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連讀了琦君的中篇小說《橘子紅了》、嚴歌苓的短篇《天浴》，以及張藝謀改編自大陸作家劉恆的小說《菊豆》（小說原名《伏羲伏羲》），這三部後來都搬上了大銀幕，小說、戲劇兩相對照不勝唏噓。

在傳統父權社會的封建思想下，女人多半是犧牲品，不是用來傳宗接代，就是憑身體本能交換利益。《橘子紅了》的苦命女秀芬，嫁給了足以當她老爹的男人當三姨太，大老爺長年在外，只有橘子紅了的季節才回來，對待老家妻妾就像採橘子似的，撿個鮮紅的嚐嚐，只吃一口就丟棄，於是《橘子紅了》就成了深閨怨婦的一首輓歌，在無情的歲月等待與蹉跎中，女人成了槁木死灰的爛橘子。

張藝謀執導的《菊豆》也是痛心的。染房主人為了延續香火，前面折騰死了兩個女人還不夠，又花大把銀兩買了年輕漂亮的菊豆來陪葬。可憐的女人白天要忙染房的活兒，夜裡還要當變態糟老頭洩慾的工具，身子被凌虐的遍體鱗傷。年輕的姪兒天青十分同情菊豆的悲慘處境，年紀相近的兩人情不自禁相愛了，有了愛的結晶，然而這一切卻是苦難的開始。

嚴歌苓的《天浴》更虐心了，這個短篇小說後來被女星陳沖拍成了電影，還入圍柏林影展。由於這個故事太感傷，阿桑特別把原著小說、劇本和電影三方對照，私以為是改編得挺不錯的電影。故事描寫文革期間，下鄉到川藏高原的知青少女與當地牧馬人的真摯情感。困在山上的少女遲遲等不到返回故里的一天，某日誤信壞男人的讒言，以為青春肉體是最有效的返鄉通行證，於是一次次出賣自己身體交換利益，但卻一次次被騙、一次次受傷，到最後連自己都鄙視了自己。這一切看在（不能人道）的牧馬人老金眼裡，有說不出的悲憫與憐惜。

《天浴》原著小說是以第三人稱來寫的。嚴歌苓筆鋒冷冽，近乎殘酷地述說一名天真少女如何墜落、崩壞的過程，隨著文字愈看愈心痛，淚在心中流。有關文革的傷痕小說非常多，余華《活著》、嚴歌苓《陸犯焉識》（後來都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戴思杰《巴爾札克與小裁縫》…各以不同切片呈現文革時期的沉痛、荒謬與莫可奈何。兩性、尊嚴、信任、親情、愛情…在人類最黑暗的時刻，愈能顯現人性中的至美與至惡。

琦君《橘子紅了》是以第一人稱書寫，藉由故事中一名少女的觀點來看舊時代封建家庭的女性悲歌。「母親」一直是琦君老師創作的泉源，如果對她的作品稍有了解，《髻》這篇感人的散文，將傳統的婚姻悲劇寫的淒婉憂傷，可說是她母親不幸的寫照。

每回看完這些小說和電影，都好慶幸自己活在當下這個時代。女人不必依附男人、無須奉子成婚、更不用為了顧全大局忍辱偷生，只要經濟自主，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為自己生孩子體會當母親的喜樂，即便愛的是女人，只要彼此認可、得到家人親友的祝福，外人更是無權置喙的。雖說兩性平權還需多努力，女人受限於生理上的先天差異，但說真的，下輩子我還是喜歡當女人。

*Photo by Laura Makabres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