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時季常：
您對「質」與「量」的分辨是正解；對於大陸在提到「質量」的時候只有 quality 的意涵，也觀察得很細緻。
至於大陸為什麼會這樣用？是受質變量變說的影響？抑或是只是約定俗成？
現在大陸也慢慢地把原來使用的「研究對象」一詞改為「研究物件」，很可能是受到電腦語言影響。如果用在物，倒也可以；但是用在人，就很怪異了。譬如以下這段話：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大饑荒期間，我生活在上海，由於資訊的封閉，加上我當時是「統戰物件」的華僑而享受「照顧」所以雖然知道大饑荒，但是不瞭解嚴重程度，更不瞭解死了人。還在那裏「高舉三面紅旗」實在愧對死難同胞。
我的這本書也是為我志趣相投的朋友們寫的。寫作此書時有一種特殊的體驗，就是書中的許多討論物件同時也是本書的真正讀者。
中國文化、黃河、長城，在中國人心中如此尊崇可貴。不意五十年後，它們變成了詛咒的物件。
這樣的用法，也影響了（似乎）不住在中國大陸的殷惠敏，她在〈顛覆大師李安〉一文中說：
「喜宴」是對傳統「男女」婚姻的顛覆。思想保守的父母從台灣到美國主持兒子的終身大事，但兒子的愛人其實是個白種男子。一場遷就親情而演出的喜宴假戲落幕後，保守的父母也終於搞通思想，默然接受了真正的新「媳婦」。「飲食男女」裡的老廚師，原來給安排的續弦物件是個年齡相近的煙槍寡婦，自己愛上的卻是寡婦的女兒，真相攤出後，寡婦當場昏倒，女兒欣然同意，顛覆帶來意外的驚喜。（中國時報A15/時論廣場2006/01/18）
看對岸，容易看出語言使用上不合理之處。不過，反觀自身，台灣也有不少不合理的新用法，如桐花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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