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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凤凰涅槃”源于心之力(上)
不分類不分類 2015/06/02 17:32:53

這一百多年的中國歷史,從甲午“心敗”、抗戰“心勝”、當代“心防”看過來,就是中華民族“鳳凰涅槃”走向新生的全過程。這個過程,全面演示了中華民族這一世界最古老民族得以存續的原因。


    這百餘年來的歷史故事,是每一個中國人必讀必知的教科書。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當明了,倘若一個國家沒有理想,一個民族沒有精神,一群國民沒有信仰,縱使擁有再大的體量也不過是一具“殭屍”;倘若一支軍隊沒有靈魂,軍人不知道為何而戰、為何而死,即便擁有再好的武器裝備也是廢鐵一堆、再多的數量也是奴隸一群。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功勳,就在於以艱苦卓絕的犧牲,喚醒了中華民族勇猛無畏、永不屈服的精神,從而煥發出壓倒一切敵人的強大戰力與民族信心。


    今天,我們沒必要費盡心思地創造,更沒必要左顧右盼地去尋找。曾經孕育了新中國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其實就是當代中國的核心價值觀。過去,我們曾依靠它們創造出舉世無雙的成就,今天和未來,它們仍然是“中國奇蹟”的源泉。


    可以說,從民族靈魂的重塑、精神的再造,到新型軍事、政治、經濟體系的創建,我們用這些精神法寶實現了近代中國最大的創舉。而從列強鐵蹄、虎口下的掙扎,到在“冷戰”的夾縫中崛起為世界大國,新中國的戰略思維也達到了歷史最高值。


    毫無疑問,新中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相對於中華文明中的漢唐盛世和今天中國擔負的大國責任,中國還應有更高的目標與追求。今天的中國人,只需要注意不要在追逐財富的狂奔中遺失信仰,更不要被國內外別有用心之人在歷史虛無主義的蠱惑下丟棄這些無比寶貴的精神法寶,中國就一定能實現自己的目標。


    2014年,是甲午戰爭失敗120週年和抗日戰爭勝利69週年,中國舉行了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在一年內,幾乎同時去紀念一場敗仗和一場胜仗,這或許被一些不了解中國歷史的人看作是一個奇觀,但只有中國人才明白這兩場戰爭之間的關聯與差別。


    這是中國在戰爭的“舞台”上,與同一個對手、在不同時空進行的兩場生死決戰。第一個回合,日本勝了,代表中國的晚清政府被打倒在地,日本肆意凌辱、劫奪中國,併步步緊逼;第二個回合,看上去已瀕臨絕境的中國,卻驟然如火山爆發一般奮起反擊,最終滅掉了日本軍國主義征服中華民族、霸占整個中國的狂妄野心。日本放下武器,徹底投降。


    第一個回合,中國軍隊擁有軍事裝備和軍隊數量的全面優勢,卻一敗塗地;第二個回合,中國處於絕對的軍事劣勢,卻贏得了勝利。這是為什麼?


    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問號裡包含著的歷史秘密,不僅是解開今日中國諸多現實問題的“鑰匙”,也是我們能否真正樹立習近平主席倡導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進而堅定實現中國夢信心的關鍵。


    “心敗”是甲午戰敗之根;“心勝”是抗戰精神之核;而抗美援朝戰爭實際上是中華民族“收復精神失地”的第二次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為什麼敗?反思這場戰爭的文章汗牛充棟、林林總總。我認為,晚清政府實際上是敗於“心”,而不是敗在陸上和海上的軍事對抗中。


    甲午戰爭的直接起因不過是一個外交事件,一次海上沖突,幾場邊界戰鬥,其目的原是爭奪朝鮮半島的控制權。但最終結果卻是,清朝不僅丟掉了朝鮮,還丟掉了琉球、台灣,付出了巨額賠款,外加允許日本在本土駐軍。翻遍世界戰爭史,找不到同樣的案例。


    甲午戰爭,日本傾舉國之力一賭國運,而清朝為何在沒有動用全部國家力量的情況下就吞下了戰敗的苦果呢?我認為,晚清政府不是被日本打敗的,而是被嚇敗的。一個大國被小國嚇敗,這才是真正令中國蒙羞的奇恥大辱!


    從甲午戰爭的軍事對抗階段看,發生在朝鮮半島、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邊界的五場小戰役,無論哪場戰役,從國力和軍力等硬指標上分析,清朝都具備戰胜日本的優勢條件。


    先說起因。 1871年,日本挑起“琉球事件”,看大清國對此沒太大反應,繼而於1875年出兵琉球,琉球隨即派遣使臣赴大清國求救。此時的日本,明治維新剛剛開始,國力孱弱,就如同“一隻剛滿月的小狼對著一頭大牛呲牙咧​​嘴”。而大清國的“國務卿”李鴻章怎麼做的呢?他去請當時來訪的美國卸任總統格蘭特調停。自己的屬國被入侵,宗主國不出手相救,反而去求別人主持什麼公道?這一幕後來又發生在東三省被日本入侵時,國民黨政府卻向國聯控訴日本,請求主持公道,幾十年都沒有長進。


    戴旭:中華民族“鳳凰涅槃”源於心之力(上)


    身經百戰的格蘭特在像徵性地作出調停姿態後,隨即宣布“調停失敗”。在寫給李鴻章的信中,他說,“我甚盼中國自強”。其助手楊格說,“中國若不自強,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視中國懦弱,為所求無不遂者,彼看不起中​​國,則無事不可做。日本以為不但琉球可並,即台灣暨各屬地動兵侵占,中國亦不過以筆墨口舌支吾而已”。 “中國如願真心與日本和好,不在條約而在自強,蓋條約可不照辦,自強則不敢生心矣”。他更指出:“中國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愛中國,實盼望中國用好法,除弊興利,勉力自強,成為天下第一大國,誰能侮之?”


    清朝的外強中乾被日本看破,於是得寸進尺。此後,日本持續70多年都採用這種做法,從另一個角度看,凡是日本對中國採取咄咄逼人的政策時,中國就需要反思自己了。 1877年,日本強行要求琉球從法理上切斷與清朝的藩屬關係。清朝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力主先發製人、征討日本。


    何如璋認為,“今日本國勢未定,兵力未強”,與之爭衡,尚有勝算;如果“隱忍容之,養虎坐大”,他日必後悔莫及。他指出,“日本國力遠遜中國,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債台高築, 若開戰,則須以現金向西洋各國購買軍械,日本無力作此無米之炊”。


    何如璋還認為,日本人“阻貢不已,必滅琉球;琉球既滅,行及朝鮮”,而且,琉球靠近台灣,日本如果將琉球改設郡縣,就可以成為侵略台灣的基地;而琉球人因得不到中國的支援, 也可能“甘心從敵”,琉球人本就“習勞苦、耐風波”,“他時日本一強,資以船炮,擾我邊陲,台澎之間,將求一夕之安不可得”。因此,他主張,爭奪琉球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衛台灣,“ 為台灣計,今日爭之患猶紓,今日棄之患更深也”。


    何如璋當時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軍艦,盛陳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質問,實質上要“示日本以必爭”;中策是據理言明,約琉球令其夾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與日本反复辯論,或援外國公法(國際法)以相究責,或約各國使臣與之評理。可李鴻章及清廷中樞機構經過反復權衡後,竟決定採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談判!


    可是,談判會有什麼結果?在中日之間進行《北京條約》談判時,李鴻章就曾試圖對日本使臣森有禮“曉之以理”:“兩國和好,全憑條約,恃強違約,萬國公法所不許。”


    而森有禮卻回答說:“和約沒甚用處,國家舉事,只看誰強,不必盡依著條約,萬國公法亦可不用。”


    征服日本的唯一一次戰略機遇被輕輕放掉。 1879年,日本正式吞併琉球,琉球公使在李鴻章的衙門口痛哭三天,拔劍自刎!其他屬國看到這一幕會作何感想?大清國威掃地,千百年來建立起來的朝貢體係於此崩塌。作為宗主國,竟懦弱、無能到此種地步,谁愿意跟著你!


    甲午戰爭爆發後,清軍一直處於敗退態勢,直到五次戰役全部輸掉,只能割地賠款以求和。但由於日本所提《馬關條約》條款內容過於苛刻,當時清廷朝野多主張拒和、遷都、再戰,學子們為此還“公車上書”。那為什麼清政府不敢繼續和日本打下去?


    一是清朝統治者的遼東祖陵已落敵手,怕遭羞辱,內心恐慌。甲午戰爭中,清政府之所以將大批陸軍調往遼東而不是守衛日軍主攻的北洋水師總部,難以啟齒的原因正在於此;二是清朝經營北京已兩百多年,搜刮珍寶無數。古玩字畫等小物件方便帶走,可紫禁城、頤和園、圓明園如何攜帶?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眼看著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毀,以慈禧為首的清廷統治集團已遭心理重創。此時,絕難再承受“割肉”之痛;三是經歷過太平天國“誓殺清妖”的內患,清廷對深入漢地心有餘悸。


    說到底,還是心病!遷都再戰,清朝統治者不僅將損失大量財富和珍寶,甚至有可能動搖其統治根本。所以,清廷權衡再三,選擇接受強盜的勒索,賠款割地,以此將戰爭失敗的代價轉嫁到全國百姓頭上。


    此時的李鴻章,已在大辦洋務中發了大財,留美的洋務要員容閎說,李“絕命時有私產四千萬兩以遺子孫”,其中,有相當數量的銀子當時就存在“日本茶山煤礦公司”。所以,李鴻章害怕繼續與日本開戰會致使自己劣跡敗露、身敗名裂,於是,便不顧當時的紛紛朝議和千秋罵名,上下聯手,力排眾議簽下合約。


    事後,李鴻章說自己是清朝的“裱糊匠”,把亡國的責任推給體制,後世的有些學者還為李鴻章翻案,說他不過是按照上面的意思辦,是“替罪羊”。李鴻章的自我辯解和某些學者無知的同情其實蒼白無力,因為,李鴻章就是晚清統治階層的縮影,他身上折射出的就是歷代封建王朝頹廢的“死光”。


    在眾多反思甲午戰爭的文章中,不乏關於裝備落後的論述,多是說北洋水師多年未添一艦、沒有速射砲,等等。這個理由即便成立,也只能為甲午戰爭中黃海海戰不分勝負的結果作解釋,可是,另外四場陸地、陸海戰役如何解釋?


    牙山之戰中,日本隨軍記者山本忠輔這樣寫道:“牙山是其根據地,本以為要背水一戰……豈料到牙山一看,他們竟丟下幾十萬發彈丸、六七百袋軍糧逃跑了……嗚呼,憑此等羸弱之兵還欲在弱肉強食之世界誇耀獨立,妄想將朝鮮作為屬邦與我國一爭高下,實在是愚昧之極,令人忍俊不禁。”


    《日清戰爭實記》寫道:“支那大將身形高大、力氣超群,貌似可指揮三軍,然一旦開戰就變成弱蟲一條,尚未聽到槍聲就已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婦女衣裝,企圖蒙混過關。”說的是清朝陸軍主將葉志超。


    再看陸地決戰的一個例子。同一部書中這樣記載:“大連灣陷則旅順無援,旅順落於我手,即可長驅直攻直隸。”日本看到這一點,清朝也看到了這一點。旅順口砲台防禦工事從1881年開建,沿周邊山勢修築海陸砲台數十座,配備的全是從德國購買的最新克虜伯後膛大砲,口徑從80毫米到240毫米,一應俱全。


    1887年,“地險水深,山勢回環”的大連灣砲台也開始修建。由60餘座砲台要塞群構成的旅順口和大連灣防禦體系,因地勢險要,火力強大,被稱為“東方直布羅陀”。如果單從軍事防禦角度看,即使清軍在其他方向的戰役都失敗了,也應該在這裡贏得一場戰役。


    但是,結果呢?清軍總共只打出2發砲彈! 500名日軍敢死隊隊員衝上去後發現陣地內空無一人。日軍繳獲嶄新的火砲100多門、砲彈246萬枚;德國新式步槍600多支、子彈3381萬發,還有馬匹、行帳、糧食以及沒有啟封的快炮等。大連灣不僅沒有成為清軍的屏障,反而成了日軍攻打旅順的物資保障基地。原來,早在金州戰鬥時,守將趙懷業就把軍糧、軍服等軍用物資偷偷運到煙台,換成了白銀,隨後帶著家眷棄陣逃跑了。


    晚清在軍事階段失利之後,只求戰事早日結束,但《馬關條約》卻開啟了更大規模的戰事——可以稱之為甲午戰爭的第二階段:引來了八國聯軍。而《馬關條約》的簽訂也最終使甲午戰役被最終定格為甲午戰爭,日本也由此生髮滅華之心。


    甲午戰爭成了美國的反面教材。四年之後的1898年,將要成為美國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在《贊奮鬥不息》一文中這樣說:“我們決不能扮演中國的角色,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漸漸地腐敗墮落,對國外的事情毫無興趣,沉溺於紙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奮發向上、苦幹冒險的高尚生活,整天忙於滿足我們肉體暫時的慾望,那麼,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發現中國今天已經發生的這一事實: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在其他好戰、愛冒險的民族的進攻面前是肯定要衰敗的。


    如果我們要成為真正偉大的民族,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巨大的作用……20世紀許多國家的命運將處於危難之中,這種危險也威脅著我們。如果我們袖手旁觀,如果我們僅僅追求昏庸懶散的悠閒生活和安逸,如果我們不參與這種必須以生命和珍愛的一切去獲取勝利的激烈競爭,那麼,比我們野蠻強大的民族將甩開我們,控制整個世界。 ”


    封建統治階層的頹廢,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在精神上不思進取,生活上驕奢淫逸、貪賄無度,外交上奴顏媚骨,軍事上懦弱退讓。由此帶來民風敗壞,社會整體墮落。放眼中國的歷史,凡是當這種情形出現時,彼時的王朝就已經在亡國的“週期律”中逐漸走向衰亡,其內部火併(民變、農民起義)和外部入侵也必將接踵而至。


    1901年,光緒在詔書中說:“我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人士少……公事以文牘來往,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


    “誤國家者在一私字”,這​​個“私”字的含義就是腐敗。在甲午戰爭打不打的問題上,兩朝帝師翁同龢就有挾私報復李鴻章的嫌疑。翁一邊極力鼓動開戰,一邊卻又處處掣肘,準備看李的笑話。他最後說:“六十年中事,傷心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可算是人之將死,良心發現。


    海上戰事起,朝中盛宣懷等主張海軍戰略出擊,先突襲長崎後回擊仁川。但北洋主將丁汝昌不執行,李鴻章也不堅持。丁汝昌在想什麼?


    至日本在遼東登陸,丁汝昌建議出動北洋海軍主力斷日後路,這本是釜底抽薪之舉,而李鴻章又嚴令不許。李鴻章在想什麼?


    北洋戰事急,李鴻章想請南洋水師幫忙,而南洋水師趁機“開價”:要求提拔自己的將領。


    清朝政府的私心前邊已經提到,但這種政府官員和前線指揮者的私心其實危害更大,會導致一線官兵產生私心,於是,上下離心、軍心瓦解,直至一敗塗地。


    晚清至“死”,官場風氣無改。辛亥革命前,《申報》社論評述晚清官場時說:“今日之執政者,其心思惟欲保全現在之祿位,或者欲超越現在之祿位而已,其外,固一無用心者也。”


    作為國家機器“核心部件”和“堅硬外殼”的軍隊,在這種洶湧的腐敗狂潮中不可能獨善其身。曾經不可一世的八旗兵,最後墮落為追逐聲色犬馬的行屍走肉,在平息太平天國的內戰中就已不堪一用,內戰中驍勇精銳的湘軍和淮軍改編為國家正規軍之後,首先學會的就是八旗、綠營的腐敗作風。


    晚清政府在洋務運動中利令智昏,只關注經濟指標,致使各級官員都忙於追名逐利,卻對迫在眉睫的國家威脅不惕厲警醒,對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軍事變革竟視為兒戲。日本明治時期的外務大臣副島種臣說:“謂中國海軍之可慮,則實不足以知中國也。蓋中國之積習,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絕無行法之人;有絕妙之言,而絕無踐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變,水軍一旦灰燼,故自視懷慚,以為中國特海戰未如人耳……於是張皇其詞,奏設海軍衙門,脫胎西法,訂立海軍官名及一切章程,條分縷析,無微不至,無善不備。如是,而中國海軍之事亦即畢矣。彼止貪虛有其名,豈必實證其效哉?又何曾有欲與日本爭衡於東海之志哉?”


    這是舊中國的一種社會病——其根本原因是“統治階層的頹廢”,在中國古老肌體上引起的綜合併發症: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混沌、失衡、無措、衰朽——我稱之為“政治植物人綜合症”:視野短淺,思維陳舊,苟且偷安;缺乏信仰,萎靡不振,畏敵如虎;自私自利,腐敗無度;文弱無恥,惜死顧身;社會意識形態混亂;全民腐敗蔓延;等等。最後,必然導 致國體崩潰。


    力由心生。心已敗,力從何來?


    甲午大戰前,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建議以“艦隊突入渤海海口,以試北洋艦隊之勇怯。彼若有勇氣,則出威海、旅順作戰。彼若不出,則可知其怯”。結果,北洋艦隊固守不出,日軍於是放手大打。宗方小太郎於是也有了與副島種臣同樣的觀感:“我日本人多數對於中國過於重視,徒然在兵器、軍艦、財力、兵數等之統計比較上斷定勝敗,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製其全勝矣。”


    甲午戰爭,日本不僅對清軍的表現十分看不起,對清國百姓更是蔑視。李鴻章幕僚羅豐祿描述說:“倭人常謂中國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實是現在景象。”福澤諭吉說:“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實在是無有其類。”


    康有為則嘆息:“夫以中國二萬里土地,四萬萬之民,比於日本,過之十倍,而小夷嫚侮侵削,若剮羊縛豚,坐受侵割,恥既甚矣,理亦難解。”其實,從日本間諜對“大清全民都腐敗”的總結中,中國政府官員、軍隊和民眾的真實狀況已可想見。晚清之中國,從裡到外都爛透了。舉國風氣糜爛如此,到了生死角斗場怎能不洋相百出?


    有此國家和人民,晚清的讓步不可能讓日本收斂,只會激起其更大的宰殺和併吞慾望。後來的抗日戰爭,在某些層面上其實還是甲午戰爭的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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