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這篇文章有關歐債危機與德國的處理方式報導寫得很中肯，也與台灣多半接受與引用英美傳媒的報導角度有所區別，所以轉貼過來分享:

歐債危機催生“德國式歐洲” (本文出自華商報 簡體字原文連結 http://huashangbao.com/?action-model-name-extra-itemid-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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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報 >> 作者專欄 >> 齊墨有話說 / 华商报 >> 作者专栏 >> 齐墨有话说 
時間：2012年3月19日12:22

10 多年前，筆者到捷克布拉格旅遊。 當地一位友人帶我遊覽市容，指著繁華大街兩旁的很多房子說，這些房子中的很多被德國人買下了。 當年德國的希特勒試圖用武力來併吞歐洲，結果兵敗而亡。 今天，德國人用經濟的力量，兵不血刃，就能佔領歐洲。 當年 ，這是德國的私人和公司的行為，與德國國家無關。 但是，最近幾年的歐債危機，卻使得德國脫穎而出，德國模式已經被推及歐元區，而成為與美國模式對峙的西方另外一種社會制度選擇。

施羅德的改革功不可沒

二戰之後，戰敗的德國人埋頭髮展經濟，政治上決不當頭，讓法國人當領頭羊。 法德兩國從世仇變為密友，到也相得益彰。 而在國際事務上，德國戰後信奉類似當年俾斯麥的“大陸政策”，將重心放在歐洲大陸，與充當全球警察角色的美國也相安無事。

在戰後重建時期，德國形成了社會市場經濟制度，這一制度也被稱為“萊茵模式”。 社會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供應者是弗萊堡學派。 這是一個以德國弗萊堡大學為中心形成的主張“社會市場經濟”的經濟學流派。 弗萊堡學派認為社會市場經濟要以實現“全民福利”為基本目標；強調社會市場經濟秩序要以自由市場機制的調節為主；反對在社會市場經濟中有任何壟斷形式存在，提出自由原則和國家有限干預原則 。 正是在些理論的指導下，西德經濟快速起飛，而社會保障體係也並駕齊驅。

1990 年，德國完成統一。 在東德的拖累下，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失去了活力，成為了所謂的“歐洲病夫”。 有“德國統一總理”之稱的科爾，在執政16年（ 1982-1998 ）後終於黯然下台。 而隨後接替的社民黨的施羅德總理， ​​卻大刀闊斧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改革， 2003年他提出的“ Agenda 2010 ”，主要的目標是減少社會福利和失業救濟。 作為社會弱勢群體代表的社民黨來削 減社會福利，看來是難以置信，但卻能行之有效。 如果是基民盟推行這樣的政策，社民黨會聯合工會而發動大規模的反抗運動。 而施羅德的新政當時同樣遭到了站在同一陣營的工會人士和當時的社民黨主席Oskar Lafontaine的強烈反對， Lafontaine後來更離開社民黨而投入左翼黨的懷抱。 而施羅德也因此在 2005 年提前失去了總理位置。

施羅德是左派做了右派的事情。 而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並不罕見：政治家因做了與自己一貫立場相左的抉擇而名揚天下。 比如當年打開中美交往大門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是出名的反共右派分子。 而他與中共領導人接觸，儘管出人意料，但是卻無法讓政敵以“親共”的罪名來攻擊他。 相反，如果當時美國的左派先與中共接觸，其後果難以預料，肯定會被戴上“親共”的帽子。

再看看台灣島上的政治圖景。 多年來民進黨把與大陸有過接觸的國民黨罵為“賣台”，而在此次大選失敗後，民進黨人士也感到需要與大陸接觸，要到大陸參觀交流。 估計，今後民進黨也不會再給國民黨動輒扣上“賣台”的帽子了。 說不定民進黨上台後也能突然宣布開啟與大陸的政治談判。 而民進黨如果作出這樣的選擇，面對的困境和難處，要比國民黨小得多。

施羅德在科爾和默克爾之間做了不到兩屆的短命的總理， ​​但今天德國經濟能在世界金融危機和歐元債務危機中一枝獨秀，與他的改革是分不開的。 科爾是統一德國的總理， ​​而默克爾很可能被後人成為“整合歐洲的總理”。 施羅德在這兩人之間，其地位類似清朝的雍正皇帝，他夾在康熙和乾隆之間，往往被人忽略。 而正是他的果斷甚至是殘忍的改革，才為乾隆盛世開闢了道路。 而也是在施羅德執政期間，歐元正式成為17個歐盟國家的貨幣，歐元區形成了。 這就為德國通過統一貨幣而影響整個歐元區奠定了前提。

Merkozy ：德國收伏法國

2011 年出現了一個新詞： Merkozy 。 翻譯成中文就是“默克爾薩科齊”。 這個詞是記者們喝咖啡時胡編出來的，分別取自德國總理Angela Merkel和法國總統Nicolas Sarkozy的姓氏而成。 出現這樣一個調侃新詞的背景是德法兩國總理和政府在應對歐債危機中的緊密合作，而且步調一致。 小弟薩科齊緊跟德國的默克爾大姐，並肩作戰。

2007 年9月10日， 薩科齊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默茨堡進行非正式會晤期間，薩科齊對初次謀面的默克爾本該進行常規的“吻手禮”，但令人意外的是，他竟像多年好友一樣將默克爾擁抱在懷中（熊抱）並親吻其臉頰。 兩人映在牆上的親吻剪影則猶如一對熱戀中的情侶。 在整個會談期間，薩科齊還不止一次把手搭在默克爾的肩膀上，有時甚至還輕輕觸弄她的頭髮。 薩科齊的這些舉動引發了所謂的“外交禮儀風波”。 外界推測薩科齊意在展示法德友好，據說默克爾對此感到不滿。 法國《巴黎人報》和德國《圖片報》均繪聲繪色地予以報導。

一名默克爾身邊的人士稱：“默克爾其實不喜歡薩科齊的這種'法式擁抱'，她當時很想讓薩科齊把手從自己身上拿開，但出於禮節並沒有發作。事後默克爾抱怨說，薩科齊最好不要再這樣做。”但針對薩科齊讓默克爾感到不快的種種傳聞，德國政府迅速否認。 9月13日，德國政府發言人稱：“總理對法國總統的親切問候感到十分高興。”

但是，最近一年來，為了應對歐債危機，默克爾和薩科齊幾乎每月要見面幾次。 畢竟，德國和法國是歐元區的中流砥柱和救星。 兩人的關係也升溫了。 據說，默克爾大姐喜歡法國的一種奶酪，而薩科齊就備好在會面時作為 伴手禮 送給她。 而薩科齊小弟前不久喜得千金，默克爾也特意購買了德國著名的泰迪小熊玩具，見面時送給他。 在去年聖誕節來臨之際，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薩科齊再次被網友惡搞。 在德國傳統新年短劇《一個人的晚宴》中，默克爾成了生性怪異的女主人，而薩科齊則變身她的男管家。

法國今年是大選年。 爭取連任的薩科齊原來的支持率落後於社會黨的對手 弗朗索瓦·奧朗德（ François Hollande ） 很多。 今年2月初，當時薩科齊甚至還沒有公開表明參選總統，這廂就傳出了默克爾為他助選的消息。 奧朗德訪問德國的請求也面臨被拒絕的危險。 默克爾的手下正在尋找拒絕奧朗德到訪而不會導致外交麻煩的託辭。 默克爾如此公開表示支持薩科齊是因為在歐元危機中需要薩科齊的支持，而如果社會黨人奧朗德上台，歐盟嚴厲的緊縮計劃可能無法貫徹。 默克爾自己表示，她將僅以基民盟主席的身份出席法國的競選活動。 儘管如此，她對薩科齊的支持違背了國際慣例。 這一行為在法國的社會黨人中引起憤怒。 進入3月，更傳出 理默克爾在歐洲範圍內發起支持薩科齊競選行動，聯合意大利總理蒙蒂、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以及英國首相卡梅倫，準備在法國大選期間拒絕會見薩科齊強勁對手奧郎德。

奧郎德曾經宣稱，在獲勝的情況下將重新協商由25個歐盟國家共同製定的統一國庫協議。 該協議是目前拯救歐元危機的支柱，也是默克爾和薩科齊經過艱辛努力爭取的成果。

德國政府發言人4日在回答媒體的詢問時說，每個國家的政府首腦有權自己決定是否會見奧郎德，並說默克爾近期沒有會見奧郎德的計劃。 意大利政府則一口回絕了德媒的提問，說這個問題是沒有根據的想像。

奧郎德競選團隊負責人在回答德媒詢問時說，這種說法令人感到憤怒和不安，類似向總統候選人施壓的情況在歐盟歷史上還從未出現過。 該負責人說，法德兩國以及法國和歐盟的友好關係獨立於黨派利益之外，幾國首腦的行為如果屬實則完全不合時宜。

默克爾在幾週前已公開宣稱支持薩科齊，從而遭到在野黨嚴厲批評，認為其對競選中的現任法國總統的支持損害了德國利益。 社民黨指責默克爾第二次犯同樣的錯誤。 上屆美國總統大選期間，默克爾也曾試圖阻止奧巴馬當選。

德國外長韋斯特維勒在《星期日世界報》公開呼籲所有本國黨派保持謹慎，告誡國內的黨派爭鬥不應該轉移到法國去，並強調“目前德國被認為在歐洲影響很大，然而德國會負責任地使用自己的影響力”。 “德國政府將與法國人民選出來的任何政府保持良好關係，這一點不容置疑”。 

德國力挽狂瀾主導歐盟 

歐債危機由來已久。 2012年1月31日，歐盟主席範龍佩(Herman Van Rompuy)稱，歐盟27個成員國中有25個都將簽字同意建立永久性的援助基金“歐洲穩定機制(ESM-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 ”（統一國庫），英國和捷克反對。 這是德國主導的歐盟財政鞏固協議。 該協議有權對違反歐盟財政紀律的成員國實施半自動制裁，並且要求把平衡預算納入各國立法規定中。 這是德國的財政制度被推行到歐盟的一個里程碑。 德國總理默克爾通過這個新財政協議，再次鞏固了德國在歐盟的主導地位。 而此後，違背此一協議的國家，會受到法律制裁。 英國反對此一協議的理由是，不能將財政決定權交給布魯塞爾。 英國自己與歐盟隔離了，任由德國來主導打造一個“新歐洲”。

在本文截稿時，傳出默克爾正在背後加緊努力，將德國財長朔依布勒推舉為歐元區的主席，主導拯救歐元的大業。

默克爾為救治歐債大患開出的“藥方”是：一要將財政赤字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 ％這一“黃金法則”寫入各國憲法，二是將歐元區永久性救助機制———歐洲穩定機制（ ESM ）提前於2012年啟動，而實施金融救助決策方式從“全體通過”變為“超級多數原則”（即85 ％成員國同意）。 ESM在2011年間最初有德國提出，而歐盟其他國家25過逐步接受了。 而在德國的強力推動下，這個以機制將提前1年，在2012年7月開始生效。

德國對最先發生歐債危機的希臘和愛爾蘭的財政政策具有相當的發言權。 去年下半年，德國向希臘派出了稅務局的官員，手把手地指導他們如何防止偷稅漏稅的現象。 據說，希臘的富人在瑞士等地銀行的黑錢，多達2000億歐元。 希臘財務制度長期疏於嚴格執行，德國人教他們與瑞士交涉，追討黑錢。 此事在希臘引起了強烈的反德浪潮，焚燒德國國旗和默克爾畫像的示威持續不斷。 前年希臘剛剛出現危機時，德國政府當時指責希臘進入歐元區是通過做假賬和假借錢而通過財政審查的，德國報刊直接稱希臘為“騙子國家”。 而希臘人當即反彈，說希臘貧窮是因為希特勒從希臘搶走了很多黃金。 而德國外長出面反駁說，德國為此已經向希臘支付了5000萬美金，此事早已了結了。

去年11月，愛爾蘭政府未正式公佈的財政預算案，竟先交予德國國會“審批”，結果自然引起了“國家主權爭議”。 愛爾蘭反對派怒斥政府此舉是喪權辱國，要求政府解釋。 事實上，如果愛爾蘭的預算不能獲得的支持，就無法獲得歐盟的財政援助。

在希臘、意大利及西班牙，反德之聲同樣不絕於耳。 去年法國的《世界報》在頭版刊登大標題“仇視德國浪潮正席捲歐洲” 。 文章稱在歐債危機肆虐的今天法國由於自身的原因受到來自德國的壓力越來越大，在法國政界高層對“德國統治一切”的恐懼感與日俱增。 由於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解決歐債問題上的某些不妥協立場，《世界報》甚至把她描述為凶神惡煞般的“鐵血宰相” 。 而親近政府的《費加羅報》則更加直率：儘管在解決歐債問題上德法分歧加深，但最後只有法國讓步的份。 法國《挑戰者》雜誌 ​​的首頁大標題就是警惕“德國的歐洲” 。

在英國，反對歐盟的報章將卡梅倫的孤立比作19世紀的“光榮孤立”，並將他與二戰時期誓言向納粹德國反擊的首相丘吉爾相提並論。 英國人孤立於歐洲大陸的老毛病又發作了，大叫“德國野心畢露：藉危機蠶食歐洲各國主權！”英國《每日電訊報》聲稱獲得一份德國外交部備忘文件，顯示德國正在密謀將歐洲救援基金，變成擁有巨大權力的“歐洲版IMF ”，擁有介入歐元區救援國財政預算的實權，必要時甚至可全面接管、控制其財務開支政策。 報導質疑，德國的解決危機方案，正是要建立一個“歐洲超級政府”，蠶食成員國主權。

去年，默克爾在基民盟的年會上表示，建立政治聯盟可以幫助歐洲一體化計劃走出“最艱難的時刻”，德國甚至準備放棄部分國家主權來換取更緊密的經濟和政治聯繫。 不過此番言論在歐洲引起軒然大波。 而此後，德國財政 朔伊布 勒在法蘭克福的銀行大會上，也提到了歐元區的死穴：有統一的貨幣而無統一的財政政策。 解決此一問題關鍵所在是政治上聯合，或者更直白地說，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政府。

今年年初，一位香港的風水大師麥玲玲給歐債危機把脈。 她說，默克爾、薩科齊和卡麥倫均是屬馬的。 三馬同槽不能和諧，所以卡麥倫才出走。 但默克爾為木命，未來有 10 年水運，她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未來她不僅有可能成為歐洲的領導人，也可能出任聯合國秘書長。 她臉面寬、下巴高、嘴巴大，這種面相的人不保守，敢於承擔責任。 不知中國的風水理論對西方人是否靈驗，我們還要拭目以待。

德國模式與美國模式 

去年年底歐盟峰會前夕，美國總統奧巴馬急派財長蓋納訪歐，警告歐洲各國， ESM的財政改革和節儉開支不是當務之急，而重點應該是先救火；要救火，就需要歐洲大國（主要指德國）對國際貨幣基金（ IMF ）注資，並讓歐洲央行（ EZB ）跟美國一樣採取印鈔的量化寬鬆政策。 但默克爾堅持自己的路線而不為所動。

在這裡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模式。 美國奧巴馬對於自己成功處理次級房貸風暴及金融危機，使美國避免了經濟崩潰十分自豪。 他相信，正是因為美國砸錢救市，才讓全世界躲過大蕭條。 同樣奧巴馬也將歐債危機視為總統連任之路的重大威脅，如果歐洲國家都加入“財政聯盟”，共同實施財政緊縮，會讓景氣更衰退，那就會拖累美國經濟。 但是德國不為所動，堅持採納自己認為正確的經濟路線與經濟模式。 解決歐債危機的舉措，放寬還是收緊，是兩種模式的基本區別所在。

就經濟模式而言，美國與德國確實有很大不同：一、德國模式要求嚴守紀律，無論是財政紀律或貨幣紀律，一旦確立不可動搖；而美國則重權變，因時制宜；德國的民族性格是一板一眼，而美國人極度靈巧。 二、在經濟形勢惡化時，德國會要求各國先為過去過多支出、債台高築的錯誤“付出代價”，進行必要的緊縮與改革，美國則是毫不猶豫地先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花錢買藥治病，後遺症以後再說；三、兩種模式比較，美國著重短效，治標但未必治本；德國看重長期，治本但也未必治標；四、美國模式存在道德風險，德國模式則存在著現實風險。

美國政商界長期崇尚的是凱因斯理論與政策，允許甚至鼓勵以赤字財政的方式提振需求、繁榮經濟，是以財政紀律與貨幣紀律不是必須嚴守的聖經，至於長期會產生什麼後遺症。 凱因斯理論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英、美西方世界竄紅，實踐證明，對於經常出現的景氣衰退，凱因斯政策確有一針見血的功效，但功效的背後是債台高築。 德國的經驗則是痛苦的，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面對巨額賠償，不得不印鈔支應，結果導致惡性通膨、民生凋蔽，以致納粹興起，發動二戰，戰敗後德國分裂，直到1989年才以巨大代價重新整合統一。 因此，德國對通膨是最敏感及深惡痛絕的。
德國則嚴謹自持，對財政紀律與貨幣紀律的要求一絲不苟。

次歐債危機凸顯了德、美兩種模式的區別， 2011年12月的歐盟峰會也讓歐洲大陸出現了德國模式一統全歐的可能。 從今年開始，世界上將正式出現兩種模式與路線的競爭與選擇，這可是人類歷史文明演進的大事 。

新教的倫理

儘管同屬歐洲，但我們看到在北歐和南歐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 這種差異是歷史上的不同的文化和種族造成的。 南歐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臘等國，信奉的是天主教和東正教，是希臘-拉丁文化圈；而北歐的英國、德國、瑞典等國家，多信奉基督新教，是日耳曼文化圈。 由於大量的天主教徒從東歐等地回歸德國，德國新教與天主教人數在最近這些年趨於對等了。

南歐地區的人，崇尚享樂主義。 如希臘人，在夏天幾乎不工作，很多人到海島上度假，政府機構也找不到人。 週末不上班要狂歡，甚至週一上午也休息。 西班牙人的餐館通常傍晚才開門，而到晚上22點才吃晚飯，而這個時間，德國人已經上床入睡了。 有人觀察意大利人和德國人的一個不同之處。 一個意大利開車到加油站，先停車喝咖啡吃東西。 休息好了之後，再加油開車離開。 而德國人到了加油站，先加油，再停車喝咖啡。 先工作和先休息？ 休息為了工作還是工作為了休息？ 這在南歐和北歐的人看來，並不一樣。

上世紀初，馬克斯·韋伯寫過一本名著：《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在此書中韋伯分析了16世紀後東方與西方經濟發展的不同道路，提出思想層面對經濟的發展有決定性影響。 1517年，馬丁·路德在德國發起了著名的宗教改革，開啟了基督新教。 此後出現了加爾文的更加激進的新教流派。 新教徒崇尚節儉，特別是加爾文教徒，將很多慶典和享受予以禁止，讓教徒每週6天勤奮工作，而周日到教堂禮拜。 按照這種理論，上帝在很早以前，就選定了一些人得救，而另外一些人下地獄。 但是，作為人類，並不知道上帝的選擇，也不能改變上帝的選擇。 當然，這不是教人去聽天由命，因為加爾文提到，被選定得救的人，儘管自己不知道，但有一個外在的表徵，就是在現實社會裡成功，特別勤儉致富的人。 在加爾文看來，勤儉致富僅僅是得救的“果”，而不是“因”，“因”在上帝的隨意決定。 而在俗人看來，通過奮鬥獲得成功，就是得救的“因”，而得救是成功之“果”。 所以，新教徒將自己的事業視為一種召喚，如德文中的職業一詞是Beruf ，來自berufen的動詞，意思是“被召喚”，是天職，具有神聖性，要做好自己的職業，遵紀守法。

在南部信奉天主教的民族，從羅馬時代以來，更加相信享樂主義。 各種節慶很多，人們更加休閒。 如果將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聚集在歐元區裡，自然會出現不同的收支情況。 歐元區有統一的貨幣但無統一的財政政策。 南歐這些總想不干活而享樂的人，自然要藉債度日，反正大家都“歐元”了，有難同當。

而德國就是想用自己的模式，來規範整個歐元區。 而德國模式，與這個國家的歷史與文化緊緊相連，要套用到其他歐洲國家，將困難重重。 無論如何，德國主導歐洲的歷史進程，已經開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