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芬蘭持繼在「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中居頂尖的地位。由於PISA主要評量學生如何運用理論及思考能力來解題，許多教育主事者芬蘭視為教育的典範國，遊學團體打出的芬蘭教育之旅也變得熱門。

我們不妨檢驗這個命題：「芬蘭學子表現傑出，台灣複製芬蘭教育就能營造更多高素質公民」？

我的看法是:人的表現不能只靠學校教育，更依靠社會整體氛圍。在此比較兩個關鍵因素。

關於貧富差距

在芬蘭，高、低收入者的所得稅稅率差別很大，最高稅率可高達56％。這種高收入者高稅收政策，使社會的收入差距趨於合理均衡，逐漸形成以中等收入為主體的穩定社會結構(約佔八)。當社會財富趨向平均化，家庭教育自然能發揮功能。　　

關於勞工工時

二年前的資料統計，芬蘭與台灣勞工的平均工時為1662與2135小時(每週多了十小時)，超高工時讓隔代教養在台灣順勢高漲(家庭數佔了2％)。

祖父母為了享受含飴弄孫之樂，一般很樂意協助照顧自己的孫兒。然而，隔代教養有體力上與認知差異的因素: 祖父輩無法有效面對失業、暴力、未婚懷孕、藥物濫等問題，滋生祖孫間抱怨的言語，自然對孩子心理會造不健全的發展。

「芬蘭教育表現傑出，台灣複製芬蘭教育就能營造更多高素質公民」？再次審視這個問題，我們就會有不同的答案。

如果，芬蘭把「縮短貧富差距」、「良性勞資氣氛」拿掉，高工時父母忙著擠壓親子間的互動與情感、隔代教養盛行、勞－資嚴重對立，這項教育命題就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