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知道麼？

當年老的莫那魯道在應年輕一輩的要求下，決定舉事；在霧社公學校順利起義後，他的兒子、曾經率眾反抗日警的莫那達道就成了其後抗日力量的指揮重心；不幸地，在日軍現代化武器的攻勢下，莫那達道的勇猛雖讓日軍吃足了苦頭，但由於日軍在攻防中威脅利誘地利用了賽德克族人，他的實力並沒有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最後就只能在1930年十二月八日，午後四時左右，與他的幾個得力的部下一起從容就義了‧‧‧〈原資料為「他從中午前後開始，連續吃喝了三小時，還跳舞‧‧‧不久，五名分開進入馬赫坡社的西方‧‧‧樹林中吊死‧‧‧。」；請參見於「霧社事件誌」，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收入「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下册；戴國煇編著，魏廷朝譯，國史館印行；頁637。〉

那真是個「天地含悲」的日子，在那天，當我們的賽德克族不能不以他們最大的暴力，用「族群屠殺」來對抗日本官方的「滅族政策」與其種種的蔑視與欺凌之後──那絕不只是由於所謂的「文化衝突」與弱勢者的「尊嚴」啊──雖然，他們的抗暴是果然如它們所預料地失敗了！

魏大導演，如我們前面各文的研究所見，確實是「愛日本」的導演與編劇，所以他的影片中，沒有任何賽德克族受到「滅族政策」的部分，所強調的只是賽德克族祖靈的血腥部分與一般性的欺凌、歧視及缺乏尊嚴的苦難；於是就使得我賽德克族人的抗暴地位，變成了對於日本老弱婦孺的過份暴行‧‧‧因而，該片上集，就為殘暴無理的日軍在下集中的暴行，取得了較「合理的」屠殺地位‧‧‧

然而，史實絕非僅止於那樣，我們的賽德克族之暴行，完全是為了日本官方的「滅族政策」而起，欺凌與歧視只是其中一部分，偉大的祖靈信仰也只是讓他們自身更敢於赴死而已，其暴力乃是極度不得已，針對日人的「滅族政策」，絕對是有其「合理性」的‧‧‧可惜魏大導演在其「愛日本」的設計中，當然把這部分的史實抹煞了，這使日本在原本霧社事件之史實裡乃是「加害人」，在此影片中竟有了「受害人」的身分‧‧‧

或許，辯護者會說，很少人知道該一史實，只把這個影片當成一部電影，然而，這部電影當初是以「台灣純種英雄」與「真正的人」為號召的，並且向社會公開請求捐款的‧‧‧這樣脫離史實、被抹黑、魯莽暴行化的「台灣純種英雄」與「真正的人」，就是我們大家所樂見的──口稱「愛台灣」的編導先生們，不擔心有我們島嶼的年輕人效法那種「野蠻的驕傲」嗎？

真是「天地含悲」的事件啊，我們的賽德克族在「霧社事件」中的無比悲劇，如果純就魏導所稱的、那今天已被基督教長老會化的「祖靈」言，可能那無比的悲劇，當年已經隨那近千人的死亡而結束，因為被基督教長老會接管的賽德克族文化詮釋權後，「祖靈」的一切皆已經被掌控──然而，就史實言，真的就那樣結束了嗎？

喜歡強調關懷賽德克族的魏大導演，知道麼？──相信他即使知道，也不肯演出的──

就在當年那天，莫那達道──莫那魯道之子──與其得力幹部自殺的那天，那個「天地含悲」的日子，我們地球上空的老天爺竟然就於午後四時前後，在我們台灣南部發動了一個地震，僅僅是個中型的地震就硬是把當時日本官方進行了十年才剛完工通水六個月、被大吹大擂地命名為「珊瑚潭」的大工程「烏山頭水庫」，震坍了360尺！──魏大導演應該不難知道當天這樣的巧合，不過，「愛日本」的導演，當然不會把它當成一回事，因為台灣人與原住民的水深火熱、血肉橫飛，在他心目中，都沒有「愛日本」那麼重要！然而，對於任何真正擁有宗教信仰或人類良知、懂得尊重與敬畏天啟的心靈，無論基督教或佛教、任何宗教的信仰者，甚至如我泥土，雖是個離經叛道、沒有資格信仰神佛的人，也不會如魏導之完全無視於我們台灣先民的那樣悲慘的「巧合」啊‧‧‧

這就是關於本文的標題之一，那就是耗時十年，到1930年完工的嘉南大圳的工程設計人與監造人八田與一，由於其工程期間倒行逆施，最後還自中型地震中坍壞，以至於到完工五、六年後，慶祝據台四十周年的「台灣治績志」中，「八田神話」的主角八田與一仍然默默無名；要直到戰爭體制時期，日本公學校教科書中，才開始加以肯定──也因此，在李扁路線裡肯定的「八田神話」中，對於這次離奇的地震之損害與其巧合，絕對是見不到的；當然也是所有追隨該神話，頌讚「八田與一」與歌詠「嘉南大圳」的學者專家，他們應該不是不知道，都絕不肯提及的‧‧‧這正是本研究對於「八田神話」與「霧社神話」間，在研究上發現的一個似乎頗稱遙遠但是實在很重要的內在聯繫──「霧社神話」與「八田神話」都是以「愛日本」為基礎，在「避重就輕」的原則上發展的──在「霧社事件」上，重的是對賽德克族的「滅族政策」、以及隨其所帶來的輕蔑，輕的是赤裸的「無償勞動」。在「嘉南大圳」上，重的是對漢族隱瞞的「殺戮攘逐政策」與「鴉片緩禁政策」，輕的是那已經幾乎看不見的、被裹藏在日式保甲制度中的「無償勞動」。

當年啊，那有什麼自外於島嶼被苛虐統治的、整體的「部落觀點」！我們原住民的命運是如此的與漢族的命運交織著，被不同的兩種「滅族政策」，兩種「無償的義務勞動」壓迫著，剝削著‧‧‧

那正是我們日據下台灣文學大家賴和當時在其長詩「南國哀歌」中著名的慨然、沉痛應和‧‧‧

「所有的戰士已都死去 /只殘存些婦女小兒 /這天大的奇變 /誰敢說是起於一時？

人們最珍重莫如生命 /未嘗有人敢自看輕 /這一舉會使種族滅亡 /在他們當然早就看明 /但終於覺悟地走向滅亡 /這原因就不容妄測。

誰說他們野蠻無知？ /看見鮮紅的血 /便忘卻一切歡躍狂喜 /但是這一番啊！ /明明和往日出草有異。 

勞動總說是神聖之事 /就是牛也只能這樣驅使 /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 /看我們現在 /比狗還輸！‧‧‧‧

我們婦女竟是消遣品 /隨他們任意侮弄蹂躪 ！/那一個兒童不天真可愛 /凶惡的他們忍相虐待 /數一數我們所受痛苦 /我都會感到無限悲哀！

兄弟們來！ /來！捨此一身和他一拚！ /我們處在這樣環境 /只是偷生有什麼路用 /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 /也須為著子孫鬥爭。」

也正因此「無償勞動」，才有了日據下五十一年，各種產業的數字都大大進步了，但是我們台灣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不僅沒有上升，並且還下降啊──其日據時的統計資料所顯示的，1908年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最高，為27.2歲，然後就一路盤旋下降，大力建設到戰時體制之前，竟然只能下降到23歲上下徘徊，那真是怎樣的被苛虐殖民統治者宰制的悲慘命運啊‧‧‧ 

也正是那我們賴和先生早在1928年就憤怒指出的──

「時代說進步了，的確！我也信他進步了，但時代進步怎地轉會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裡去，啊！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不能放在一處並論啊！」

〈1928年，台灣民報，「無聊的回憶」，引自「賴和先生全集」，李南衡編，明潭出版社印行〉

關於「霧社事件」的神話，我們這一陣子已談了不少，前面已概要地談了八田神話與霧社神話之間真實的歷史關聯；下面我們要談的是它與後來著名而可說一直相當成功的「莎勇神話」的關聯‧‧‧然後我們將談到日據下苛毒的殖民統治，透過美日現代化理論在戰後的深刻發展‧‧‧

讓我們由前及「天地含悲」的「霧社事件」的歷史發展繼續下去──

霧社事件是「惡毒的統治政策」與「日本現代化武器屠殺」配上「無助味方蕃」獵首，更有「授意」「味方蕃」屠殺抗日餘生者的「第二次霧社事件」；使得賽德克族抗日六社原本總計一千二百四十餘人，最後只有婦孺與十五歲以下的男子，僅不到三百人，獲得存活──它們並被流放到對外交通極受控制的北港溪的川中島去，到遠離祖靈之地居住；它們原來在霧社的土地則分配給前及的「親日」的「味方蕃」〈今天的霧社地區的原住民就是當年被威迫利誘、不得不配合日軍的賽德克族人〉‧‧‧

此事這樣善後，就可告一段落，但是，該事件顯然是日本殖民統治有很大的失誤，當然極受外界注目；為此台灣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台灣總督石塚下台；它是日本統治台灣五十一年間最慘烈的一次抗暴事件，也是日據以來，讓台灣當局在海內外極度喪失威望的事件；當然如何恢復其威信對於台灣當局，就是很重要的事；是這樣地才有了「莎勇神話」的產生。可參見於張健豐先生網頁http://talin5814.web.fc2.com/iwe_load/sayonhayon/sayonhayon.htm

「莎勇神話」──那是1938年九月的時候，在那日本戰時體制啟動，急於展開皇民化運動的年代，台灣總督府才找到了其可以恢復威望的機會‧‧‧那就是今天被傳說的「莎勇之鐘」故事，一個關於泰雅族原住民的愛國少女之神話〈在日據時代，發起「霧社事件」的賽德克族是被併入泰雅族中，被視為一泰雅族的亞族〉‧‧‧也就是那近來由於一位金融界的才子林克孝先生，在南澳山區遭受山難而被各界驚訝注目的「莎勇神話」──不過，林克孝先生拒絕使用台灣大學歷史系周婉窈教授那浪漫女性與愛國的暗示，而稱之為「沙韻神話」。

該神話中，由一位送警手〈日據下日警駐在所的工友〉下山的蕃婦，落水失蹤，轉成為南澳泰雅族的「愛國少女」莎勇〈此是台大歷史系畢業，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研究員周婉窈的翻譯〉，強調由於熾熱的愛國熱忱與某種情愫，使她在深夜送行會之後，還爭取為奉命受徵召的老師扛送行李，卻因正遇暴風雨，以至於竟然落水犧牲‧‧‧因此，1941年，不僅獲得長谷川總督的特別表揚，更根據其愛國事蹟，頒發給該社一個銅鐘，作為紀念。從此，各界紛紛對之加以紀念，例如，名為「莎勇之鐘」的歌曲傳唱；即其一例。

但是請注意，最早官方銷行全台的第一大報「台灣日日新報」怎會刊出這樣的小新聞？

回看那天〈1938.9.29〉的新聞標題是「蕃婦落水，行方不明」，其內容概要為

「蕃婦莎勇‧哈勇〈十七〉二十七日早晨‧‧‧由於利有亨社駐在所柿田警手下山之故，‧‧‧送行，並為其搬運行李‧‧‧失足墜落於‧‧‧行蹤不明」

首先，原本被送行者，名為「柿田警手」，其送行的目的為了「下山」，相對於該報十一月26日，所刊出的關於「蕃婦之慰靈祭」消息，除了主角仍是「莎勇」外，男主角已是後來的「田北警丁」，其目的變成是為了「出征」；而「蕃婦」則仍是「蕃婦」，是否我們可以發問柿田警手，怎麼沒有出面？有可能是當初搞錯了嗎？

其次，「送行」的目的，有可能錯嗎？此時，所謂「蕃婦」，尚未改為「蕃女」，是否為了宣揚日警那過去與原住民女性那種始亂終棄、不堪回首的「蕃婦關係」〈日文用語，指官方法律不承認而推行的，日警「婚後」三年之後，就可放棄的「政策婚姻」〉，到1938年，已有了嶄新的美好形式？──

〈案，該日本政策是在「五年理蕃政策」的第二年末才開始推行，故日本官方規定三年後可以放棄──唉，真是不把人當人啊〉

於是，霧社事件與莎勇故事的關聯，應該是作為當年長久與霧社事件賽德克族人被歸為同族的南澳泰雅族人，在霧社事件的八年後，少女竟能為最低級的日本警手送行並為之犧牲──對於牢記「霧社事件悲劇」的社會，這是台灣總督府新任太田總督雖於1931年一月公布新的「理番政策大綱」，強調「凡雇傭蕃人工作，要兼顧蕃人習慣不可超過限度，並訂定工作時間，給付工資也要絕對公正‧‧‧」〈「日本統治台灣秘史」，喜安幸夫著，武陵出版社，頁236〉後，對於其政策表現績效的細膩方式──這是由於因有模範蕃社發起「霧社事件」的先例，乃不敢自行吹擂；應可說是藉此機會將「霧社事件」以來烏雲瀰漫的警民關係，試由廓清過去之日警惡質印象開始，進行者一連串社會形象改造的運動。

然後，先有1941年「莎勇之鐘」的推出，由霧社事件中被殺的佐塚警察分室主任之女，有原住民血統、時為歌星的佐塚佐和子在總督官邸演唱；該年，頒「莎勇之鐘」給南澳利有亨社的台灣總督長谷川清在進京面對記者時，公開對其所推動的熱潮，稱「讚美莎勇之死的聲音，現正風靡全島」，應是一高峰；

而更重要的關聯則在1943年，泰雅族少女莎勇的愛國神話逐漸完成；在「莎勇之歌」到處傳唱、各界響應的情況下，該年進一步更搬上大銀幕，由當時著名的影歌星、據稱有中國血統的李香蘭主演；該片除了啟幕時就有一段番社進步的文宣影片，被指為脫離實際外，而顯然該片更有含意的是，其中受「莎勇」敬佩愛慕、本來已受選拔去學水利的男主角名為「三郎」，而不受女主角青睞，似乎暗戀「莎勇」的第二男主角，最後痛哭懺悔的不良蕃丁，卻與霧社事件的領導者同名，為「莫那」；而該片的外景地點不在南澳，卻選在「霧社」，其故事內容則自1938年「蕃婦落水事件」以來，逐步轉化，早已定性成一「愛國少女」為送一位日本教師出征而為國犧牲的故事‧‧‧

於是八田神話的「水利」、霧社神話的「莫那」，和虛假的「莎勇」，都集合在這個影片中了‧‧‧

據稱，那部電影曾在戰時體制下所有的學生與青年群眾中放映，被指定放映觀賞，所以在往後掀起社會的志願從軍的熱潮中，發生了相當大的作用。也是在這樣的大氛圍下，1930年霧社事件賽德克族人的遺孤，當年男孩要在十五歲以下才有存活的機會，到1943年，他們可說都進入了可以服兵役的年齡，在該影片暗示的「女孩都去愛國了，男子怎能退縮」，與「那山地人都出去了，平地人怎能落在其後呢」的挑激下，據稱當年不僅「霧社事件」餘生的及齡役男，在此熱潮中投身成為「志願兵」的，頗有其人；在漢族裡也有相當的動員作用；到1944年，其神話的事蹟更得寫入公學校教科書。這是國府來台以前的「莎勇神話」與「霧社神話」的關聯。

結語

關於「八田神話大軍」之麾下，在國府時代以前，「八田神話」、「霧社神話」與「莎勇神話」間最大的差別；八田神話是強調殖民統治者努力建設殖民地功績的神話，後兩者都是關於原住民的處境的，不同於八田神話主要應是以漢族為對象的；相同的，卻都可說是起於戰爭體制之即將展開，是由於「攘外必先安內」而強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融洽的神話。

然而，相較之下，前兩種重要的神話在日據下，由於所涉及的是真實社會的生活經驗，其創痛的經驗無法抹煞，故其捏造所得成果有限，所以，他們在社會中，都缺乏很高的地位；唯獨軍國主義體制下，具有浪漫特性的「莎勇神話」，其影響力獨占鰲頭；且最後該一被譯為「莎勇神話」的整個「愛國」兼「男女愛情」的故事，雖到國府時代，由於日本殖民統治的瓦解，其紀念性的硬體，才隨之銷聲匿跡，如當年建築的碑記、鐘座與鐘鈴，易於被毀壞；但是其進入人心的浪漫故事與樂曲，雖或經過有意的清洗，儘管有如莎勇的同班同學游清豐先生〈日名，豐田健太郎〉由於深恨日本報導的惡質內情〈請看文末的註解〉與痛心於該神話當年蠱惑人心的程度而大力地批判該神話，他指出

「還在中日戰爭。記得當時我讀二、三年級，而莎韻年紀也很小，是跟我同班同學。有一天颱風剛過後，莎韻背著小孩子〈姪兒〉從金洋下山到南噢。從前日本人在金洋等山地鼓勵原住民養蠶，所以山地裡盛行養蠶。我這樣說也許有點不禮貌，但他因為患有沙眼視力很差，又揹小孩子過獨木橋，一不小心掉下去，就被溪流沖走。‧‧‧當時正處戰爭期間，日本政府便利用這個事情編造一則愛國故事。‧‧‧我曾經被徵調入第一期自衛隊，被派遣到海外，當時日本人對我們部隊的報導，可以說完全胡說八道，報紙上說我們獲得輝煌戰果‧‧‧還有我從戰地寫回來的信，全都被刊在『理蕃之友』上他們說豐田健太郎是如何如何勇敢，甚至說將來英雄凱旋之後，所有吃的穿的都不用愁。山地青年聽了之後，都把刺青除掉，紛紛志願當兵。後來這些人都把寶貴的生命犧牲了。想到這都是由我引起的，我怎麼心裡不難過呢？莎韻也是一樣，被日本軍方利用‧‧‧不過想一想年紀那麼小的女孩子，怎麼會跟老師談戀愛呢？真是胡說得太離譜了。我後來曾經跟一位日本人談及這件事，而他竟然不負責任地說，那事已經過去的事，我們最好把他忘掉算了。你說這種日本人不是很狡猾嗎？‧‧‧莎韻的事情在當時日本全國，不，全世界都知道，而且名作家西條八十特別作詞譜成歌。這麼大的事情，怎麼可以讓她忘掉呢？」引自「宜蘭縣鄉土史料」，省文獻會印行，頁342~343〉

確實是，那種透過名作家的創作情感而延續的藝術形式，是不易消失的。

因此，這三項神話，在戰後，首先回神的是「莎勇神話」。不過，那已經是我們下一個戰後八田神話大軍發展的問題了。

註解──

游清豐先生在「南澳鄉耆老座談會紀錄」之發言內容：

「我最難忘的事，是曾經被日本人騙過。第二次大戰時，我參加第一義勇隊，被派遣到海外。‧‧‧有一天，半夜醒來發現身邊有報紙，打開手電筒一看，報紙上報導著高砂族在菲律賓殲滅敵人，獲得赫赫戰果。咦，我們到底在哪裡消滅了那麼多敵人，哪有這樣的事？大家正為此假報導議論紛紛之時，突然跑出一位少尉。我就被少尉種種的打了一記耳光！他問我們是何許人？知道我們是高砂族之後，更厲聲叱道：『你們高砂族沒有權利看報紙！』我被打得好痛。在記憶中我從來沒有被老師打過，而這是第一次被毆打，所以印象十分強烈。」〈引自「宜蘭縣鄉土史料」，省文獻會印行，頁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