，又或一上台發言便會觸犯甚麼的與入境身份不同的違規事件。但記憶所及，香港多次大型遊行，都有外國遊客加入，他們還表示這可豐富他們的訪港旅程，讓他們在觀光以外進一步了解一個陌生地方的脈搏。

　　今次在台北當我參與了支持保留樂生療養院的遊行，並發表感想後下台那一刻，台灣警察先生給我突如其來的盤問，事後很多朋友問我怎樣回應，其實我沒有反駁甚麼，當時我有點語塞，一句說話也講不出來，只眼巴巴的望着他們。

　　有人認為我應駁回他們，比他們還要惡，甚至是讓他們拉去警察局，把這件事弄成國際化事件。

　　我沒有這樣做，朋友歎我走了寶，走了一個「揚名」的機會，啊！這是怎麼樣的心態？但我真的不喜歡這樣做，如果我這樣做，一定會令場面起哄，一定會發生很多肢體衝撞，一如過往出現在世界各地的遊行演變成衝突一樣，然後今次又是另一宗類似事件，跟着會有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利益立場，來「消費」這宗衝突事件，弄得各說各話，有理說不清。

　　我不是職業社會運動家，在台只是一名客人，而我挑戰的方式也不是肢體式的，我手中有一枝筆已經足夠。

　　我寧願透過一枝筆，引起大家的討論、共同的思考，然後，想想怎樣可以作出改變。或者，我只能說，這是我的角色。

　　每人有一個角色。在清楚你自己的角色後，便盡量發揮出來吧！

　　有人可能質疑我為甚麼上台發言，當時我只作為一個人，一名受到他們行動感動的一個人，想與組織者分享我的感懷，就像當你看見受傷害的人，想把他擁入懷中安慰一番。這種屬於人的共同情感，尤如春天般坦蕩。

最後，非常感謝臺灣朋友的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