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討論台灣教改失敗議題

楊照先生最近討論了台灣的教改革的失敗，他認為不是改錯了，而是根本改不了（見聯合報教育評論4/13）。

楊照暗示了某種深層結構阻礙教育改革的前進。我同意更深層的傳統結構很可能是阻擋制度改革的主要障礙。但是，如果因此就認為不是改錯了，恐怕又太輕鬆帶過問題。簡單說，所進行的制度改革，對深層結構的意義與作用考慮不足。這也還是改革本身的問題的一部分。許多的改革都會遇到阻力。但是不宜總是在改革失敗後說，都是傳統結構阻擋，才造成失敗，所以改革本身不必為失敗負責。如果是這樣，改革就未免太廉價了。如果改革不能改變傳統結構，而總是被傳統結構所扭曲或阻擋，那這樣的改革本來就是有問題的。

楊照的討論涉及一些重要議題，值得繼續深論。不過，討論並不容易持續。議題往往到了某個地方（層次）就嘎然而止。重要的議題討論並不能充分展開。相關的討論應該被繼續，而不宜中斷。我們不妨嘗試將這個深層結構具體化，以便讓問題更顯豁。譬如，討論為什麼升學競爭無法消弭，這是造成教改阻礙的一個重要問題根源。教育改革想要讓教育回到「正常化」，也就是學生的學習主要不是為了在升學競爭中獲得勝利，而是獲得實質有益的知識、思想與創意，乃至理性、積極的生活習慣，不要因為前者而阻礙、損害了後者。但是，在升學競爭的慣性心理影響下，正常化的努力似乎立即就被扭曲。具體表現在升學競爭幾乎未見減少，學生藉補習以應付考試競爭的情形甚至更形嚴重。更甚者，多元升學方案似乎讓階級背景對升學競爭的影響力變得更強（社經地位較佳的學生更易在升學競爭中獲利）。

簡單說，教育改革只是在教育體制內做更張，而促成升學競爭的普遍心理背景則是超乎教育體制的深層結構特質。具體來說，多數人（特別是學生家長）仍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升學競爭中獲得勝利，從而在未來的社會流動中獲得優勢---晉入專業或白領階級。試想，哪個家長不做此想，誰願意放棄這個目標？

所以，問題至少涉及兩個根本層面。一是升學競爭勝利與未來就業優勢間的關係；一是就業優勢本身在人生價值體系中的位階。

如果業界在錄取新人與決定晉升與否的時候不考慮學歷（包括是否出身名校、好科系），那麼，升學競爭的優勢就可能不那麼重要。但是，這卻不太可能。事實上，很多業界取人，直接就規定只要取某些學校的畢業生（譬如限台、清、交、成），排名愈前的企業往往愈是高姿態地做出如此要求。能這樣做要求本身就象徵著企業的優勢。

業界的規定難道是只重象徵性的優越而不重實質能力嗎？未必。不過，兩者雖然未必完全重疊，卻也絕不是完全互斥。兩者間不但有某種程度的重疊性，而且，制度本身會加重這種重疊性。譬如大額補助朝向名校，所有的媒體、輿論光環也都朝向名校，從而優秀的學生自然也會競相擠進名校。

對於（廣義的）學歷與就業的關係，除了期待業界更重實質面的能力，我們沒有很強的理由期待業界取人不考慮（廣義的）學歷。以學歷來推論能力，不是絕對準確，卻是最現成且有一定效果的方式。不能說這種取才方式不理性，只能說它並不完美。

我們可以更深入討論的議題可能更是就業優勢本身在人生價值體系中的位階，或者，更細緻地說，是初期就業優勢在人生價值體系中的位階，因為學歷主要是決定初期就業優勢。初期就業優勢當然也可能影響後期就業優勢，但是，對後期的就業來說，實質的表現比較容易產生影響。

誰不重視就業優勢？應該沒有這樣的人。如果有，大概勉強有兩種人。一種是絕望者。他們不太可能擁有什麼就業優勢。他們也知道自己的這種「命運」，就像英國學者P. Willis在”Learning to Labor”一書中所描寫的那些出身工人家庭的叛逆小子們。他們在學校叛逆，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未來命運就是去當工人。最後，他們果然也只能當工人。誰要跟他們強調去爭取就業優勢，他們很可能會冷笑以對。他們其實不是不希望擁有就業優勢，但是他們的生活歷練告訴他們，這樣的期望只會讓自己因為挫敗而更痛苦。

我們也沒有很強的理由說這種人的心態有什麼不對、不理性。認為他們心態太消極，可能只是因為我們不能體會他們的長期挫敗經驗。

或許還有另一種人也可能比較不重視初期就業優勢。因為在他們的價值體系中還有更重要的事物，譬如信仰；或者因為信仰而生的其他人生價值。

史懷哲有音樂天賦，也有數學長才，但是，他寧願在非洲中部（所謂「黑暗大陸」傳教、行醫，最後也死在那裡。傳教無關乎什麼就業優勢。那些早年來到台灣東部、離島，長期在偏遠地區傳教、行醫的外國人，他們追求的顯然都不是就業優勢。為什麼他們能這樣？因為在他們的價值體系裡，就業優勢、生存優勢並不是在最高位階，奉行上帝的意旨、實現一種超越性的價值才是。

坦白說，這樣的人不多。但是，卻也不是沒有。宗教的力量或其他的觀念的力量確有可能帶來這種價值體系的改變。只是，這在華人世界裡一向極為罕見，華人的價值觀一般更重務實，多數華人是很徹底的務實主義者。信仰所可能帶來的超越性價值，在一般華人心中是很微不足道的。

其實，一般西方人也重視就業優勢，從而也重視升學競爭。不過，可能有兩個因素使這種狹隘的心態獲得調整。一則，以美國來說，他們的整體資較源豐富，且產業分化深，使他們更有可能擁有多種不同的生存途徑。也就是說，他們不必太在意眼前所見的就業競爭，不必在非常有限的就業競爭途徑中爭取出線。

但是，還有一個可能更深層的結構因素，與前述的宗教、信仰的力量有關。一般西方人未必都像史懷哲，但是，他們可能在社會氛圍中接受到另外的一些價值觀念，至少是較多元的價值觀，人生不必一定非如此（務實）不可，可以有另外的追求。近代西方文明能夠在藝術、哲學、科學上屢放異彩，部分是因為他們並不那麼追求務實的人生目標、追求最基本的需求滿足。這未必仍然是宗教精神，但很可能是因為宗教氣氛所產生的精神性價值。

當然，追求就業優勢，可能並不只是想滿足物質需要，也還有社會地位的追求在內。但是，地位追求終究是考慮人際間的評價、對待。終極而言，傳統中國文化太「人本」，太講求人際的事務，而沒有人神之際的關係考慮，或者說人的超越性價值。

上述的中西文化差異，因為宗教氣氛不同所導致的超越性價值強弱的差異，大體也就是我所說的深層結構的問題。華人文化缺少超越性價值，華人的道德意識是人際間的道德，是人際間的filial piety（效忠）。這樣的文化深層結構會拉扯所有的實務制度，產生巨大的侷限性，甚至扭曲性。

台灣當前的教育改革中，包含著鼓勵個性、創新的價值（也可能包含著平等主義價值，不過，這部分比較又有爭議性，甚至與強調個性價值相矛盾）。但是，在遇到務實、重視人際道德的文化深層結構後，就可能會轉彎，改革的初衷也就難以體現。

最後，台灣的教改也涉及人本主義價值，但是，如果未能先將什麼是人本主義價值、它的積極意義何在、與我們的社會現狀又可能有什麼扞格等議題先予釐清，結果落空就並不讓人意外。

後記：

以上文字，由於急於結束，其實留下許多可能爭議的或有疑義的地方，沒有交代清楚，也或許無法交代清楚。我的討論，隱然像是在揄揚基督教文化，特別是其所蘊涵的超越性價值或世界觀。在一定程度上，我的確也是這麼看。所以我說：「華人文化缺少超越性價值，華人的道德意識是人際間的道德，是人際間的filial piety（效忠）。這樣的文化深層結構會拉扯所有的實務制度，產生巨大的侷限性，甚至扭曲性。」但是，話說回來，我實際上的想法並不如此單一。對基督教文化要做簡單的是非或高下評價，應該是不可能的。

也許，我應該把上述說法改一下，譬如改成「華人文化缺少超越性價值，華人的道德意識是人際間的道德，是人際間的filial piety（效忠）。這樣的文化深層結構會拉扯所有的實務制度，產生巨大的侷限性，但是也可能因為務實而不致嚴重向非人性化扭曲。像是納粹屠殺猶太人與其他被認為劣等人的這種作為，反而是與基督教文化有關，而不太會出於中國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傳統下，如果有屠殺事件發生，比較可能是與秦的統治文化、偏頗的法家文化傳統有關，而不是主流的儒家文化的表現。不過，話再說回來。在儒家思想作為主流的文化傳統下，秦的統治文化實際上作為隱性文化，仍然深遠影響傳統中國的統治型態，對此儒家本身並非完全無責。可以說，儒家思想並沒有對此開展出強烈抵制性、對立性的論述。基督教徒傾向將所信仰的價值作為終極價值，以全身心來守護、實踐。比起基督教，一般中國人將儒家價值內化的程度顯然有所不及。

基督教教義作為終極價值，其宗教倫理對信徒工作態度的影響是長期一貫的，易使信徒以工作作為天職的。這種態度會使對工作更投入、更專業化。而這有利於後期就業優勢，也有利於生產力、創造力的提升。

此外，我簡單再說一次關於人本主義價值。我認為西方的所謂人本主義，其實不很「人本」，或說不夠純粹。它比較是神本基礎上的人本主義，是摻雜著神本思想的人本主義思想。相對而言，中國儒家思想比較才是純粹的人本主義思想。但是，純粹人本主義思想卻可能是有很大侷限性的，會帶來另一種偏頗的。而我們現在走向人本主義，、究竟是學的哪一種人本主義，卻並沒有交代清楚。我們很可能是不太有意識地在走向純粹人本主義，走向一種比較有問題的思潮。

以神本思想為基礎的人本主義可能有兩個特點，一是普遍主義精神，一是超越性價值。兩者應該互相牽連，並非獨立互斥。簡單說，人本主義有可能無意中鼓勵自我中心與放肆的人性傾向，但是，普遍主義精神與超越精神則可能調節這種傾向，減少可能的問題（雖然未必徹底）。我所說的超越價值包含超越視自我為主體的理所當然心態，而認為有某種價值是在我以外的、高於我的，我必須去遵循、實現的。這未必是消除人的主體性，而有可能反而能昇華人的主體性。當然，這也可能有別的問題。譬如人可能藉超越價值之名而行屠殺、放肆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