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在和黎教授幾次通話中，得知他因癌症擴散引起的病痛異常厲害，常常會在夜裡痛醒。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每天都為他祈禱，希望病魔在他身上肆虐少一些。 6月14號，我和我先生前往維多利亞看望黎教授，並請他簽署一些授權檔以了卻他最後的一個心願。為了慎重，根據丁果先生的提醒，我們還將拍攝黎教授簽名時的照片留檔。在跨海渡船上，我望著外面的海水，悲哀地想：人生有如駛船，寬闊的海面或風和日麗，或白浪翻滾。但無論怎樣，巨大的船體總是能載著我們，劈波斬浪，平穩地將我們送達目的地。黎教授多次過往溫哥華，經常乘坐渡船，不知他是否也有同樣的感受。今後在這條航線上，恐怕再也看不過他的身影了。

下午兩點多，我們來到了黎教授的家。黎教授夫人開門後，立刻把我們帶到了黎教授的臥室。此時虛弱的黎教授，一看到我竟然掉下淚來，聲音哽咽著，緊緊握住了我的手，我的眼睛頓時濕潤了。一分鐘後，想到不能過多打攪黎教授休息，我就拿出授權檔，請黎教授簽名。此時黎教授已經無力看完全部檔內容了，他的弟弟就用廣東話念了一遍，之後我扶著黎教授坐起來。黎教授拿起筆，莊重地在授權檔上簽下了“黎全恩”三個字。之後說到：“我還參與一個專案，是關於多倫多和渥太華等唐人街的專案，我想叫你介入，我把多倫多大學梁教授的郵箱告訴你，希望今後你替我參加。”說完他在紙上寫下了簡單介紹。我明白黎教授此時仍關心著他多半生孜孜追求的事業和我的未來，一行淚水止不住在眼中滾動。

從黎教授家告別後，我感到忐忑不安，幾乎一夜未眠。我和黎教授的結緣起始於2011年《加拿大華僑移民史1858-1966》的撰寫。自從我和黎教授與丁果合作以來，一直為他們的身體健康祈禱。黎教授身體大致還可以，為此我們一起走過七、八年的寫作歲月。我們不光共同完成了《加拿大華僑移民史1858-1966》，2015年我與黎教授在《華僑出版社》出版的《華僑與中外關係史》論文集中，推出“一戰華工和華兵在加拿大的歷史遺跡”的論文。2016年，黎教授、丁果和我在北京外國語大學《2016年加拿大政策發展報告》中，推出兩篇學術論文。然而這一次上天沒有按照我的祈求方式施展大能，一天之後，黎教授永遠地離開了人間。他是廣東人﹐享壽81歲。

我在寂靜中坐了很久，默默流覽有關黎教授的視頻網頁，仔細傾聽他的話語，似乎他還健在。半個小時後，我像是站在夢鄉，記憶的海洋洶湧翻騰起來。2011年，中國《人民出版社》的侯俊智主任和我提起，想聘請海外華人學者撰寫加拿大華僑華人歷史，希望能找到加拿大著名學者來領銜。當時我正要出版移民小說《移民夢》，我為寫這部小說曾經採訪過一些新僑。由於經歷過新移民初期艱辛生活，我對移民歷史有些興趣。而此時我認識丁果先生，知道他水準高超。在得到丁果先生肯定的答覆後，我答應了侯俊智的要求。2011年夏季，我開始從網上流覽了關於加拿大華僑華人移民歷史文章，並和丁果先生進行溝通。丁果先生很快提到了黎全恩教授的名字，並告知黎教授因為患病，不久前剛捐贈了一批華僑華人歷史資料給多倫多大學。

自從知道黎全恩教授是華僑華人移民史學家後，我曾從網上流覽過有關他的資訊，仔細看過後才發現黎教授是維多利亞大學的“榮休教授”，過去幾十年專門研究加拿大及美國的華埠發展。他曾實地考察過加美兩國40多個華埠，發表過300多篇學術文章和10多本學術專著。在學術領域裡，黎教授獲得過很多學術獎項，其中《加拿大華埠發展史》(Chinatowns : Towns within Cities in Canada)是華埠研究的權威著作，曾在1988年獲卑詩省歷史學會書籍優良獎。《維多利亞之紫禁城》（The Forbidden City within Victoria），是1991年最暢銷的書籍之一。其它英文書籍著作還有1998年出版《楓骨中華魂》(Canadian Steel, Chinese Grit )，2010年出版《唐人街權力核心》(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hip: Case Study of Victoria in Canada)等等。黎教授故此被譽為“唐人街研究之父” 。不僅如此，黎教授還獲得很多重要非學術性的榮譽名銜，例如1980年獲維多利亞市“榮譽市民”稱號。1983年被授予加國最高榮譽“加拿大員佐勳銜”。1992年11月，獲加拿大成立125周年紀念獎章。1993年獲加拿大125周年紀念獎章。2002年獲伊莉莎白女皇二世金禧紀念獎章。

在清楚曉得黎教授的重量級學者地位後，我的心裡存有疑問，這麼一位了不起的學者，肯接受我們的邀請嗎？我想了一下，又繼續尋找相關資料。這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介紹說在1979年，因為加拿大第一個華埠即維多利亞唐人街建築殘舊，曾有些人建議拆掉唐人街。維多利亞市政府就是否保留曾在華埠諮詢民意。1979年3月，維多利亞市政府聘請黎全恩教授為調研學者，調研訪問華人意見。黎教授把收集市民對華埠發展的意見， 編撰《華埠發展報告》遞交市政府。最終，市府採納了建議，美化了華埠，黎教授由此獲得很多人的尊重。我看後心想，黎教授通過努力，保留了加拿大最古老的唐人街，肯定是因為熱愛唐人街，酷愛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以才與平民百姓打交道。這樣一位令人敬佩學者，應該是平易近人的，我應該嘗試接觸一下。

2011年7月的一天，我與黎教授聯繫好後，乘輪渡來到了維多利亞黎教授所在的家中。我有點感到意外的是，黎教授沒有一點架子，人很和善。他們夫婦二人熱情地接待了我，還請我吃了午飯。此次之行，我有點撞運氣，但是可能由於心誠，上天也有動心的時候，緣分的渡口碼頭由此建成。

2011年7月，黎全恩教授與賈葆蘅第一次見面時的合影

在拉開黎全恩教授、丁果和賈葆蘅一起撰寫加拿大華僑移民歷史的序幕後，三人小組當中，黎全恩教授已經在移民歷史領域耕耘40多年，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他的唐人街研究，成為《加拿大華僑移民史1858-1966》一書中最重要的史實基礎。丁果先生縱橫學術界、評論界和傳媒界30多年，

其博古通今的知識架構，為該書在理論上推陳出新，開創了華僑華人移民歷史研究一些新的領域。而我之所以有幸和兩位重量級人物合作，完全是因靠自身的勤奮努力。今天我相信只要真心想做好一件事，整個世界都會為之開路。然而當時儘管我周而復始一天十幾個小時在移民歷史大海中拾貝，並且在華人社區進行採訪調研，但這些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幾十年的學術修養和積累，不是兩、三年快速學習就可以趕超的。我在撰寫移民史後，深感自己對移民歷史瞭解不夠，要學的東西太多。可我又是幸運的，黎教授和丁果先生都在誨人不倦地教導我、引領我、提攜我，使我一步步踏進了移民歷史領域，少走了很多彎路。因為我是新手，我在寫作中有著各種各樣的問題，每每向黎教授諮詢時，他都是第一時間答覆，幾乎每一、兩天，我們就有電子郵件往來，就這樣我的學術水準一天天提升。可以說，如果沒有黎教授和丁果先生的教誨和引領，我不會在短短兩、三年中，就知道諸多正確的移民歷史事件。因為要想寫出經得起考驗的學術著作，需要花大量時間考證和調研，需要有嘔心瀝血的精神。在寫作過程中，我確實感到極其艱辛，在一次複印華僑史書時，因為勞累過度幾乎跌倒。那一瞬間我相信黎教授在史學領域成就輝煌，一定有過巨大的付出。因為任何想走天堂的路，都是在地獄般的苦難中磨煉而成的。

黎教授曾鄭重講過，彼此早些認識就好了，希望我能到維多利亞讀書，做他的學生。不僅如此，為了使我儘快掌握準確華僑華人歷史知識，他特地把曾出版過的著作和論文送給我。我如饑似渴閱讀後，既瞭解到華僑華人歷史，也知道了黎教授在華人移民歷史研究中的艱辛付出。例如他為了瞭解卑詩省天鵝湖華人墓地具體情況，曾花幾年時間查證，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在他著作中有很多權威資料和原始圖片佐證，他每寫下任何一小部分文字，都認真考證。

我們三人辛苦工作，黎教授和丁果先生曾在手術後都不歇息。由於黎教授擁有多年實地考察經驗和第一手權威資料，使我們在撰寫早期華人歷史史料中少犯很多錯誤。在我們共同努力下，2013年廣州市舉行加拿大文化月，介紹了我們即將出版的《加拿大華僑移民史》。2013年年末，《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加拿大華僑移民史1858-1966》，書中很多早期珍貴歷史圖片都是黎教授精心挑選的，也有不少地圖是黎教授繪製的。

該書一出版，當年就獲得《人民出版社》十大優秀學術著作獎和“經典中國工程”國際出版基金的扶持。在國內，中央電視臺、新華社、《人民日報・海外版》、《新京報》、廣州圖書館等都有採訪和報導。在國外，加拿大OMNI電視臺、加拿大環球電視臺（Global）、加拿大城市電視臺、加拿大961中文台、加拿大SHAW電視臺、星島日報、明報、世界日報、溫哥華太陽報（Vancouver Sun）、華僑時報、維多利亞大學、UBC大學等幾十家媒體和學術機構也都有報導和好評，加拿大聖力嘉學院孔子學院還邀請我們做了移民史演講。2015年，《加拿大華僑移民史1858-1966》獲得臺灣海外華文著述獎學術類第一名。2016年，《加拿大華僑移民史1858-1966》英文版在加拿大正式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