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不打算寫在這裡的。

但是這篇在「總統週記」上的回覆文章，快寫好，竟被我自己刪掉了──又出現了這種讓自己瘋掉的事！──只好順手來自家網上，寫好再去貼囉‧‧‧

實在是怕又消失了，所以在兩地同時貼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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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敬的總統先生：

讀了您本週的總統週記。

在八八大水災後，知道您已在試圖深刻地思索台灣水利，甚至觸及了它的歷史問題，作為一個關心這次災情與我們社會前途的民眾的我，無疑地會感到相當的安慰。

文中您提及島上歷代都注重水利建設，歷數了一些工程，可說很明白地顯示了您有心自比於我們那些可敬的先人，造福於民眾；尤其，其中您還特別表示您的若干提法是根據史學家尹章義先生的觀點，您此舉對於學界專家所表示的尊重，我想這些都會是當前我們社會很好的典範。

然而，似頗遺憾的，尹先生雖確是一位廣泛受到尊重的台灣史學者，但他似乎並非水利專業，筆者不知您所引據為尹先生何書，然而，若是其說法，似也必須接受史實的檢證──因爲，就筆者的研究，您文中所稱的

「八田與一在台灣三十多年的時間，‧‧‧能夠在任內完成一個傳世的水利工程，造福南台灣的民眾，」

「嘉南大圳在1930年完工之後，嘉惠了15萬公頃的農田，使得許多旱田變成了水田，尤其是「三年輪作」的措施，使得當地除了生產稻米之外，其他的旱田作物也能順利地耕種，」

實在，與當年的日據下我台先民所遭遇的殘酷史實，有極大的出入，筆者不能想像您似乎竟想效法八田來「造福民眾」──以下，筆者將以個人研究所得，下分「動機」、「實際過程」與「所謂『造福民眾』」三部分，提供資料與數據，請您參考。

      一、時代動機與八田與一：

日本自1895年取得台灣後，根據開發的觀點，開始調查台灣各項資源，計畫其經濟掠奪；1898年，一切在奠定台灣殖民化基礎的後藤新平之著名規劃下，根據其所云：

「汝曹如欲求與三千年來盡忠誠於皇國的母國人，享受同等待遇者，應以今後80年為期努力同化於母國人，在此以前即被差別，亦勿鳴不平……」

而展開了日本在我們島上的建設；至1918年，日本本土因工業化，稻米產量不足，日本本土發生嚴重的「米騷動」，1919年，韓國發生強烈反日的「三一事件」；其時，出身韓國總督的軍閥寺田正毅已榮升為日本首相；由韓國憲兵隊長出身，掌管韓國情治工作，「成績優良」的明石元二郎則被寺田擢升為台灣總督；爲了配合提攜者寺田首相，明石總督啟動了在台灣增產稻米的計畫。於是日據初期的糖業資本主義計畫，此時受到稻米增產的壓力。嘉南大圳是在此情況下開始其工程的。

明石總督時代提出嘉南大圳的整個工程設計，其理念是藉此新建工程達成對水利組合的控制，乃能把台灣規劃為南北兩塊，北種稻米，南種甘蔗；意圖在過去設計的糖業剝削之外，完成稻米增產的基礎；由於稻米可以成為主食，是民生必需品，人民種植的意願通常較高；甘蔗可說純為商品，其價格在理論上隨市場起落，其實因農民完全沒有官方支持，民間乃有所謂「種甘蔗，給會社磅，第一憨」與「三個保正八十斤」的哀詞，農民的蔗價總是居於極低價的狀況，使得日據下甘蔗產區的生活水準在本省最低下，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稱之為「無產化」。

此外，很值得注意的，皇民化運動前，他似乎沒沒無聞，例如，在1936年日本官方印行的「台灣治績誌」中我們就找不到八田的名字，讓我們無法想像他的重要性；他的銅像是水庫完成時，數百日籍員工集資所鑄造；並不是當年我台人感功戴德的紀念物。

       二、實際過程──先後進行十年，其實際狀況是──

      為了發動民間的支持，官方放出美麗的說辭，製造未來「灌溉水充足」的假象，造成民間請願，要求進行嘉南大圳的工程建設〈見於「水利開發與清代嘉南平原的發展」，陳鴻圖著，國史館印行，244~245〉；要到逐漸完工才暴露出其實況。1896年曾經擔任台灣總督府扶持的「台灣新報」主筆、1924年又曾來台考察的田川大吉郎就曾指出其實際過程是──

「號稱世界唯一的大工程，因其本身的計畫過大，並以日月潭工程為基礎，故成水上樓閣。現在不得已，按照以三年輪作為目的給水計畫，進行工程。」〈轉引自「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矢內原忠雄著，頁59〉

看1930年11月1日我台人的「台灣新民報」上指摘該工程的三項報導「嘉南大圳區域內，地主七倒八苦」「因受嘉南大圳的強迫，貧困地主賣子納水租」「台灣二大工事，南圳水量不足，月潭電力有餘」，其中內容則可見下列的哀告──

「自稱灌溉區域15萬甲，每年給水不及其三分之一，況且，給水定在南部雨期的六月至九月之間，故可謂農家年年白納水租，而三年還輪不得有用之水……」

「嘉南大圳的小水溝工事，排水自動水門的設置都失於糊塗計劃所致，山水的排水不良，海水反要流入的狀態；故此一般的試作全部都歸於失敗了」

 看1931年3月14日農民在「台灣新民報」所哀告的

「大圳組合的創立，非我們組合員自發的要求，是藉官權壓迫強要的，而且因為前管理者與政府當局計劃失當，粗陋異常所致。……大圳組合的債務統共有2,000餘萬元，就中國庫的借入金的利息六分五厘或五分五厘，勸銀的借入金的利子八分一厘或六分五厘；這樣的高率利息哪裡能負擔的──」1 〈「總會糾紛的新紀錄 嘉南大圳組合總會數次休憩到深更尚難通過」，台灣新民報，昭和六年三月14日，第二版。〉〈在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中稱之「政府低利資金」，顯然錯誤，蓬島文化公司版，頁347〉

 在這樣的情況下，所謂『造福民眾』之說，似乎不太適當吧‧‧‧

 三、關於工程的效果，是否真能「造福民眾」，下面分就資料和數據兩方面來討論：

       首先看史實的資料部分──引兩位有資格的兩位曾在日據下生活的長者，一位是王永慶先生，一位是呉濁流先生──

王永慶先生，日據下在南部從事碾米業，戰後成為我台大企業家，他曾對嘉南大圳的輪作，有如下的回憶。 

「不管田地實際種植的是其他任何更為有利的作物，只要指定的輪作期一到，管區的製糖會社就會調派深耕犁過來，將田地犁深……一旦被強制輪作，使用深耕犁深耕者，必定對田戶造成相當的損失。可是……只能含淚屈從。」〈王永慶談話集，第三冊，台灣日報印行，頁170〉

「記得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後，我們幾位友人聚在一起閒聊，大家想來想去，始終想不出有任何一個日本人曾經在台灣務過農。」〈王永慶談話集，第三冊，台灣日報印行，頁169〉 

吳濁流先生，是日據下的記者，戰事期間曾經任米穀納入公會的職員，他曾經指出：

「……南部深耕犁事件。這個事件是假借土地改良的名義，來實行榨取政策的。因為稻田若照命令，犁到所指定的深度，就不能栽種稻子……」〈「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著，遠景版，頁189。〉 

    其次，看史實的數據部份──

首看嘉南大圳完工的1930年前後，台灣稻米的消費量資料； 

根據當時日本學者的計算，1929年總產量為926千噸，輸日量為330千噸；該年我台人口為4,549,000人，1937年總產量為1,319千噸，輸日量為692千噸，該年人口為5,609,000人；則他們自身的每人平均食米分配量由0.13公噸下降至0.11公噸；辛勤血汗下的我台先民在蓬萊米的光輝收穫量，原來竟是這樣的被掠奪，正是被前輩學者周憲文稱為「流血輸出」或「饑饉輸出」的史實。

 次看究竟「嘉南大圳」完工後，我們在當地的農民真正「受惠」了麼？──

換言之，雖然前及我台人在日人掠奪下，我台民顯然平均每人稻米的消費量已下降，但是，更不幸的，是我們來看當年日本官書「台灣治績誌」所提供的資料──中譯書名為「日據下的台政」──這是上述「饑饉輸出」之外的負擔──

「借款攤還計畫如下：民國二十三年〈1934〉度末借款額22,654,677元……；因合作社經營困難，尚餘原本1,321,194元，利息2,215,323元，合計3,536,517元，未能償還。對此債務之償還辦法，決定課徵特別水租，預計於民國十九〈1930〉年度至民國三十七〈1948〉年度計十九年間，課徵特別水租，年額180萬元至375萬元〈每土地一甲課徵12元至23元〉。……」〈該書第三册，頁1304〉 

以及，不止於此的，是1935年，總督府又發佈第三次「地租修正案」，我們不僅在該「台灣治績誌」中可見其規定──

「此次修正結果，收益或租賃價格，大見增加，地租激增。為緩和此項急激加重之負擔起見，凡各種土地地租，如超過從前兩倍時，其超過額，在該法令施行後三年間，予以免徵。」〈該書第三册，頁1147〉 

這則是我台農民在該工程完工後，又直接增加了另一「修正地租」的負擔：那是

「地租負擔即從1935年的5,800萬元，遽增為1937年的8,200萬元，急增41%。」

 由這一官方資料，我們可知不僅農民在負擔一般水租外，另外每甲還要課徵特別水租與增加的地租，而這是不計算在前及的平均農民稻米消費量中的！

因而，我嘉南地區農民實際獲得的稻米，應該是那日人表列的消費量要扣除其所提示的每甲最低的特別水租的負擔，與這增加的地租部份，才是農民實際的個人消費量：以下，根據日本學者川野重任在其名著「日據時代台灣米穀經濟論」第70表的資料──

台南州在嘉南大圳完工前後，平均每甲稻米產量的變遷，如下：1930年每甲為18.25公石，1938年19.92公石；增加量為1.67公石，因每公石為238斤，即238斤乘以1.67等於397.5斤，即平均每年每甲增加49.68斤，相對的，根據學者涂照彥在其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第195表中所引的當年「台灣農業年報」資料，以1930年的米價，每斤0.07元計，該年所應扣除的特別水租12元，即需扣除171斤稻米，超過前及每年每甲的增產量；而如果特別水租是23元，即需扣除328.6斤，更是遠超過前及每甲的增產量；也就是經過扣除後，該工程所帶來的當年稻米增產量，並不足以償付當年官定特別水租的負擔。 

最後，請看涂氏曾研究表列的「農家負債戶數和平均每戶負債額」〈該書236表〉，根據當年農業金融調查：

1933年，調查37543戶，負債戶數32820戶，負債比率87.42，平均負債470元。

1940年，調查5995戶，負債戶數5271戶，負債比率87.92，平均負債733元。

在日據下這樣普遍的高負債現象下，我們當年嘉南平原的先民，真的能獨獨例外而受到造福麼？

另外，更請看嘉南大圳完工前後，在由1929年到1939年，我台人各年的平均死亡年齡，在稻米總產量大增加的情況下，有怎樣的變化？──下依年序排列──主要根據日本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所主持編成，在1946年底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印行出版的「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而來的──

23.8，22.8，21.5，22.9，23.5，22.4，23.4，23.1，23.2，23.2，22.7

這個與日據下稻米總產量增加的趨勢明顯相反的數據，即是正呼應了前及我台人被迫「流血輸出」或「饑餓輸出」的嚴酷史實。

在這樣的資料和數據下，該工程真可能「造福南台灣的民眾」麼？

我真的懷疑──尤其，當我不僅讀到1936年全台五州的主食米的平均每日消費量比較，嘉南平原的台南州明顯最低的資料──

「台北州，467公分；新竹州，461公分；台中州，452公分；台南州，336公分；高雄州，398公分；」的記錄〈可見於「張漢裕博士文集」〈一〉，頁272〉

並且，還更發現日據五十一年中，我台人歷年平均死亡年齡最高竟是在1908年的27.2歲之際，然後逐年下降盤旋的史實資料，我更是不能不認為您在這篇週記裡的論述是不太恰當的了── 

報告可敬的總統先生，以上是我拜讀了您的這篇週記以後，就我的研究提出的感想；不知您能夠考慮修改以上可能錯誤的週記內容，以免造成您眾多粉思吸收到可能錯誤的歷史資訊麼？ 

當然，如果我的論述有錯誤的話，還請您賜教。

                                                                                             您週記的讀者泥土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