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後，孫文發動二次革命。國民黨籍的國會議員一部分追隨孫文投身反袁，一部分則認為孫文不服從法庭判決，以暴力擾亂國家秩序，系罪魁禍首，他們選擇留在北京繼續做國會議員。

久而久之，這批人被稱為“政學系”集團。他們和後來孫文以俄為師再造的國民黨，基本已無血緣聯繫；相反，北洋官僚集團的血脈可能要更濃厚些。政學系的代表人物有黃郛、楊永泰、張群、翁文灝、蔣廷黻、張嘉璈、吳鼎昌、王世傑等；

1926年底，隨著蔣介石與共產黨的矛盾日益尖銳，蔣與由鄧演達、周恩來領導的政治部日益疏離，而以謝持﹑鄒魯﹑林森﹑張繼等為代表的國民黨人已被扣上西山會議派“反革命”的大帽，蔣介石不能用也不敢用；況且，這些人不但敢反孫中山，對蔣介石也是不客氣的。

於是，蔣介石開始招募政學系分子來取代鄧演達、周恩來、郭沫若這些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

北伐後期，政學系對幫助國民政府瓦解孫傳芳、張宗昌、吳佩孚的勢力，是有貢獻的。但在政治宣傳鼓動方面相較于原來的國民黨左派、中共則差距甚遠，用胡漢民的話說：“政學系人物擅於官場、精於權謀，朋比結黨，而在廉潔自律、動員基層民眾、鼓舞革命軍官兵紀律士氣方面則與共產黨人有天壤之別；自政學系橫行後，國民黨日益腐化，逐漸由革命党蛻變成人民唾棄之一群，而本黨腐化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舌。”

胡漢民是國民黨右派的旗幟性人物，他不惜褒獎共產黨來形容政學系的作風，其觀點的真實性是相當值得信任的。

蔣介石被許多反對他的人視為新軍閥、反動派，顯然和他起用並倚重政學系官僚密不可分。

北伐結束後，政學系向蔣介石獻計“以政治瓦解桂系、以金錢瓦解馮玉祥、以軍事剷除閻錫山”，導致國民政府在北伐功成統一中國後，迅速陷入內戰漩渦不可自拔；最終導致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

桂系被蔣介石打敗後，黃紹竑、熊式輝等亦加入政學系。

黃紹竑，周旋于蔣介石、桂系、共產黨、民盟之間，長袖善舞，李宗仁擊敗孫科、白崇禧以華中剿總要脅蔣介石、催迫李宗仁向共產黨投降，率領和談代表團留在北平，都是黃紹竑的傑作。

中共建政後，黃紹竑寫下回憶錄，托人轉給張發奎，表示其內容極為真實，頗為自得。張發奎閱畢，回信給黃紹竑：“你這一輩子娶了那麼多妻妾，又拋棄了那麼多女人，怎麼回憶錄裡一字未提？”

北伐戰爭中，熊式輝先投靠白崇禧，1928年開始投入蔣介石旗下；1931年底出任江西省主席；

抗戰爆發後，熊式輝向蔣介石建議讓蔣經國來江西“鍛煉”，並委以贛南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之職，令蔣氏父子龍心大悅。

由於熊式輝的“忠誠、勤勉”，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均非常喜愛赴江西廬山度假、休憩，甚至公幹；蔣經國則對熊式輝執師長禮；

抗戰勝利前夕，蔣經國隨宋子文赴莫斯科與史達林談判東北問題；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以熊式輝統治東北，以蔣經國出任外交部駐東北特派員；結果政學系的權謀之術把東北官場搞得腐敗不堪，投機鑽營之輩充斥東北；熊式輝為收取更多的賄金，將東北四省改為十省，一時間，省主席、省黨部主委滿天飛，十個省政府養活了大批苟且小人，卻靡費了無數國庫公帑。

抗戰勝利後的東北，有六種貨幣在東北流通：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東北行轅發行的東北流通劵、日本關東軍發行的滿銀劵、蘇聯佔領軍發行的軍票、偽滿洲國發行的偽滿幣、中共發行的臨時流通劵。

熊式輝、杜聿明等東北軍政高官利用幣制的混亂，一意盤剝東北人民，中飽私囊；又利用軍隊特權，大肆走私倒賣各類民生亟需物資；更令人髮指的是，他們將日本、偽滿留下的礦廠、產業、物資半數以上皆隱匿不報，予以吞沒，複以親友名義開辦公司，形成半官半商。

有人對政學系人物很是欽佩，大加吹捧。我想，做官，中國沒人比得上政學系；為國為民，則不屬於政學系研究的範疇，政學系的學問是為皇帝服務的；人民，不屬於他們服務之列。也因此，對政學系如何評價，就看你想做一個怎樣的人。至於蔣介石，他重用政學系，也說明了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注：抗戰勝利時，滿洲國有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四省；熊式輝上任後，將其分割為十省四市，增加了安東、遼北、松江、合江、嫩江、興安六省，及哈爾濱、長春、瀋陽、大連四個院轄市。

用東北人的話說，原來只能收四份錢；變成十個省，可以叫賣十個省主席的位子，受十份錢；再加上十個省黨部主委，四個院轄市長。熊主任可謂盆滿缽滿，算盤打得著實無負“政學系”的金字招牌。而對於此等人，蔣介石在中外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也僅僅革職了事。此等領袖、此等政府，夫複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