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長在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父母很重視傳統禮教，尊師重道和儒家思想是我家的家規，爸爸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中國政治一貫相傳的心法，從父母親給我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來，取名守中，就是要守中道，勉勵做人、做事要守分際，不要走極端。

從小，父親不斷對我們耳提面命，人的聰明才智差距不大，後天的努力，不斷的學習與調整才是成敗的關鍵。他時常提到當年從大陸逃難來台的經驗，還好他小時候就會游泳，因為他從海南島準備逃難到台灣時，船已經離開了碼頭，他當下就跳入海中，游泳到船上，才能平安撤退到台灣來。會游泳無形中救了他一命、改變了他的命運。所以他常拿這個例子教導我們，人的聰明才智相去不遠，如果你隨時願意多學習，將來一定能夠用得上。父親說，他小時候可以游過贛江，他告訴我們凡事多學，學了就變成你的功夫，將來雙拳四手，就比別人多一些求生技能。所以他要求我們從始盡量學習，像心肺復甦術、游泳、烹飪、園藝….，他都叫我們有機會就學。

我父親是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抗戰而從軍，來台後在陸軍802總醫院當主任，他的身教言教對我影響很深。另外，我的中學歷史老師也對我啟迪甚深。歷史老師鄉音很重，而且和我父親一樣，原來是青年軍，後來當老師。這位老師有感於中國從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積弱不振，是因為制度上沒有辦法跟西方先進國家一樣，我們只學人家皮毛、洋槍洋砲，而日本人就進行相關的明治維新，從典章制度上去改革。我一直記得老師所說，中國人、中國要強，政治制度一定要走上多元化民主開放，要與國際接軌。無論是父親或是歷史老師提到他們逃難的經驗，以及他們幼年時家鄉貧窮的事情，都是充滿著時代悲情與大時代兒女的使命感，受到他們感召，我念中學時就決定將來學政治和國際關係。

我後來順利考上台大政治系，台大畢業後到美國留學，學成後返國在台大任教，之後步入政壇，當選立法委員。別人以為我的人生是一帆風順，其實我也遇過人生低潮，在立法委員第五屆選舉時，民調最高，但我卻以最高票落選，這項打擊很大。

我想起我父親從小就告訴我們，亡羊補牢或事後追悔是沒有用的，凡事「豫則立」，如果你事先做好了準備，將來成功的機會就比較高。如果碰到挫折或失敗，要總結經驗加以檢討，切忌怨天尤人。我在2001年參選第五屆立委選舉時，確實自己太大方了，當時國民黨是在野黨，所有民意調查結果，我都是選區裡面民意支持度最高的，民意支持度是第2、3、4名候選人加起來的總和。那時候我們的選區要選十個立法委員，黨中央及黨內同志都說，不要給丁守中責任區沒關係，我也認可；黨還要我帶著新人選，我也同意帶著新人選。選前人人告急，我還呼籲大家平均分票，以確保同黨同志都當選。結果選民都認為丁守中穩當選，可能票數會太多，就分給其他候選人，於是原本要投給我的選票很快地流失到別的候選人身上，最後我差96票落選。這個教訓讓我體會我太自信了，一直幫大局設想，所以落選了。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經此教訓，我決定重新出發，我想到父親的教誨，要「事前拚命，事後認命，總結經驗教訓，永遠樂觀迎向明天」。我告訴自己，如果總是鑽牛角尖，一直後悔過去，是學不到教訓的。

宗教信仰對我的人生幫助很大，民國七十九年增補選立法委員，我進立法院時，老立委還沒有退休，我們被定位為第一屆增額立法委員，和七、八十歲的老委員一起開會，經驗滿特別的。到民國八十一年才改為第二屆立法委員，重新全面改選。那時候，民進黨跟黨外激烈的抗爭的對象就是萬年國代、萬年立法院。我原來在台大教書，我是從台大的講堂轉到這麼激烈、衝撞的立法院，甚至暴力相向、潑水、打架，把老國代、立委扭倒在地，我覺得很不能適應。

那時候國防部長是陳履安先生，他介紹我去北投農禪寺，那邊有一位大師，就是我們聖嚴法師。初次見到聖嚴師父，他的開示是凡事不要太執著自我，要學會放下。他也提到，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他也教我禪定的功夫和打坐方法，每天如果有一段時間能夠觀自在，能夠禪定和放鬆，是很好的事情。師父的教導，對我身體和心理都很有幫助。

從政不但要有好的體力，更要有好的品德。

立法院過去因為經常發生肢體衝突而登上國際媒體。我不敢說立法委員打打鬧鬧就是品德上有問題，其實制度上的問題更大。這個社會基本上是一個衝突的社會，立法院有這麼多打打鬧鬧，或者是立法院問政的亂象，也可能是社會衝突的表象，而且媒體也喜歡追逐這種比較羶色腥的語言、衝突的場面。再加上台灣社會存在滿多的矛盾，我們有歷史的悲情、二二八的情節，有南北的差距，統獨的爭議，有省籍的矛盾。要改善此一情況，可以從制度上著手。

我在立法院曾經提過，就是比照各先進民主國家一樣，有國會警察權、議事秩序權。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先進國家，都有這種議場糾察的設置。當主席說「秩序、秩序」的時候，民意代表如果還有肢體動作和衝突，就被議場警衛請出場了，他還可能會有被停權、停薪的處分，這樣的制度才對民意代表有約束力。

一個好的民意代表不能用拳頭來問政，但應該有的堅持，不要輕易妥協。我認為從政就是把事情講清楚，學過易經都知道，天地萬物、社會就是不斷地變的，有各種各樣的衝突，你做得再好也有人要汙名化、要批判你，反正想穿了，就不必罣礙。有人誇我形象好，也不可得意。這可能和我的家庭教育有密切關係，從小我父親叫我背很多賢文、朱子治家格言，要「多行善積德」、「福報子孫」等等，要守中道，論語也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對我們日後的為人處世非常有幫助。宗教也告訴我們要知恩、知足、感恩、惜福，做人莫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善惡到頭終有報，只是來早與來遲！有這些傳統思想，人就很難變壞，我父母這樣教我，我也這樣教我兩個兒子。

我們研究政治的也發現，守中道，不踰矩，才可以長長久久。所以，道德教育是很重要的，而且應該從小培養和灌輸，它會成為我們腦中的一個濾網，做任何事都會想到它。

我很幸運，有很重視教育的父母，也有開朗賢慧的太太。

我和太太的個性互補，她不會鑽牛角尖，今天的事明天就忘了。她以前帶著兩個小孩，我覺得像一個幼稚園大班帶兩個中班、小班的。因為我都在外面忙，都是她在照顧孩子。她扮演一個慈母的角色，我是嚴父的角色。

我結婚的時候，陳立夫先生寫了一幅字給我，做為我的治家格言。這幅字寫著「凡百組織，定於一尊，唯有家庭，夫婦平等，欲求平齊，貴乎互尊，同則相愛，異則相敬，既愛且敬，孝悌和順，內外分主，嚴慈共濟，分工合作，猶似一人，時久知深，互化互成，同心同德，無間精誠。」確實如此，一切組織都定於一尊，可是家中夫婦地位平等，需要互尊、互敬、互諒、互信。我父親對我們諄諄教誨，我也如此告誡兒子以後結婚，結婚前要睜大眼睛，婚後要閉一隻眼睛，如此，夫妻才能長久相處。

夫妻有共同的嗜好很重要，我們倆都喜歡音樂、閱讀與戲劇、電影，偶而共同下廚。我太太以前念書的時候，在西餐廳打過工，所以很會做糕點。我在美國留學時，已婚同學夫妻經常請我吃飯，我就買一本中國菜食譜，看著食譜慢慢學。再加上我小的時候經常看著母親怎麼做菜，多多少少有一點底子，所以很快就能上手，因此，我的手藝立刻在留學生圈傳開，大家還封我為「丁炒手」。

對於孩子的教育，我認為重點在於多鼓勵，增加孩子的自信。為什麼鼓勵孩子那麼重要？我舉個例子，記得有一次我帶著兩個小孩子在折紙飛機，看誰做的紙飛機飛得最遠。剛開始我一直鼓勵他們，他們就一直做、一直改進；可是後來我開玩笑說，你做這個飛機真爛、真差，像倒栽火箭一樣，當孩子受到取笑時，他們就越來越皮，你扯我的飛機、我扯你的飛機，大家就亂搞了。後來我回想，哎呀！起先我感覺到孩子一直很認真在學，我也向他們講力學的原理；後來我一句話講不對了，用批判的話，孩子就不會認真學習了。所以孩子就是要鼓勵，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很大，要給他自信，他就會更積極、更求表現。

此外，身教和言教都很重要，家長要帶著他走、帶著他做，把自身成長的經驗和孩子分享。像我的小孩也喜歡園藝，就是受我影響。我帶著他們在陽台種花花草草，從小他們看著種子發芽，看著種子神奇的變化，看著它們一片葉子變成四片葉子，然後長成小樹，像是我們陽台盆栽發芽的芒果樹、龍眼樹和枇杷樹，長成小樹後再移植到公園去。我喜歡園藝也和我成長背景有關，因為我從小住在陸軍802總醫院的宿舍，那是日式老平房，四周有庭園、有院子。我們種了木瓜樹、芒果樹、玉蘭花、桂花、葡萄、百合花。從小我們也這樣跟著父親去種種花草、修剪花木，我認為這是最讓自己親子融洽與放鬆的方法。

我的休閒活動也與我喜愛園藝結合，現在環保意識抬頭，種有機蔬菜蔚為風氣。我們幾個朋友一起買塊地，大家一起種有機蔬菜，然後爬山、喝茶，呼吸新鮮空氣，好不快栽。我們把它當作休閒、當作運動，也當作一種放鬆，其中樂趣無窮。

自己種菜後才體會到農民的辛苦。我們雖是假日農夫，可是我們對農民的辛苦感受很深。像莫拉克颱風之後，以前我們一個星期至少可以分享10條山苦瓜、4條大黃瓜、10條小黃瓜、好幾條茄子、好幾條絲瓜，還有瓠瓜、南瓜。可是颱風一過，瓜棚全部毀了。如果是農民的話，下半年吃什麼？所以，有時候我們在颱風過後抱怨蔬菜太貴，應該要有同理心，體諒農民在颱風過後的困難，他們下半年的收成沒了，短期蔬菜要一兩個月才會出來，而且有的是有季節性的，你要種還得等明年開春後才能再種。季節好的時候，穀賤傷農，農民靠天吃飯，確實辛苦。

小檔案

丁守中，國際政治學博士，曾任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第六屆立法委員，現為第七屆的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