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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2/17 20:18:04瀏覽1528｜回應0｜推薦3 | |
| 一．前言：
在九月十一日公聽會之前，鄙人在一篇文章『把最胖的推下去 － 回應黃丞儀『復仇、正義與生命的刻度』』中的結尾曾經寫過一段話： 『倘若連國家最高研究機關的法律專才，都認為政府必須像磨坊裡拉磨的驢子般，只有在民意『迫切需要』持續不斷的鞭笞下，才能夠執行法律及政令。那鄙人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這個政府的最高領導者和政策執行者，施政滿意度永遠只有三到四成。』 如今在欠缺民意持續的監督之下，政府對於死刑的態度無異於回到四年前，只要沒人出聲，就繼續裝聾作啞；這頭拉磨的驢在缺少監督及鞭笞下，已經停了下來。許多廢除死刑的支持者已經開始在媒體上額手稱慶，準備留下記錄，宣佈自已在2010年的廢死爭議中，是無人能挑戰的勝利者。 清末作家吳趼人的作品『九命奇冤』中，主角梁天來在一家九口被富戶凌貴興一家糾眾殺死後，原本相信司法會還他一個公道，但是凌家用金錢買通了縣中的各級衙門，梁天來的上告不但被連連駁回，連唯一支持他，義務幫他寫狀紙的訟師也因為衙門嚴峻的駁語憂憤成疾，吐血而亡。 最後梁天來在家產耗盡，知己過世後，聽從了老母親的勸告：『可能是我們前輩子欠他們家的，還有日子要過，算了吧。』 不過梁天來後來有一天在街上遇到凌貴興後，就改變了主意。 因為凌貴興當著全街百姓的面告訴他：你就算上京告御狀，也告不倒我。 結果梁天來為了瞞過凌貴興的爪牙，真的找了條船走水路到京城，向當時的雍正皇帝告御狀。 如今，我完全可以瞭解當時梁天來心中的悲憤。 假如政府真的需要民意鞭笞，才能繼續有所作為，那麼，我願意當第一個拿鞭子的人。 今天要討論的，是張娟芬小姐的『殺戮的艱難』，自從2005年以來，該文始終是廢死團體奉為圭臬的說帖，直到今天。 張娟芬小姐『殺戮的艱難』原文連結 http://cleanfor2months.blogspot.com/2010/03/blog-post.html 那麼，該從那裡開始呢？ 二．運動員和襌宗和尚： 在『殺戮的艱難』的開頭，引用了兩名死刑犯的故事：王文孝和湯英伸。 『他被判死刑。許多社會人士高呼「槍下留人」，但救援失敗。他的痛悔，現在看來仍然那麼真切：「我不奢望會得到法律什麼寬容的制裁？甚至那極惡毒的制裁，我也應當接受。」「一切後悔已經太遲了，但我仍然希望，在雙親的心目中，我仍是一個純潔的孩子。縱使這是全然不可能了。」 湯英伸是死刑犯裡的模範生。王文孝則是死刑犯裡的不肖子。反對湯英伸的死刑大概是比較沒問題的，至少我反對；但我們反對王文孝的死刑嗎？』 『這樣是幹嘛？我忽然覺得荒謬。他做了壞事，捅出這麼大一個簍子，害一票人瞎忙了十幾年，分明是個混球。但是看著他被打死的照片，我怎麼不因為正義終獲實現而覺得痛快？不，一點也不痛快。他看起來，那麼弱小，那麼無望。 他在牢裡關著，囚衣、腳鐐、鐵窗，有一天清晨我們忽然把他搖醒，帶他到刑場，然後開槍打死他——這一切所為何來呢？ 把他繼續關在牢裡不好嗎？那樣我就不必同情他了。』(摘錄自原文) 我記得以前看過一本書，書名已經忘記了，但是主旨還記得：『運動，是對健康有害的。』 和『殺戮的艱難』一樣，書中開頭也引用了兩個例子：運動員和襌宗和尚。 很多名人都告訴我們運動對健康有好處，但如果真是如此，為什麼各項運動的運動員很多在六十歲之前就已經百病纏身，甚至早早就離開人世（最典型的例子，是曾獲1988漢城奧運田徑項目三面金牌，卻在1998年猝逝的『花蝴蝶』葛瑞菲絲）？但是看上去弱不禁風的襌宗和尚，卻有不少高僧可以活上七八十歲？ 光從作者的論述來看，這項質疑的確很合理，不過，先別急著丟掉家裡的跑步機、慢跑鞋和健身器材。 讓我們翻開作者搭的這片佈景，看一下後面的帆布和鐵架。 在職業比賽中，運動員的目標是挑戰人類的體能極限，所以他們的運動強度，是一般人的好幾倍。例如職業足球選手在兩個鐘頭的比賽中，所消耗的熱量，是一般人每日消耗熱量的八倍，勞動者每日消耗熱量的三倍。有時他們還必須漠視個人身心的限制和痛苦上場比賽，美國職籃的『光頭惡漢』巴克利，和職棒紅襪隊的投手席林，都曾有在腳踝受傷時帶傷上場的記錄。運動生涯對他們而言，已經不是單純維持健康的手段，而是對個人身體機能的挑戰。 另一方面，禪宗和尚也不是像作者所說的『弱不禁風』，因為受到百丈清規的影響，禪宗的僧侶除了早晚課等宗教儀規外，還要做像開墾菜園、清掃、烹煮三餐之類的勞動，不能假手他人，規律的作息加上適當的勞動，才是禪宗僧侶得享高齡的秘密。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很多文章言之鑿鑿的例子，深究起來，有時候是很不靠譜的。 讓我們回到『殺戮的艱難』。首先，看看王文孝的例子。 在犯下吳銘漢夫婦一案時，王文孝的身份是現役軍人，所以在審判程序上，是採用軍事審判。 和一般的刑事審判相比，軍事審判最大的特點，在於『矯正犯罪者的惡行』，並不是審判的主要目的。 『讓未犯罪者能夠心生畏懼，不敢犯罪。』才是軍事審判的主要目的。 『新厚黑學』的作者朱津寧曾經說過：軍人接受專業訓練的目的，就是在必要時，為了國家安全殺人或被殺。這話聽起來雖然刺耳，但也點出了兩個重點： 首先，在國家利益的前提下，軍人個人的生命安全，並不是領導者決策上的首要考量。 其次，如果軍人運用專業技能的目的不是為了國家安全，而是為了個人的私利，會對無武裝的平民造成多大的傷害？ 在這兩個前提下，標準從嚴、量刑從重、執行從速就成了軍事審判的特點。『殺戮的艱難』中，張小姐將王文孝的死刑執行說成像『水滸傳』中江州法場那樣的大場面，其用意並不是對『弱小的』王文孝橫施暴行，而是為了在最短的時間告訴全國的現役軍人：像王文孝所犯下的罪行，是不值得原諒、同情、甚至是效法的。 另外，我們再提到湯英伸。 現在一提到湯英伸的案件，很多人權團體就開始大加撻伐，認為是漢人對原住民的欺壓與迫害。但是，為什麼每一審法官的判決都是死刑？ 因為湯英伸案的三名死者中，有一個是湯英伸老闆兩歲的女兒。當時她因為驚嚇而哭鬧不已，已經失去理智的湯英伸順便一口氣將她舉起來，活活摔死在地上。 從為了搜捕剛出生的耶穌，大肆屠殺猶太人幼兒的希律王開始，『屠殺幼兒』不管在東西方，都是為世人唾棄和詛咒的萬國公罪。甚至在今天美國的聯邦調查局，都將殺害或綁架幼童，視為絕對要偵破的重點案件。 在這裡，我們要提到一個人，小早川秀秋。 你可能沒聽過他的名字，但你或許知道他的義父，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在攻打朝鮮時，特地派這名義子隨軍出征，希望他能立下功勳。而小早川秀秋也沒有辜負義父的期望，在蔚山城迎擊明朝軍隊時，他不但生擒敵將，還斬殺大量敵人，虜獲頭顱無數。 但沒等到戰爭結束，豐臣秀吉就連忙召回這名乾兒子，在日本等待他的，不是加官晉爵，而是減封和貶謫。 為什麼？ 因為初次上戰場的小早川秀秋為了誇大戰功，砍下的大部份都是小孩和女人的人頭。 你沒聽錯，是小孩和女人的人頭。 連在父子兄弟都可能束甲相殘，殺到眼紅時根本六親不認的戰場上，『不能殺女人和小孩』都是所有人心中的『潛規則』。你認為在已經有法律、文明和道德約束下的社會中，我們又能給予湯英伸多少同情？ 張小姐，沒錯，殺戮的確很艱難。 但對於我等凡人，更艱難的，是毫無理由，沒有條件的寬恕。 三．寬恕的艱難 在『殺戮的艱難』中，引用了丹諾為婁伯（Loeb）與李歐普（Leopold）綁架案辯護的場景，說明判處兩個十九歲的年輕人死刑，是不明智的決定： 『李歐普與婁伯顯然不是湯英伸那一類，而是王文孝那一類，且猶有過之。他們事前預謀，事後無悔，家境優越無可同情之處，對於被害者家屬的傷痛無動於衷，甚且落井下石。如果依照我先前的標準，絞刑的繩索早該套上他們的脖子。但丹諾為他們掙來了一條活路，而十年之後，後悔的感覺幽幽的冒出來了。 這樣一個反社會人格的傢伙都能夠悔悟，令我怔忡許久。那麼，今後我們還能指著誰的鼻子說，「你應該被判死刑，因為你不知悔改」？我們對王文孝是不是太過心急了？ 我們都知道，寬恕需要時間。莫非芝加哥綁架案還有第三個啟示？也許，悔悟，也需要時間。』（摘錄自原文） 為了這一段，我重新讀了丹諾自傳（請到圖書館或二手書店找金陵出版社的舊版，因為新版刪掉了原本轉載自聯合報，關於李歐普與婁伯在獄中及出獄後的故事），期待能找到張小姐所說『悔悟』的證據。 李歐普在入獄後，除了開設函授學校外，還運用個人的法律專長，義務為收容人寫上訴狀，二次大戰軍方為前線戰士研發疫苗，需要志願的人體實驗對象時，李歐普號召同監獄的收容人四百多人參加，他本人也是其中之一。比張小姐在文中所寫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讀到後來，一個念頭始終在心中盤旋不去。 關於李歐普在獄中及出獄中的記錄，一直沒有提到巴比。那個被他與婁伯綁架及殺害的十四歲男孩。 在李歐普的記錄中，一直沒有提到他對巴比和他的家人有什麼歉意及表示。 即使在日後因為假釋申請，法官詢問他當時為什麼要犯下如此令人髮指的罪行時，他的回答也是：「我當時還年輕，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是我所能控制的。」 似乎巴比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小坑洞，只要看不到就沒事了。 我肯定李歐普在獄中及出獄後的行為，但是感覺上他似乎一直在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將這個人生的小瑕疵蓋起來。 這種行為是否能稱為『悔悟』？老實說，我不知道。 另外張小姐透過丹諾的辯詞，認為『社會是一個整體，不要老是柿子檢軟的吃，把責任歸於罪犯然後想消滅他了事。他認為對罪犯還是應有所處置，可是應該是輔導式的，不是現在監獄這種仇恨懲罰式的；更不是死刑這種一了百了一勞永逸的。』（摘錄自原文） 但是張小姐，我們也是社會的一份子。 我們和妳保護的對象呼吸一樣的空氣，喝一樣的水，也要面對開門七件事，面對生老病死、喜怒哀樂。 就像『天方夜譚』中『水手辛巴達』中一開頭，乞丐辛巴達坐在水手辛巴達的豪宅外哀號：『阿拉啊，他叫辛巴達，我也叫辛巴達，為什麼他可以住豪宅，我卻要當乞丐？』 正在屋裡設宴的水手辛巴達聽到了，就叫僕人帶他進來，引他上座後對他說：『朋友啊，其實你不知道，在不久之前，我也是和你一樣的。』 如果妳所保護的對象是遭人欺壓的『軟柿子』，那在刑案中受害的我們是什麼？柿樹下的爛泥嗎？ 況且，如果將犯罪原因一味歸咎於社會的不公平，是否等於告訴社會的弱勢族群： 『起來吧，快點加入犯罪組織。除了可以吃香喝辣，社會地位一夕暴升，即使失風被捕，也可以說是社會對你們不公平，判刑也會比別人輕。』 另外，妳認為對罪犯的處置應該是輔導式的，而不是死刑一勞永逸式的。 但是很多死刑犯在判處死刑之前，都曾經有過許多次可以悔悟或接受輔導的機會。 例如陳進興，白曉燕案之前就有竊盜、傷害、結夥搶劫前科，還有一次不起訴和兩次交付保護管束記錄，甚至在他前科累累之際，法院還是念在他剛成家，決定判決不起訴和交付保護管束，希望能再多給他一次機會。 在五常街槍戰中伏法的高天民，有五十幾項搶奪、強盜前科。 女保險員命案中的共犯廣德強，有多項竊盜前科。 如果經過這麼多次的入獄出獄、保護管束都不能改變一個人，為什麼只要終身監禁就可以讓他悔悟？ 而且目前廢死聯盟規劃中的終身監禁，並不是『不得假釋的終身監禁』，而是『有開釋條件的無期徒刑』。 那不是和在沒有取代方案下，直接廢除死刑一樣嗎？ 這和妳所說的『「廢除死刑」又不等於「把壞人放出來」！「廢除死刑」的意思是「繼續把壞人關在牢裡」』，根本是兩回事。 另外，妳還認為用終身監禁取代死刑後『怕他吃閒飯，不能訓練他們做一些有產值的活計嗎？』 難道妳不知道，為了防止犯人利用工作機會製作武器和逃獄工具，傷害戒護及教化人員。終身監禁的犯人除了不能從事生產活動外，還要為他們規劃獨立的戒護與活動空間。甚至還有可能壓縮到目前徒刑犯的生活空間嗎？ 妳還說將已經逮捕的犯人判處死刑是『防衛過當』，因為『如果他已經失去了殺我的能力，我卻還殺他，那是防衛過當。當罪犯已經入獄、失去了危害社會的能力，我們卻還透過公權力來殺他，那也是防衛過當；或者，其實就是殺人。我們沒別的選擇嗎？有啊，把他關起來啊。』 如果依照妳的理論，把已經『失去了殺我的能力』的犯人『關起來』，那我不是算妨害自由嗎？ 即不能殺，關起來似乎也問題重重，還不確定對方最後是否能夠悔悟。 人權團體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是要我們選擇寬恕。 毫無理由，沒有條件的寬恕。 沒錯，耶穌基督曾經告訴我們對於罪人，要饒恕他七十個七次。 但是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對神而言，時間和空間都是無限的。 對於我等凡人，這種寬恕，實在太艱難了。 四．終身的伴侶 你覺得你真的了解恐怖的真實面貌嗎？ 是的，你認為你已經懂了，但我卻不相信。 當你蹲在防空洞裡，四周都是落下的炸彈。 在你四周的馬兒都像火炬般燃燒起來。 我同意你經歷過恐怖及害怕， 因為這樣的時刻是相當可怕的，因為它們持續了那麼久。 但空襲警報解除信號響起——然後就沒事了—— 你深深地吸一口氣，緊張已經過去了。 但真正的恐懼卻像顆石頭深埋在你的胸膛裡， 你聽到我說的嗎？像一顆石頭。 這就是恐懼，即使它已經過去了。 － 伊亞．賽凡斯基，恐懼 聽到王文孝這個名字，很多人都會想到吳銘漢夫婦命案 － 不過這個案子現在比較為人所知的名字是『蘇建和案』，彷彿蘇建和等被告才是真正的被害者，吳銘漢夫婦只是不相干的過客和旁觀者。 從民國80年起訴開始，到現在已經過了19年，對被告及被害者家屬而言，這個案子已經成為像滑鐵盧戰爭般『看誰先倒下』的拉鋸戰。很多人權團體一聽到這個案子，就開始痛批警方違反司法人權、濫行職權、刑求、台灣司法黑暗、違反無罪推定原則等諸如此類的指控。 但是在今天，我們不妨站在另一個角度。 儘管要面對聲勢浩大的人權團體和專家學者。 儘管因為警方蒐證和偵訊犯下的嚴重錯誤，手頭上的證據是如此薄弱，彷彿一戳就會破。 儘管在審判前，人權團體和媒體就搶著奉上『未審先判』、『寧可殺錯，不可放過』之類的三角帽，好像當初就是他們刑求蘇建和等被告的。 儘管連身為被害者的吳家，都已經明白表示『這個案子審到現在，已經沒有意義了。』 那為什麼還是有律師和檢察官，願冒天下之大不韙，站在吳家一方，持續指控蘇建和及其他被告？ 原因很簡單。因為在這個案件中，凶手行凶的手段實在太過凶殘。 根據記載，當時命案現場牆上血漬四濺，床單染紅，地上處處積血，遺體身中79刀，刀刀見骨，浴室內有血斑和頭皮碎塊，廚房內菜刀還掛有被害人的頭髮。 兩人渾身是血，面容全毀。吳銘漢的頭皮被削落，葉盈蘭的手腕被剁斷。 三十年前，有記者訪問當時剛從蘇格蘭場退休的資深員警，他職業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案件？ 他的回答是，是他剛就職一個禮拜時，他和同一個警局的老鳥，去調查倫敦白教堂區，開膛手傑克最後一個被害人的現場。 當時警方的照相器材還是黑白相機，但照片仍讓人感到不忍。 1995年美國密西西比的『佩里滅門案』中，一家三口陳屍在山上的小木屋中，屍體嚴重腐化，夫婦兩人身中多刀慘死，兩人四歲的女兒克莉絲托還被絞死在床上。 小木屋的屋主，也是死者一家男主人的繼父魯本斯坦涉有重嫌，因為他為克莉絲托保了二十五萬美金的壽險，而且受益人是他自己。但是魯本斯坦的姪女作證說，在發現屍體之前兩個禮拜，還在紐奧良的酒吧看到死者一家的女主人，而在這之前直到發現屍體，魯本斯坦都有不在場證明。 況且如果他想殺掉這一家人，為什麼會蠢到選在自己的小木屋裡？一個半月前，他不但慷慨地將小木屋借給這一家人度假，還熱心開車送他們過去。而且警方找不到凶器，現場也採不到指紋，屍體也因為嚴重腐化，無法確定死亡時間。 檢察官一開始不願起訴這個案件，後來即使案件好不容易進入審判流程，也因為陪審團無法達成結論，整個案件必須重審。 直到第二次審判時，才因為克莉絲托遺體上的蛹殼，證明三人的死亡時間都已超過兩個禮拜。才成功將魯本斯坦定罪。 後來有人詢問當時追查此案的密西西比巡警，為什麼在檢察官不願起訴，陪審團無法達成結論的劣勢下，他還堅持要繼續追查下去？ 原因很簡單。 這名巡警也有一個小女兒，和被殺害的克莉絲托一樣，都是四歲。 或許能夠證明蘇建和等人涉案的證據只有王文孝的口供、一堆銅板、還有一群藉藉無名的鑑識員（再怎麼有名，他們也不會比李昌鈺有名）寫出來的鑑識報告。 但正因為這個案件的凶殘程度，已經在所有參與調查的人員和被害者家屬心中，烙下深邃的陰影，成為他們終生的伴侶。 還記得開頭伊亞．賽凡斯基的詩嗎？就像胸膛裡的一塊石頭，即使它已經過去。 講到這裡，或許人權團體會開始指摘我不理性、野蠻、反智、視文明於無物。這些指責，我都接受。 因為我終究是人類，這是我身為人類所應背負的包袱。 至少我願意承認。就像李高佛說的：我不一定是笨蛋，但至少我是第一個肯承認自己是笨蛋的人。 人權團體在死刑案件的處理上，經常將加害者和被害者抽離，將加害者及其罪行抽離。讀起來就像大學生的研究報告和研究生的論文，上面完全沒有『你』、『我』、『他』。萬一指導教授開罵說『這篇文章是什麼鬼玩意』時，還可以說是參考文獻的錯、是研究方法的錯、是宿舍電腦的錯 － 去你的，為什麼只有新注音？學校不知道我用嘸蝦米嗎？ 反正是整個社會的錯，你們要怪，怪整個社會好了。 在『殺戮的艱難』中，也可以看到這些斧鑿之痕。 陳金火吃人肉？那是媒體的渲染，他落網時，瓦斯爐的鍋子裡有肉與碎骨頭，但骨與肉一旦煮過，DNA已經被破壞，無法判定是人還是其他動物（張小姐，妳知道除了DNA，還是可以根據骨頭等其他跡證，鑑定是什麼動物的肉嗎？）。吃人肉只是精神狀態異常的陳金火的妄想。 王鴻偉砍人176刀？那是媒體的渲染，就像吳銘漢夫婦案一般，有時候一刀會有兩三個刀痕。176刀？了不起只有一百多刀而已。 曾思儒原先只想偷竊，失風後變成殺人？對不起，請先寫清楚他到底偷了什麼？搶了什麼？殺人時左手拿什麼？右手拿什麼？我們再討論這個問題，否則，別想動我的當事人一根汗毛。 印度有一句諺語說：『不管用石頭去碰西瓜，或用西瓜去碰石頭，受苦的永遠是西瓜。』 不管你如何抽離，怎樣淡化。都掩蓋不了被害者遭遇的悲慘，加害者手段的凶殘。 就像『殺戮的艱難』中的一句話：『殺就是殺』。 176刀是殺，100刀也是殺。 肉被吃是慘死，不被吃也是慘死。 對被害者家屬心中的陰影和創傷，並沒有什麼差別。 而人權團體的解決方案，是要我們寬恕。 因為你們是文明人，所以一定要寬恕；因為社會辜負了加害者，所以我們要幫助他們。 但是，昨天還和我談天說笑的朋友親人，今天就被你的當事人砍得支離破碎。 今天早上還和我道別的女兒，下午我就要去領她渾身是血的屍體。 背負如此沈重的包袱，我沒有辦法啊。 如果寬恕是當文明人的代價，那我可不可以選擇不要當文明人？ 東野圭吾的作品『彷徨之刃』中，獨生女兒被輪暴慘死的父親，決定自己拿獵槍追殺凶手。 黑武洋的作品『肅清之門』中，獨生女兒被飛車黨殺害的女教師，在由被害者家屬組成的地下智囊團協助下，在任教的高中畢業典禮當天，用手槍、戰鬥刀和炸彈，為犯下各種罪行，卻因為各種理由被姑息的全班同學送行。 老實說，這些作品讀起來令人很不舒服，但這些作品背後，其實在告訴我們，身為人類的弱點。 寬恕，真的很艱難。 尤其是沒有理由，毫無條件的寬恕。 也正因為如此，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佛祖割肉餵餓鷹的故事才會在後世受人景仰。 但是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時，並沒有叫祂的十一個門徒陪他一起被釘。 佛祖割肉餵餓鷹時，也沒有叫祂的十大弟子每人都貢獻個二兩肉。 現在的人權團體，成天叫我們要寬恕。 奇怪的是，一旦輪到他們，他們連把十字架扛在肩上，把刀子拿在手上都不想。 就以這幾年的情形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高喊『如果我被殺，我一定原諒他』，但在演講時看到學生笑卻會發火的教授。 高喊『被害人也有責任』，但在遭受網友砲轟時卻會提告的法律學者。 我尊重他們主張在法律上的權益。但對照他們先前的主張，我並沒有看到什麼人權領袖。 我只看到一群『八風吹不動，一屁過江來』的蘇東坡。 古巴反卡斯楚的民運領袖『教會弟兄』，儘管被囚禁、毒打、關在水牢裡全身澆滿糞尿，甚至於最後被槍決。 他大可以向國際法庭投訴，或是像我們的某位前總統般，透過支持者唱作俱佳，在媒體前哭訴自己身心遭受的虐待。 但是他沒有。 自始至終，他只有一句話：『主啊，原諒他們，他們所做的事，他們不曉得。』 所以直到現在，卡斯楚統治古巴的基礎，始終還籠罩在他的陰影之下。 寬恕，真的很艱難。 尤其是沒有理由，毫無條件的寬恕。 五．把人關起來之後 在看完前兩部之後，最常見的質疑是：從頭到尾張小姐都沒有要求被害者及其家屬要寬恕，你為什麼會這麼以為？ 我同意，張小姐的確沒在字面上說過『寬恕』這兩個字。 但實際上真是如此嗎？ 張小姐在『殺戮的艱難』中，提出的死刑取代方案是『把他關起來』： 『他在牢裡關著，囚衣、腳鐐、鐵窗，有一天清晨我們忽然把他搖醒，帶他到刑場，然後開槍打死他——這一切所為何來呢？ 把他繼續關在牢裡不好嗎？那樣我就不必同情他了。』 『擔心他出來危害社會，為什麼不檢討假釋制度，把關嚴格些？怕他吃閒飯，不能訓練他們做一些有產值的活計嗎？』 很多人都讀過灰姑娘的結局：『從此之後，他們就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但大家心裡都清楚得很，真正的人生，是在『從此之後』開始的。 之前我們已經討論過，終身監禁為了防止收容人利用工場的生產機具製造武器，以及利用工作機會逃獄，基本上收容人是不用工作的。 在美國，甚至有長期或終身監禁的受刑人可以繼續讀書、拿到學位、出書、甚至於接受脫口秀之類的採訪。 我並不是批評這種做法不對，至少對某些罪不至死的犯人，可以用另一種方式繼續他們的人生。 但如果我們用這種方案取代死刑呢？ 人權團體一直告訴我們，死刑的執行過程會帶給加害者家屬痛苦。 但是就被害者家屬而言，他們也一樣失去了親人。 和終究會執行的死刑相比，被害者家屬是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面對喪失親人的打擊。 在修復失去親人、至愛或朋友的傷痛之餘，他們還必須接受一個無奈的事實：奪走他們親人、至愛或朋友的人，他們還可以繼續他們的人生。 如果不是寬恕，要如何叫家屬接受這個事實？ 另外，正如之前所說的，『關到死的終身監禁』從來就不是廢死聯盟取代死刑方案的選項。 『有開釋條件的無期徒刑』才是廢死聯盟取代死刑的底牌。 至於這個『開釋條件』是什麼，廢死聯盟給了我們一個抽象的詞彙：悔悟。 在前槍擊要犯劉煥榮死刑定讞時，新聞界流傳著一個笑話：你只要會抄心經、會畫佛像，即使被判死刑，也會被赦免或減刑。 就像幾個世紀前，海盜橫行的加勒比海，水手和海盜只要在背上刺一幅耶穌受難圖，就可以免受鞭笞和絞刑。 或是像『水滸傳』中描寫的宋朝，橫行市井的流氓只要在脊背上刺毘沙門天王像，就可以免受脊杖。 這些故事聽起來多少帶點黑色幽默的諷刺性，但是也告訴我們：『悔悟』這兩個字，是一個很難評價的字眼。 連主張『檢討假釋制度，把關嚴格些』的張小姐，對這個詞彙的評價，也是鬆緊不一。 對於坦承『筆者當法官時，曾自認求其生而不可得，乃判處死刑；但多年後，卻發現錯失被告生機。』的林瓊嘉法官，張小姐認為他沒有悔意。 因為『他真的有「認錯」嗎？他有悔過嗎？他有慚愧嗎？他有不好意思嗎？他有對他的被害人及其家屬表示任何一點歉意嗎？』 但是對『丹諾自傳』中同樣沒有認錯，沒有悔過，沒有慚愧，沒有不好意思，甚至也沒有他的被害人及其家屬表示任何一點歉意的李歐普（別忘了，即使日後在假釋審查會上，法官問他為什麼會犯下如此令人髮指的罪行時，他也是推說：當時年輕，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是他所能決定的。），張小姐卻是認為『十年之後，後悔的感覺幽幽的冒出來了。』 為什麼同樣的標準，林瓊嘉被認定為『沒有悔悟』，而李歐普被認定為『悔悟』？ 是否因為林瓊嘉仍然支持死刑，所以張小姐認為他沒有『悔悟』的資格？ 是否代表以後『悔悟』的標準只能由廢死聯盟一槌定音，順便還可以核發證書：『收容人○○○經考核已經悔悟，特此證明。中華民國○○○年○○月○○日，由廢死聯盟核發。』 聽起來真像中古世紀，羅馬教廷核發的贖罪券。 別忘了，當時羅馬教廷的理由是『上帝不希望殺死罪人，而是希望他們活著 － 並付出代價。』（對了，這話聽起來滿耳熟的，好像在那裡聽過？） 面對上面的事實，如果不是寬恕，要如何叫家屬接受？ 與寬恕本身相比，或許這種以法律及道德的層層糖衣包裹，並要求被害者家屬囫圇吞下，不能多言的態度，才是真正令人難以接受的原因。 六．Say When 寫到這裡，問題來了。 正因為寬恕如此艱難，所以在某些時候，死刑真的無法避免。 雖然廢死聯盟和張小姐一直如此形容死刑，卻絕口不提他們代言的對象，也是因為做同樣的事，而陷入這個困境之中。 但至少我們都同意，在文明社會中，你不能像拍隻蒼蠅般隨便殺掉一個人。 死刑對文明社會的意義是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廢死聯盟一直告訴我們，刑罰的目的是要懲罰一個人的『罪』，而不是懲罰這個『人』。 雖然這個理由聽起來有些抽象，但是，我們不妨從這裡開始。 一個人的『罪』，會對社會帶來如何的傷害？ 首先，我想你已經想到了，是被害者的法益。 被害者原本擁有的生命、財產、自由，還有其他依照法律可以享受的權利，因為加害者的行為，暫時或永遠的喪失了。 我在整理相關的資料時，曾經發現一個網站：『逝去的蝶』 這個網站是由張雅玲的姐姐和兩個雙胞胎妹妹所架設，用以紀念被死刑犯王鴻偉殺害的妹妹。 張雅玲生前的願望，是玩遍整個台灣。 直到現在，她的朋友出遊時經常帶著她的照片，用另一種方式，完成她來不及實現的夢想。 我認為，那張照片應該是行李中最沈重的東西。因為它代表了一個人永遠無法實現的執念。 其次，是社會的公義和價值觀。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美國犯罪學家威爾森（James Q. Wilson）和凱林（George L. Kelling）在1982年提出的『破窗理論』。這理論以建築物的破窗為例，來說明社會因為姑息小罪，而使犯罪層級不斷升高，最後令社會秩序蕩然無存的現象。 當一幢建築物有扇窗戶被人打破，無人修補時，破掉的不僅是一扇窗戶，還有整個社會遵循的公義和價值觀。 這扇破窗無異告訴同一社區的住戶，公義和價值觀在某些角落已經乏人關切和注視，有心人不妨再試試看，是否還有更多可以踰越的閘口，能夠試探的漏洞。 同樣的道理，一件罪案對社會而言，也代表有人對社會公義和價值觀的挑戰，除了當事人之外，也有很多人像『破窗理論』中，同一條街的住戶般佇足觀望。 這也是司法體系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而這也引發了第三個問題：司法體系的運作和虛耗。 和重視人際關係的東方人相比，重視法律和契約，是一般人對美國人的印象。 就像『梅崗城的故事』中馮亞惕律師所言：『最好的辦法是向大家公開弄清楚，讓全縣的人都帶著三明治，到法庭來聽個明白。』 但另一方面，這也為美國的司法體系，帶來沈重的負擔。 麥可．克萊頓就曾經質疑，美國的技術研發人員人數，只佔了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但是開業律師的人數，卻佔了全世界的百分之七十。 這種國家會有什麼競爭能力？ 像今年就有很多資訊業者，選擇控告競爭對手以取得優勢，而不是透過研發產品。 鄙人不評論此種做法是否正確，但這些例子都反映了一個現實：司法體系和戰爭一般，都需要耗費大量的成本。 這裡所說的成本不僅是金錢，還包括當事人蒐集證據，來回奔波耗費的心力，甚至還包括要一再重溫案件經過的精神折磨。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人所犯下的罪，所傷害的不僅是被害者的法益、社會的公義和價值觀，還有司法體系的巨大耗費。 如果這個人所犯下的罪，所造成的傷害不但無法彌補，甚至於還可能繼續下去呢？ 就算我們如同廢死聯盟的建議般，將這個人判處『有開釋條件的無期徒刑』，是否能彌補他所犯的罪，對這三者造成的傷害？ 對被害者及其家屬而言，是否能接受加害者能繼續另一個人生的事實？ 對社會的公義和價值觀而言，是否能寬大到能認為這種懲罰能補償他所犯的罪，而不認為又是另一扇乏人修繕的破窗？ 對司法體系而言，是否能承受教化這個犯人所需付出的成本，還有一旦教化失敗時，所要付出的代價？ 如果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我們又該如何？ 在英語中，『Say When』是指侍應生倒咖啡時，提醒客人一旦覺得夠了，就講一聲『When』，告訴侍應生何時該停手。 哈里遜．福特在電影『Regarding Henry』中，飾演遭遇歹徒搶劫，頭部中彈而喪失記憶的律師亨利，當他傷癒回到事務所上班，秘書在斟咖啡時，一如往常地補上一句：『Say When？』 當時他根本不記得這句話的意思，就回答：『什麼？』 『當你覺得夠了時，就說一聲「When」。』秘書對他說。 後來亨利發現喪失記憶前的自己，是一個幫助大公司欺負小老百姓的惡律師，在無法接受這樣的自己之下，他選擇辭職。離開事務所向秘書道別時，他向秘書說了句：『When。』 『啊？』這次輪到秘書不懂了。 『因為我覺得「夠了」，所以才會說When。』 那如果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我們是否能像故事中的亨利一樣，擁有『Say When』的權利？ 我們夠了，真的夠了。 我們無法再看見被害者及其家屬的哀哭。 無法目睹又有人企圖挑戰社會公義。 更令人無法忍受的，是司法體系成為這些人的護身符，每天為了左手拿什麼，右手拿什麼，先拿刀子還是電磁爐的問題吵鬧不休，耗費司法資源。 在這個前提下，死刑就不是單純的『把人殺掉就沒事』，而是一個停損點。 一個透過司法體系『Say When』的最後手段。 一個終結加害者及被害者的鏈鎖、終結社會公義及價值觀的持續傷害，終結司法體系持續虛耗的最後手段。 也正因為死刑背後有如此重大的社會意義，所以審核及判決都必須更加嚴謹，執行時必須力求即時。 張小姐在『殺戮的艱難』中，一直將反對廢死者視為殺人像踩死螞蟻般，自己卻不敢動手的輕賤生命之輩： 『反死刑論述之所以需要強調死刑犯的人性面，正是因為大家都不把死刑犯當人看呀。這不也是罪犯的邏輯嗎？你首先必須不把人當人，然後才殺得下手；無論綁匪殺 人質還是我們殺死刑犯，都一樣。我們不敢看死刑犯小時候純稚可愛的照片，就像綁匪不會想要聽人質的生命故事一樣，看了、聽了，手就軟了，拿不住屠刀。』 『這樣是幹嘛？我忽然覺得荒謬。他做了壞事，捅出這麼大一個簍子，害一票人瞎忙了十幾年，分明是個混球。但是看著他被打死的照片，我怎麼不因為正義終獲實現而覺得痛快？不，一點也不痛快。他看起來，那麼弱小，那麼無望。』 『殺戮豈是這麼容易的事！「人人皆曰可殺」，是因為我們不必自己動手。如果是這麼替天行道的事情，大家怎麼不搶著做？好萊塢電影可以輕易對人開槍，那是因為噴出來的是蕃茄醬。』 但是換個角度，死刑最原始的定義，即在於以無價償還無價。 就像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說，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他最後的資產。 在此一前提下，死刑並不是對生命的輕賤及藐視，而是對生命的尊重。 所以死刑僅能做為對被害者、社會公義及司法體系傷害的最後停損點。審核必須從嚴，量刑必須從慎，而執行必須從速。 務必嚴謹，但不能輕言廢除。 因為這是我們在現實中對於生命價值的尊重，也是社會公義與價值的最後防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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