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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媽祖繞境與防疫問題的省思───由二二八事件前後的防疫談起
2020/02/27 09:46:44瀏覽650|回應0|推薦25

最近新冠狀肺炎問題,由武漢封城震驚世界,又牽出美國去年以來的流感可能早有這種新病毒在內,鬧得很大;

我們島上更有蘇院長的禁止輸出口罩,新加坡宣告要撤回在台生產線的情況;個人研究台灣史,想也藉此時機,整理些日據以來的資料,希望能幫助大家思考當前我們的問題──

今天是二月二十七日,關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多年來就是我島上某黨的提款機;但是真正進行研究的學者很少;

關於本題,我們就由當年被稱為「二二八事件」前的三大社會事件之一,與「防疫問題」有關的「新營事件」談起。。。

該事件發生在1946年9月,陰曆七月,當時正遇到霍亂疫情;同時,為了慶祝傳統的中元普渡,地方的上帝爺廟要酬神演戲,官方因防疫而不准;屆時就因此而雙方竟然造成相當嚴重的衝突;其時其地引起那樣的地方騷動,甚至被學界認為是當年我島二二八悲劇的前奏,真是讓人十分遺憾。

最近看到我們執政當局在防疫期間處理媽祖繞境問題,猶豫不決,

又有年輕的著名立委林氏故意語焉不詳、故弄玄虛地提及二二八當年的防疫事件,

我想就在此,對於當年的防疫事件做一剖析,也望能做為助執政當局及早決策的參考。

作為探討者,本文將帶著讀者,由防疫觀點出發,看前後防疫問題的相同,再看前後防疫的差異;希望真實深入的探討,將能夠幫助我們對於當前防疫問題的判斷。

首先要提問的是對於該新營事件,與過去日警宰制下的防疫,有何相同之處?

這個問題很簡單,按說,霍亂在當年不是個社會上陌生的傳染病;就史料上看,在1943年,也就是該事件的三年前,大戰期間,高雄與嘉義都發生過霍亂疫情〈可見於呂赫若日記與嘉義鄉土史料〉──因而,新營事件中,似乎沒有不能照日殖時期一樣進行防疫的理由。

其次,既然似乎不應該衝突,但光復初期,其衝突的原因,究竟為何──

何以在日殖後的新營,當年會鬧出那樣的衝突?

根據我們許多學者跟隨日人的政績論,總喜歡說,日人在我島建立了衛生習慣,既有警察,又有教師,硬軟兼施,怎麼會不懂得一個類似「覆巢之下無完卵」或「水火無情」的道理──然而,若真如此,人們怎麼會反對防疫而願意讓自己過不去啊?

不過,當年那樣的情況,卻不只是在新營曾經發生,在台南的其他地方也曾發生,例如,在醫師作家吳新榮的日記與回憶錄中我們就見過;他在其日記中慨歎說,當時西醫門可羅雀,中醫大行其道;而在其回憶錄中則更描述著──

「一般的人都誤信光復是復古,把科學和醫生都放在另一邊,……例如,北門鄉蚵寮一村,因拒絕打預防針,反對灑消毒水,而為霍亂一時斃命達數百人。」

換言之,儘管日殖期間曾經警察與教師雙管齊下,我先民社會所接受到的教育效果,其實並不理想。因而戰後,日本警察失去權威後,才會出現「誤信」與「拒絕科學」的荒唐情況。

其三、應該深入探究其史實

仔細考察,日殖時期的防疫問題,我們確實發現過去有如下的錯誤──可能讓民間不信任──當年新營事件的發生,應該是過去日殖時期,當局在其「竊據」我島的心態下,至少出現了以下的兩大錯誤──

一、警察的衛生行政上

日殖時期,衛生行政被放在警察業務之內,沒有專業的專責機構;並且警察的職責太過龐雜,我島的警察制度下,其每位員警被賦予的職責,不像日本本土的警察,分為衛生警察、風俗警察、營業警察、河港警察、道路警察……等十類,各有其主要的責司;當年我島每位警察都被要求十項全能,當然不可能樣樣精通;

更何況警察本身素質,離鄉背井來台者,大都是在其本土無法發展者;缺乏真實的學識與處事能力者,其執行任務自然往往倚仗威權而已。

據稱當年不乏這類的情況──

「昨秋,台南州廳為驅除寒熱症起見,命令管內各鄉村的人民,務要去除竹叢下的枝葉等,使蚊蟲不得在那裏生長。我們對這層辦法表示敬意,但是北門郡下各派出所的警官,嚴重特監督人民除去這些竹枝、竹葉後,郡役所警察課再派人各處巡視。不料他都亂造報告〈一定是郡役所的方針〉,說人民的去除不周,一時竟罰了數千人,金額大約有兩萬元以上。北門郡的人民大多是很困窮的,還哪裡負擔得起,這個結果使得他們生出種種咒詛、怨言,是可想而知的。」

換言之,這樣的狀況,在當年如果是頗為常見,我先民由警方所獲得的習慣,就真的很難「心悅誠服」地接受;難怪當時警察權威不再時,民間就自行放棄了該習慣──不過,我們今天的社會早就沒有日殖時期那樣的警察了,不是嗎?

二、學校衛生教育的實際

日殖時期的教育,主要是所謂的公學校教育;但是其教育的原則是「低智教育」;如果稍作比較,人人不難發現,公學校六年教程,其內容只有小學校的四年級水準;

更重要的是其殖民心態,當年當局曾經對師範學校中使用討論方式教學的我台籍教師,公然宣稱──

「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智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此外,應該指出的,在低智育之外,學校還有與該低智育的惡質配套,那是動輒體罰之德育;不僅對於公學校學生,對於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也一樣進行的;例如──

「五年級時,一位日籍老師於課堂上,對台灣人提出批評。班上有位林秀棟同學,立即舉手並起立反駁說:『老師,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們台灣人不是如您所說那樣。』老師一聽,惱羞成怒,除出手打他外,並以腳踢他,致其難受而倒地。……」

一位台籍東京帝大的畢業生與他在中一中結業的弟弟,必須接受這樣的體罰──

「他剛自台中一中結業,參加畢業前的修業旅行,……軍事教官〈或是教師〉領隊,……。我們突然地相逢,都極為高興快樂,就很自然地用母語大聲地交談……教官大聲叫我弟弟,阿明的臉色大白,立刻轉身跟隨教官走了。……我大概有兩小時沒有他的消息,他的同學告訴我,他正被嚴厲訓導懲罰。我就回到我的艙房裡……拿出在東京購得的最好看的新日本裝,……穿上它……且戴上日本的大學四角帽,為的是讓人們知道我的地位與頭銜。我……預備去見那位教官,去與他較量理論,這樣是否會對我不利,我不管。我去扣他的艙房門……我開了門,雙腿跪倒在地上,向在座的教官行日本大禮。這教官吃了一驚……看見弟弟被罰跪且驚恐。轉瞬間,我立即改變我的想法……對他說『我來向您道歉。』〈這並不是我的本意〉……」

換言之,就以衛生教育言,當局也並不鼓勵其學生討論探究,學生所能獲得的真的就只是來自「他律」的習慣,在今天看來,那只是對於動物的「訓練」而已,哪裡是近代的「教育」?只是與他們的父兄由警察處所學得的,屬於同類的「反應」而已。

如此來看,日本投降後,我島人拒絕舊日那習慣,卻很有實現其作為「人」的主體性的意義。

對此,我們也要問,幾十年來,我們的社會還有那樣惡質的學校教育嗎?

其四、結語

綜合以上的剖析,個人認為,既然我們今天的社會,早已經脫離了日殖時期的警察政治與學校教育的惡質陰影,我們的執政當局對於當前「媽祖繞境」與防疫問題的決策,若純就此事實與史實的探討言,是否實在應該早日下達管制的命令,以避免這次新冠肺病疫情的擴散呢?

台灣史研究者譽孚敬白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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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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