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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01 10:04:08瀏覽1282｜回應3｜推薦10 | |
剛剛看到一段文字，敘述詩人孟浩然與唐玄宗之間的一段際遇。詩人游京師，玄宗詔詠其詩，至“不才明主棄”之語，玄宗謂：“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未仕。
我對此的評語是：玄宗度量小、欲望多，儘管曾經能幹有為，最終還是未能守住曾經的大好江山！
沒事憂古人，是吃飽了撐的。不過，我還聯想到現在的習大大。他會不會無意中要重演類似玄宗的這段悲劇歷史呢？習大大顯然夠能幹，所以到目前為止，儘管內外交困，卻似乎還能夠控制內部局面。但是，他的權力欲，還有他的氣度，卻可能最後讓他再度成為悲劇歷史人物。
最近中共中央的系列作為，名為“共同富裕”新政策，有人則把它說成是第五度“嚴打”。讓我深以為憂。
我最關心的有兩點，第一是寒蟬效應。會讓資本家退卻、投資大幅減緩。最後，整體的經濟只會是遲滯不前。甚至有些產業會崩盤或莫名消失。總之，這不是好的經濟政策。
再者，我以為這一方面是在紓解部分人的不滿心理，主要是仇富心理；一方面卻是在藉此收權與維穩。仇富的問題當然也應該處理，但是，不應該是這樣處理。以打富的方式來化解仇富心理，那是流氓手段，是李自成、張獻忠之流的做法。
仇富的根源可以大分為兩面：富者成富的手段正當性是不是有問題？以中國大陸的近況來說，確實是很有問題。但是，那正是這個一黨專政、官本位、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導出的結果。要改的是這個體制，未必應該直接打富。再者，在維護這個體制的同時，中共似乎又相對太放鬆對消費市場（如演藝活動）的管制，以致導出問題。演藝大咖之所以能夠暴富，相當程度是拜此之賜。但是，這種相對的放鬆其實是統治手段的一部分，是為調節體制不合理的做法。演藝活動的蓬勃發展，有利於大眾對中共統治體制的好感。其實，這對台灣民眾也有不小影響的。但是，現在卻又拿這些演藝大咖來開刀，鬆與緊之間未免失度。對這些人也未盡公平。
仇富的第二個根源理由很簡單，卻也很讓人不安，那就是嫉妒心理。嫉妒心理非常普遍，不過，強度越大，為害當然也越重。再者，共產革命使得暴力打富獲得了正當性，這就讓嫉妒心理的實際效果乘數增長。中國大陸的貧下人口比例仍然很高，他們的嫉妒心理發作起來，可以想像是很恐怖的力量。當然不是所有的貧下人口都會這樣，但只要有一定比例的人如此，就已經很危險。
也許習大大認為，新一度的嚴打是由中央掌控，沒有暴民恐怖的問題。但是，當年的反右鬥爭，難道不是由中央發動的嗎？恐怖不恐怖？後果怎麼樣？後續進一層的影響怎麼樣？
我並不認為當前嚴打是單一現象。它其實是對當前局勢的一種反應動作。動作很可能是反映中國大陸當前處境的嚴峻。貿易戰爭、疫情、香港、新疆...等的事態，都會給中共、中國大陸帶來困難。美國當然也遇到困難，但是，美國的困難比較外露，中國大陸的困難比較是憋著不讓人知曉。但是，這不但不會減少問題，很可能更難讓大家共同面對問題。只能是由中共中央出台一些讓人咋舌不已的突然舉動。
面對困難處境，其實也有一種可能的做法，就是承認問題。從承認問題的基礎上，大家一起來尋求解決之道。這應該才是正辦。但是，中共可能面對另外一種困難。他們似乎面對潛在嚴重的內部挑戰，隨時都有政權被推翻的危險。就好像戈巴契夫，他盡量依照民主程序辦事，結果就是不但自己失去了權力，也讓蘇聯解體、俄國共產黨垮台。中共顯然絕不願意蹈此覆轍。所以，也絕不能曝露軟弱的一面。這就變成是死路一條，只能是一條道走到黑。所以會要收權，也因為處境窘迫，高層之間更容易彼此猜忌，更擔心權力會旁落，而自己會落得被整。搞運動變成是收權的特殊途徑。
網路上出現了一篇文章，顯然是在為這場嚴打造勢，文中說：“中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從經濟領域、金融領域、文化領域到政治領域都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場深刻的革命。這是一次從資本集團向人民群眾的回歸，這是一次以資本為中心向以人民為中心的變革。因此，這是一場政治變革，人民正在重新成為這場變革的主體，所有阻擋這場以人民為中心變革的都將被拋棄。這場深刻的變革也是一次回歸，向著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回歸，向著以人民為中心回歸，向著社會主義本質回歸。”
這篇文章，我怎麼越讀越覺得像當年文革開始時的檄文，越讀越覺得毛骨悚然！
嚴打的具體內容是在打富，而打富是因為仇富。這回到中共當初起家的路線。會回到這種路線，我覺得是一種自然的心理反應機制。反映的是處境窘迫。但是，這樣的反應只能暫時讓一些因為嫉妒而不滿的心理獲得部分滿足，卻很可能會帶來進一步的問題。
這是個關鍵時刻。一條道走到黑，這可能會要付出整個國家不願意付出的巨大代價。習大大怎麼做，關乎中國國家的長遠未來。
我多麼希望習大大能夠看清楚事情的意義，為了中國的真正長遠未來，做出正確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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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