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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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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知的故鄉           耕讀傳家

2012年03月29日 13:29:57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週刊網 編輯：許輝

提要:“什麼是家鄉?它代表著一種安全感，你知道樓下的餐廳不會給你吃地溝油;它是一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地方。”懷著對故鄉的一種信念，郭中一放下一切回到故鄉開辦農莊、書院，不是隱居，甚至不是葉落歸根，而是“踐行”

　

圖說：　郭中一在小團山農莊。

　本刊記者/朱雨晨(發自安徽肥西)

　　郭中一永遠是一頭亂髮，向後飄散，突出亮堂堂的大腦門。無論是什麼話題，他都是微笑著，用濃重的臺灣口音徐徐道來，個中卻不時夾雜著老頑童一樣的尖刻。

　　我們從他的故鄉談起，談合肥市肥西縣南分路口鄉，現在叫銘傳鄉。身為臺灣的大學教授，他卻放下一切回到大陸的故鄉開辦農莊、書院。不是隱居，甚至不是葉落歸根，而是“踐行”。郭中一說，這種理念在哪裡都可以實現。所謂故鄉，只是一個載體。

　　歸人

　　郭中一：父親一生保留著肥西口音，發不出“xi”這個音。“水燒好了，你先洗還是我先洗?”就成了“你先死還是我先死?”從小我填籍貫，都要寫安徽合肥。所以我一直知道，我是合肥肥西人。但合肥是什麼樣子的，我不知道。”

　　2004年，故鄉第一次呈現在郭中一的面前。

　　彼時，合肥的市區還很小，城市化和工業開發區的腳步尚未邁開大步往前狂奔，讓人目眩神迷。彼時，郭中一還是臺灣東海大學物理系副教授、美國畢業的物理學博士。他的另一個身份是臺灣合肥同鄉會新任會長。身為會長，卻從未見過故鄉，總是有些尷尬。於是郭中一趕緊找機會回來看看。

　　故鄉和郭中一離去時沒有什麼兩樣。農田嵌在荒山中。雜樹、野草、荊棘，不要說能行車的路，人能走的路也很少。故鄉的姑姑說，幼時她曾在山上遇到野狼，心裡狂跳，只敢慢慢後退幾十米，然後發足狂奔。幾十年後，郭中一沿著同樣的小徑上山勘查，狼是沒有了，卻能看到野豬的蹄印。荒景中，“山大王”“人肉包子”這種章回小說裡的詞竟會跳入郭中一的腦中。回到鄉政府時，已是一片漆黑，沒有一點燈光。郭中一說，那大概是他出生以來看到過的最黑的夜景。

　　鄉長說，真是抱歉，這裡還是很落後。教授卻回答道，第一，這是我的家鄉，該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第二，你覺得這是一種缺憾，但在我看來這也是一種長處。臺灣已經找不到可以看星星的地方，就看你怎麼規劃了。

　　彼時，臺灣已在流傳“螢火蟲媽媽”的故事。一個媽媽給孩子解釋成語“囊螢映雪”，孩子卻不知道什麼是螢火蟲。媽媽突然想起，臺灣似乎已經沒有螢火蟲了，便去問昆蟲學家，這是怎麼回事兒?學者說，你要有乾淨的草，要有乾淨的水，要有沒有光污染的天空。於是，這個社區的媽媽們聯合在一起，執行以下規定：本區不准再用除草劑;廢水不能亂排，基礎設施為此而改造;所有路燈全部改裝為暗色，緊貼地面不高過膝蓋;機動車進入社區必須關燈螢火蟲就真的到這個社區來了。原來，螢火蟲是個環境指標，臺灣很多地方都開始做螢火蟲繁育。

　　第一次回鄉之行，只是生態農莊的伏筆。2004年，郭中一的人生舞臺還在臺灣，只是想不到，場景竟會日漸逼仄。這一年，民進黨競選時，竟號召“把外省人都趕到海裡去”。“去中國化”已成為臺灣的高分貝話語，甚至連名片上的“合肥同鄉會會長”，也成了一個問題。郭中一等外省籍知識份子們常感慨，幹嗎要受這種屈辱呢?

　　同儕聚在一起，就不禁聊起將來。“中央大學”的李河清教授曾說：“很多老師都在做一個夢。因為對現有居住環境不滿，就想去山裡找一塊地，做自己的社區。我們能不能為自己設計一個無污染的社區?然後，在這個社區裡創造一個好的文化氛圍?”這一倡議很快成為小圈子的共識。

　　這群所謂的“外省籍”知識份子中，只有郭中一和自己的省籍有真正的聯繫。於是，十幾位博士、教授合資，由郭中一夫婦牽頭，確定在肥西建設生態農莊，完成晚年的田園夢想。

　　荒山

　　莊蕙英：從一開始我們就知道，生態農業是要紮根的，不會讓你一夜致富，要從基礎開始，慢慢來。但產生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有科學分析說，地球上多一座生態農莊，世界上也就多一個百歲老人。真正做下來，才知道難度有多大。

　　郭中一的夫人莊蕙英是生態農莊真正的奠基人。2006年夏天，莊女士帶著兩個兒子在合肥開始建設。此時，郭中一正在臺灣忙於組織“反軍購大聯盟”的社會運動，直到2009年，終於辭去教職紮根於合肥。

　　郭氏夫婦在肥西看過很多地方，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放棄。莊園坐落的小團山，在那時只是一個廢棄的採石場，連地方官都不建議在此開建莊園。但是莊蕙英堅持租下，“地無不可用。人人以為是荒地，棄之不用，豈不可惜?”

　　但原始條件的惡劣，不得不花費大量資源去彌平。因為是荒山，表面的土層非常之薄。莊蕙英記得，最厚的地方僅25公分，不過兩本辭典那麼厚，幾乎不可能種樹。於是，為了填土，不得不在山腳下取土，向上填埋，卡車來來回回1000多趟，才夯出一個農業的基礎來。

　　荒山裡，常會挖到無主的孤墳。莊蕙英說，前後一共挖出47座。每挖一座，就按照當地人的習俗，放一串鞭炮，移葬到統一的地方。在水、電未通的時候，郭夫人經常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荒山裡，伴著孤墳過夜。

　　一開始，郭氏夫婦的設想是養一大群雞，在山上養肥再拿到城市去賣。要養雞，就要蓋房子。於是有了第一棟建築，就是現在農莊的活動中心。因為是生態農莊，殺蟲劑和農藥是違反原則的。結果到了夏天，視窗撲滿了嗷嗷待哺狀的蚊蟲，讓人發愁。怎麼辦?有人提議種薄荷試試。果然，在房子周圍種上各種香草之後，清香彌漫，蚊蟲大減。郭氏夫婦再試著把香草種到蔬菜和果樹邊上，也防止了蟲害。本來只是防蟲用的香草，也到了收穫季節，能否利用呢?喝茶是一種。不過，飲用的消耗量遠沒有這麼大，郭氏夫婦又琢磨著做香包，提煉精油不過幾年，迷迭香、羅勒、薰衣草等已是生態農莊的經濟支柱。小團山正式定名為“香草農莊”。

　　“產業鏈根本不是一開始規劃的那樣，其實有點歪打正著。我們只是一個在有機農業的想法下，慢慢推進到現在。” 莊蕙英說，“所以，我們也不知道生態農莊的將來，會是什麼樣，順其自然吧。”

　　小團山的土質為氧化鐵，呈褐紅色。就肥力而言，非常貧瘠。但郭教授夫婦堅持“生態”的理念，不准用化肥和殺蟲劑，哪怕一年沒有收成也在所不惜。因此，肥力的改善，只能通過物種的栽種，和天然肥料慢慢推進——就像一個先天不足的嬰兒，後天調養就格外重要。四年後，這一工作只是初見成效。

　　郭中一說，生態農莊的特點，就是早期投入大，收穫往往在十年以上，但功效，是重建生態系統。他不喜歡“有機農產品”的標籤。因為當下的有機食品生產，在他看來，大都是以工業化的方式，進行大面積、機械化、流水線作業，收穫的是單一農產品。這種方式，對日漸凋零的農村，幾無裨益，連就業的增加都很有限。而所謂“生態系統”，是在農莊裡建立豐富的物種群。所以，產出和播種輪換出現，農莊幾乎沒有“農忙”和“農閒”之分。

　　時至今日，生態系統已初見成效。原來只有荊棘的小團山上，光是鳥就有25種，種下去的植物，更是百種以上。起初取土挖的大坑，積累雨水成塘，沒有人管過它們，卻不知怎麼就有了魚蝦螃蟹來安家。

　　在這個生態系統中，重構的不僅僅是生物的多樣性，也包括人和自然的關係。

　　山莊裡曾養過一隻兔子，每天到山裡面瞎玩，晚上才回來吃東西，睡覺。有一次，所有人都在電腦前忙，兔子卻來蹭蹭這個人的腿，磨磨那個人的鞋子，希望有人關心它，陪它玩。但沒人有空搭理它。兔子一怒之下咬斷了辦公室的電線，然後就像做了錯事的小孩一樣，縮在角落裡一動不動，眼睛都不抬一下。

　　有一天兔子突然不見了。大家都懷疑，它是不是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回大自然去了。這樣也好，它有了自己的天地，當然比在人群裡孤零零地生活要好。但過了兩周，它回來了，很快又走，這次大家都有了心理準備。果然，它再也沒回山莊。

　　又過了很久，一天下午，郭中一和次子延極在桑葚樹下散步，突然聽到很遠的地方，有唰唰的聲音，疾速貼著地面傳來。不是人的腳步聲，也不是風聲。是那只兔子，從林子裡跑出來，到了離人大約一尺的地方停住。人走上去想再摸摸它，它卻拒絕，退到相同距離之外。人向前走，它就依著人的速度，默默跟上。就這樣，若即若離地走了一個多小時，它才再次消失。

　　耕讀

　　歐陽洋：在山上，覺得自己的聽力特別敏銳，聽到的聲音特別豐富，而且什麼都能聽得清清楚楚。你問我在山上悶不悶，怎麼會呢?去年秋天，我真的看到了排成“人”字形的大雁。今年，我的目標是種一畝向日葵。六月的時候你再來，就能看到了。

　　歐陽洋是郭中一的學生，小團山中英書院目前唯一的記名弟子。事實上，山莊近30名員工，都是書院的學生，也是老師，包括郭教授自己。

　　山莊踐行的，是古已有之的“混齡教學”。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山莊中實行的也是相教互學。如志願者李卓妮，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音樂系，專業花腔女高音，每天都會帶著山莊的員工和附近的孩子們一起練和聲。她計畫五月要在山莊舉行一場音樂會。

　　郭教授也能講音樂課，很多內容卻是科班出身的女高音聞所未聞。他從畢德哥拉斯的“萬物皆數”開始，穿插到《刺客列傳》裡，高漸離送荊軻時唱出“變徵之聲”，第一次出現七聲音節，再講到建築聲學，為什麼音樂廳裡不能用地毯?因為地毯吸音

　　郭中一學貫中西，文理兼修，包括建設生態農莊所需的農業知識，基本都源于自學。教育的目的本來就應該是學會學習，熱愛學習。但應試教育卻背道而馳，為郭深惡痛絕。目睹兩個兒子在學校裡遭受荼毒，郭教授下定決心讓他們離開體系，在山莊自學。老大延鐸高中畢業之後開始自學，老二延極則連初一都沒有上完就回家。

　　離開學校的兩年裡，延極已經讀完了先秦諸子百家的主要著作，也學完了微積分和高等數學。他的生物學水準在山莊已無人能及，大約已達到大學本科，最近正在研究細胞分裂時，蛋白質的若干細節。

　　事實上，逃離學校的短暫幸福感消失後，延極也曾為這個決定而惶恐。但隨著自學內容的深入，他開始越來越覺得留在學校裡的同學幼稚，因而更堅定了留在山莊的決心。

　　無論是誰，都會跟記者聊起：“在這裡有很多東西可學。”譬如山莊工程和物流的負責人曹工，是個17歲就離家的農民工。他第一次拿到山莊的建築設計圖時幾乎完全看不懂，“因為和我們的習慣太不一樣了，同一個平面居然有好幾條水平線。”於是，延極教他怎麼用電腦上網，收發郵件，用skype和臺灣的設計師語音聊天。為了理解複雜的圖樣，他開始自學CAD軟體。現在，40出頭的曹工已擁有自己的博客，並且是山莊網站的維護人員。

　　至此，生態農莊最初的設想，“無害的社區”和“好的文化氛圍”兩大目標基本實現。再造生態系統的努力，也在向周邊擴散。

　　2007年，生態農莊的基礎建設尚在進行之中，莊蕙英已開始為周邊的孩子免費輔導英文。她發現，教育機會的不公，對農村孩子而言，集中體現在英語上。莊本人是美國畢業的教育學碩士，對此自然不在話下。5年來，她輔導了不下百名農村學生，有的孩子英語成績從個位數提高到接近滿分。有的孩子甚至各科成績都在往上走。莊蕙英對此很奇怪，那孩子回答說，英語是最難的，我都能攻克，還有什麼學不了呢?

　　2010年初，郭氏夫婦被評為“安徽省十大經濟人物”。評獎晚會上有個節目，由一群孩子合唱一首英文歌，其中一半來自郭夫人所在的農村，另一半來自合肥市區。農村這邊，郭夫人很快和孩子們一起，一字一句排練純熟，市區那邊卻傳來消息，說孩子們唱不了，要改成一半中文一半英文。不久，又傳來說，還是唱不了，英文再少一些。

　　終於到了臺上，農村孩子和城裡孩子站在一起，字正腔圓、毫無退縮地唱起英文歌。郭中一站在一邊，潸然淚下。

　　鄉關

　　史立勇：我家是在縣城附近的農村裡，後來到山西上大學，卻對那裡沒有什麼感覺。在外面時間越長，越想回家。心情低落的時候特別想回去。我也知道，回去會有很多束縛。真回去了，可能也待不住又想出來。有時候想，真要是沒有太大追求，一輩子在一個地方也挺好。

　　可惜，史立勇本人不是一個“沒有太大追求”的人，否則不會在大學畢業之後，輾轉到安徽的小團山農莊工作。

　　面對同樣的問題，延極的哥哥延鐸沉默許久，才說：“你問我是合肥人，是臺灣人，還是哪裡人?我回答不出來。小時候，祖籍是什麼，我是知道的。那年來的時候，我想像中的合肥，是一個民風淳樸的地方，後來發生了很多事情我出生在美國，兩歲到臺灣，15歲再來合肥。卻似乎沒有一個地方，能讓我有立勇那種感覺。”

　　邊上的李卓妮幫延鐸解圍說：“我應該算是湖北潛江人，但更多的時候其實是在外面，在武漢，在上海。第二故鄉給我的快樂還多一些。故鄉這種情懷和概念，大概我們現在還不會有。”

　　說這些話時，他們一起坐在合肥到上海最慢的一班夜車上，面前桌上是延鐸正在自學的《文心雕龍》。每週六淩晨3點，立勇和延鐸都要趕上這班車，用最經濟的辦法參加上午9點開始的市集，賣出農莊的產品。除了車廂裡彌漫的煙味和泡面味，延鐸對這種跑單幫生活甘之如飴。此時，郭教授也帶著延極坐在另一班火車上，趕往北京的類似市集。

　　延鐸和延極都還沒想要離開山莊，“因為還有很多東西可學”。延極曾經問父親，自己會不會一輩子待在大陸?

　　教授回答說：“將來，你可能會去火星工作，在那裡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