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李銳卻十分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多少有點憤慨地說：

謝謝上帝！阿彌陀佛！如果有誰這麼願意「當」作家，我寧願跟他換換，讓他也去花十年工夫被「造就」上一次，而讓我來做一個不曾被造就過的平凡的普通人。......不錯，「文革」和上山下鄉的經歷是使一些後來成為作家的知青，刻骨銘心地體驗了生活，體驗了永生難忘的生命過程。但那並非是特別為了未來的作家們而設立的必修課，那是一場災難，一場全民族八億人的血淚交織的浩劫。......拿八億人的災難，拿上千萬知青背井離鄉家破人亡的慘痛經歷來換幾個作家不是太奢侈，太冷酷，也太可怕了嗎？〔註１〕

　　李銳明白地指出，文學藝術的價值不能高於生命：

做為作家我崇尚文學，崇尚藝術，我甚至視文學藝術為自己的生命。但是我從來不相信有任何可以高於生命的文學藝術，不管那文學和藝術是多麼的自認為偉大，自認為永恒。〔註２〕

　　童年深受飢餓之苦的莫言也反對這種以苦難換成就的說法。莫言於2000年在美國史丹福大學的演講，題目就叫做：「飢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演講中說到：

飢餓使我成為一個對生命的體驗特別深刻的作家。長期的飢餓使我知道，食物對於人是多麼的重要。什麼光榮、事業、理想、愛情，都是吃飽肚子之後才有的事情。因為吃我曾經喪失過自尊，因為吃我曾經被人像狗一樣地凌辱，因為吃我才發憤走上了創作之路。〔註３〕

　　莫言是否因為今日在創作上的成就而對幼時的苦難——特別是飢餓——心存感懷呢？他不正是這樣說嗎——「飢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其實我們不能這樣來理解。飢餓固然有助他創作，但不能反過來說，因為有助於創作，所以歡迎苦難。他不是在上段引文強調「光榮、事業、理想、愛情」都不如吃飽重要嗎？

　　莫言幼時的苦難不僅止於物質層面，也及於精神層面。由於毛澤東統治時期，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整個社會極端泛政治化的結果，一個人的家庭背景嚴重地影響了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莫言在文革開始後就被迫輟學，除了得罪老師外，還因為他的家庭出身有問題。當時的不成文規定是：地主富農的後代只允許上到小學畢業，中農的孩子表現好的可以上到初中畢業，只有貧、下中農的孩子可以升高中，而實際上真正能升上去的大都是幹部子女。由於輟學，

當別的孩子在學校朗朗讀書的時候，我正在跟牛羊一塊竊竊私語，這種經歷養成了我孤僻、內向、怕見人，在人的面前不善於表現自己，遇事萎縮往後退的一種怯懦性格。當然，假如你成了作家，當年的痛苦可以追本加息地補償，如果成不了作家，過去的痛苦那就太痛苦了。〔註４〕

　　同樣地，因為政治的緣故造成莫言小時沒法讀上初中，從而造成的孤獨及特殊的經歷確實有助於他爾後創作源源不絕取材的源泉，但是如果能重新來過而且能夠選擇的話，莫言要不要用苦難換取日後的成就呢？莫言簡單回答如下：「我毫不猶豫地選幸福的童年」。

　　我終於了解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說法，只能用來鼓舞富有使命感的人，從小好好鍛鍊自己，以求將來做大事、立大業。對於已經陷於深重苦難中的人們，講這些話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如果有人對著曾經蒙受苦難的人搬出這番勵志的話，給些虛假的安慰，相信不止經歷過苦難的李銳和莫言要反對，長年關在勞改營爾後成為大陸著名作家的張賢亮也會反對，而蒙受宮刑後寫出傳世鉅著《史記》的司馬遷，也要從歷史堆中現身抗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