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公案之1〉

《碧巖集》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本奇書，素有「禪宗第一書」之稱。

但這本輯錄唐代雪竇重顯禪師《頌古百則》，再由宋代圜悟克勤老和尚評唱的佛教經典，開宗明義的第一宗公案〈達摩廓然〉，迎頭卻和實際的歷史際遇撞個火花迸開，頭破血流。

比方講，胡適這位大學者，以及證嚴法師的師父印順導師，就認為這兩個人實在不可能見過面。這是因為據考證達摩從印度乘船來華的時間，絕對晚不過公元479年。而彼時正值南朝的劉宋順帝在位，必須再經過23年，蕭衍才有辦法推翻南齊，建立梁朝。

不單如此，咱們中國這位一生活得精采絕倫的皇帝，還得在西元502年登基執政18年之後，才開始改信佛教。

以是，胡適、印順等提出疑問，若按照《景德傳燈錄》和《碧巖集》的講法，達摩如何可能在來華三年後，就能和梁武帝見得上面？

當然，有提出疑慮的，自然就會有人以之反駁。

最著名的學者有馮友蘭、孫述析等根據《續高僧傳》、《洛陽伽藍記》的記載，考據中國禪宗這位第一代祖師，不可能在西元479年就來到中國；實際來華的時間更應是西元526年之後，這就吻合了梁武帝篤信佛教之後，大量「起寺度僧」的時期。

結果這兩派之爭，到頭來誰贏了呢？

西元2007年，也就是五年前，大陸的考古人員在南京浦口山的獅子峰，赫然挖掘出這位「佛心天子」當年所建「定山寺」的遺跡，其中有一塊石碑，名之曰「一葦渡江碑」。

以此，答案就很明顯了，倘若胡適之先生猶仍在世，只怕非得把他所寫的〈菩提達摩考〉和〈書菩提達摩考後〉這兩篇文章，聲明作廢不可。至於印順導師，恐怕更得修訂自己的《中國禪宗史》了。畢竟事實再明顯不過，達摩的渡江而去，至少已獲確定是在梁武帝之時。

可平心而論，近代中國之所以會產生這場爭議，一部分的原因固然出自歷代紀元干支的誤抄和誤讀，但主要還是來自疑古派學者的疑神疑鬼使然。

再進而言之，就佛法的觀點來講，胡適和印順等人所患的過失，正是佛陀早在2500年前所指出的，依語不依義，三世佛都要喊冤。

然則，適之先生也就罷了，做為一個學者，他從來不怕犯錯，也從來過則改之。但印順導師又平白去惹這番葛藤，幹什麼？無端白壁之瑕，豈不冤哉枉哉？

但這就是學佛和佛學的最大差異之處，出發點一生「分別心」，搞後者的即便知識再豐富，也和佛法對面不相識。

當知學佛者，是一種學習覺悟的生活態度。但佛學，則是把佛教當成一門學問，一輩子只能躲在學院象牙塔猛鑽牛角尖，實在和佛陀的教導了不相干。

而梁武帝也正是犯了這個毛病，豈能不連連碰上菩提達摩三個好大的釘子？

「朕起寺度僧，還有功德否？」

達摩云：「無功德。」

請注意，佛法是一種人生的教育，最注重「信、解、行、證」這四項修學次第。前邊，我講的是「信」，如何才是「正信」。現在呢，要不要「解」，又如何來加以「解說、解明、解釋」？

如果我們去查考北宋高僧道原所寫的《景德傳燈錄》，在〈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中，自然輕易可以找到「何以無功德」的答案。但書中所講的，只是道原的個人體會，終究不是我們自己的。

你相信書上所講的，沒有經過實際生活的考驗和驗證，就不是真學問，更非活智慧。

說到底，不僅胡適是條影子，印順所言何嘗不是虛幻中的虛幻，乃至梁武帝和達摩共同演出的這第一幕戲，能不是以手指月的那隻食指？

因此，請讓我們捫心自問，梁武帝確實是照著佛陀的教導，不管起寺或度僧，能不是《金剛經》所說的，財布施、法布施、無畏布施嗎？

何以無功德可言？

答案，我已經講了，正是在標題上。今天適逢周末，有興趣的，請自問自的問上七天，我們下個周末續談。但請別相信我，因為我絕對有放屁之嫌。

沒興趣的，就當成我在講禪宗鬼故事，亦自不妨。

最後，當知台灣民主社會之所以淪落成今天的一筆大爛帳，歸根究柢，正是在於缺乏對於民主的正確信念。

讓我們一起從最根本的「信任」這門學問做起，先恢復自信心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