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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余英時院士!兼談一點人文社會研究態度的原則問題
2021/08/06 11:25:42瀏覽1279|回應5|推薦10

歷史學者余英時院士過世了。學界失去一位頂尖英才,非常令人惋惜!



余院士的學問與風骨,都值得吾人佩服、學習,這自不在話下。



不過,這裡,我也想提出一點商榷意見,向大家討教。



余院士在他的回憶記錄中寫了如下的一段話:“我必須暫時放下觀點和理論,先虛心讀古人的經典,而且必須一部一部地仔細研讀。我不能先有觀點,然後在古籍中斷章取義來證實我的觀點。這樣做便成了曲解誤說,而不是實事求是了。”



這是關於做學問的一種基本態度問題的說法。如果用我比較通俗的詞彙來表達,大體意思是說:做學問應該以史料為先,從史料中再產生史觀;而不宜先有史觀,再有史料。後者不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



我不能說我反對這種主張。但是,我認為事情也許還有更複雜的考慮。



我嘗試從兩個不同視角來討論這個議題。首先,我想點出心理學上“認知基模”這個概念。人在接受訊息的當下,都有認知基模在起作用。認知基模是大腦裡先存的、與認知有關的思維反應架構。人對於所接觸的訊息會做什麼樣的處理,會受到先存認知基模的影響:如何取捨、如何詮釋、如何運用...。



我以為,認知基模中也可能包含某種程度的觀點或參考架構。譬如說,人的世界觀,就可能算是某種寬泛的、基本的觀點或參考架構。也就是說,就在我們接觸到訊息的當下,我們的認知基模就已經在影響我們對訊息的處理。這個過程很可能是不自覺的。我們傾向認為,訊息本身是被如如地(as such)接收的(沒有被轉化、扭曲的)。而我們也傾向於把所做的取捨、詮釋、運用當做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從而,我們依此而有的行為模式,我們往往覺得是天經地義的。



回到我們的討論重點。我們在蒐集、閱讀史料/資料的時候,其實是已經有了某些觀點,這些觀點可能還很模糊,但是,終究我們並不是在毫無預存觀點、架構的情境下去蒐集史料/資料。



所以,真正的問題可能在於,我們其實是帶著預存的特定觀點(雖然觀點可能很模糊,但是這並不等於沒有觀點)在蒐集史料/資料,而且並不自覺。這種不自覺很可能是更糟糕的情況。那會加重了我們的局限性。



哲學家羅素曾經說:“在現代社會裡,愚者過度自信,而智者充滿懷疑。”後者會疑,我想正因為他們更意識到不同認知觀點的存在(而且難以斷論哪一種認知觀點才是正確或恰當的觀點),以及自己的認知可能是受到某種觀點的影響或局限。



既然人可能在認知過程中受到某種觀點的影響而不自覺,那麼,作為研究者當然就應該刻意去察覺自己的認知背後存在(特別是隱性存在)的觀點;並且,有意識地去處理觀點的問題。



當然,既然觀點隨時在影響人如何接收訊息,所以,我們不宜等到接收完訊息以後再處理觀點問題。



接著容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進一步討論。我們可以問:我們能不能在接收“充分”訊息以後,再產生觀點?



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僅以訊息是否“充分”的判斷為例,就又涉及到“何者相干”的問題。而何者相干的問題卻又並不僅是研究題目可以交代清楚的,它涉及觀點或框架。不同的觀點下,“相干”的範圍可能極不相同。譬如馬克思與德國社會學先驅韋伯(Max Weber)在討論經濟生產力的時候,就對於"宗教"的相干性看法迥然有別。馬克思顯然不認為宗教在影響經濟生產力的成因上具有重要意義。但是,韋伯卻認為不然。那麼,宗教究竟是否相干?忽略宗教的討論,研究是否“充分”?



不同的觀點會影響對資料相干性、充分性的看法,那麼,我們怎麼可能先蒐集到充分的資料再產生適當的觀點呢?



尤其當我們想要論證像“同婚”或“廢死”等大議題的時候,幾乎隨時可能冒出新觀點,從不同的思考角度提出不同的應然見解。那麼,我們的“結論”是不是已經充分考慮過各種不同的思考角度了呢?不同的觀點會有不同的“充分”與否的看法。那麼,我們還可以先史料或資料,再談觀點嗎?



還有一種可能性。余英時先生說的也許是關於“做學問”的態度,而不是做特定研究題目。針對特定研究題目,也許他就不堅持先史料,後觀點。



我們可不可以把做學問和做特定研究這樣分開來對待?似乎也不是很恰當。兩者應該是子集合與母集合的關係,所以很不可能依循相反的原則行事。



當然,我無意反向強調:應該觀點為先,史料在後。我以為,兩者比較可能是兩隻腳走路的關係,也就是必須交錯前進。片面強調史料在先,並不行得通;反之,強調觀點先行確實也違反實事求是的精神。不同的階段,當有不同的實際做法,而整體來說,應該是兩者交錯前進的情況。單腳帶動前進,很可能根本無法持續前進。



余院士的話,我也許完全弄擰他的意思了。他也許是說:學者不要先產生自己的觀點,先讀讀之前的經典著作,看看前人的觀點再說吧。



依我的理解,這應該不是余院士的意思。他應該是在拿”觀點“與”史料“之間的優先性提出意見,因為他強調研究者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實事“應該是出於史料。而且,這種討論也是社會科學研究法裡常有的議題。



余院士之所以如此念茲在茲強調實事求是精神,我猜想和他年輕時與他人爭論共產主義有關。要不要擁抱共產主義?要不要循著唯物論史觀做學問?這是他曾經念茲在茲的問題。而他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後答案就是”實事求是“,也就是說,不宜先決定是否要擁抱共產主義、唯物論,而是要先多讀經典、古籍。這也是一種做學者、甚至做人的審慎態度。值得肯定。



但是,這裡可能還有些問題。譬如:他所謂的”經典“是指什麼?



我以為,對經典的定義裡,就必然會蘊涵觀點。不同觀點下,會有不同的經典認定。譬如說:小說”金瓶梅“算不算是經典文學?這顯然就會有兩極的答案。越是晚近,就越會承認它的經典意義。總之,這裡又有觀點先行的問題。觀點高度決定了什麼是經典。(最新的可能爭議,我還想到歷史學者劉仲敬博士的歷史論著。他的歷史著作是不是歷史學裡的經典呢?估計會引起很大的爭議。不同觀點的人會有很不同的答案。)



再者,經典或古籍裡必然也蘊涵觀點。因為史家並不可能如如地再現歷史,他們必然有所選擇,而選擇必然含有觀點。那麼,對他們的觀點,學者應該持什麼態度?這裡又有一層先後的問題:我是先處理前人的觀點,再決定史料的取捨?還是全取之後,再來處理觀點問題?坦白說,後面一種做法是不可能的。尤其在現代史料/資料多到甚至連”汗牛充棟“都不足形容的時代(何況,所有史料其實也都只是史實的選擇性陳述,而我們還想去蒐集未曾被史料陳述過的其他史實)。



余院士晚年曾經寫過”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書,內容非常精彩,很有啟發性。但是,我卻也因此感覺困惑。



我認為他這本書主要是在和韋伯對話,而且在反駁韋伯的論點(雖然他並沒有明白宣告)。韋伯曾經強調清教徒的現世禁欲(this-worldly asceticism)特質與現代性或資本主義精神的關係(其間有某種一貫性),而暗示說儒家倫理比較缺少這種現世禁欲特質。而余院士則指出,唐宋時期的佛教徒、全真派道教徒都展現了某種”入世苦行“的精神(按,這應該也就是指this-worldly asceticism。但是,余院士並沒有明白說”入世苦行“是this-worldly asceticism的中文翻譯)。另外,他也指出,明清時期的一些中國商人也展現了某種”入世苦行“的精神。換言之,中國人也展現了現世禁欲(或入世苦行)的特質,但並不因此導出資本主義制度(按:余院士應該是在暗示說:可見,這未必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關鍵條件。也就是說,韋伯的基本命題是有誤的)。



我以為,余院士選擇討論韋伯提出的this-worldly asceticism這個議題,已經就是先有觀點的選擇。他顯然認為韋伯的命題觸及到重要的關鍵;即使論證結果發現”入世苦行“是假議題,至少也是特別值得處理的假議題。



但是,他究竟是在面對韋伯提出的”觀點“?還是”史料“?答案顯然是前者。(如果有人說,余院士並不是在處理韋伯命題,我恐怕就只有無言。)為什麼?顯然是余院士自己有不同的觀點使然。如果余院士是先處理韋伯提出的史料,大概就不會觸及到全真派道教的故事,因為韋伯並沒有提及。後者的提出,固然是史料,但是是基於特定的、不同的史觀而被認為相干的史料。反之,對韋伯而言,馬丁路德、喀爾文,乃至釋迦牟尼做了什麼,可能才是相干的史料。



對我來說,韋伯確實是在提出一種命題系統,這個命題可以用來部分解釋為什麼中國遲遲未走向現代化(雖然這不是韋伯主要的關心所在。他主要的關心是歐洲的歷史走向及其成因)。我認為韋伯確實抓到了一些關鍵問題。譬如:究竟所持的世界觀是強調人與神的關係重要,還是人與人的關係重要?這可能就是一個思考問題的基本框架或觀點。



我以為,中國文化的主軸基調是人本主義的,是重視人的主體性及人與人的關係的;像基督教那樣把人作為上帝工具角色並由此確認人的存在意義的世界觀是被忽略或排斥的。這一點,並沒有在關於”入世苦行“的討論中被充分強調。全真派道士們的表現可能很接近this-worldly asceticism,因為他們務實,而且辛苦工作;但是,他們心中的”人“大體可能仍然是主體,而不是作為神的工具的存在。所以,舉全真派道士的表現能不能否證韋伯命題,其實可疑。



總之,在觀點不同或觀點模糊的情況下,所舉史料/資料的舉證有效性也將成為可疑。



那麼,余院士為什麼會那麼在意要對韋伯命題提出反駁呢?某種民族主義情感及與之摻混的史觀(受錢穆老師影響的中國史觀?)是不是也在影響余院士的研究選擇呢?



以上這是我大膽而可能被認為不敬的討論。我不是不敬,而只是更在意尋找中國的改革道路的議題。韋伯提出了一個至少是讓我覺得很有啟發意義的問題切入點。我們能夠更審慎、容忍地去面對韋伯的這個(令人不太愉快的?)論點嗎?



最後,我還是要再度表達我對余英時院士的敬意與悼惜!

( 時事評論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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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網址:http://classic-blog.udn.com/article/trackback.jsp?uid=chiag&aid=166159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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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ul
等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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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12 11:40

我倒認為余氏為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不在反駁,而在補強。韋伯認為只有西方文明創造了「工具理性」,發展了不以實用為目的數學、科學,記帳系統等等,而這一切與基督新教對救贖的觀念有很大影響,新教中喀爾文教派繼承了猶太教「選民」的觀念,且不認為人類的悔過會影響到選民的身份,因而人們為了得救,只有兢兢業業扮演好上帝選民的角色,在道德行為,甚至賺錢能力上,處處優人一等,如此雖不能確定自己已被上帝揀選,但若做不到這些,則確定在上帝的淘汰名單中。因此新教徒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心理狀態及行為習慣,他們認真工作,致富賺錢,但生活清苦,於是聚積的財富成為發展資本主義重要的關鍵。

韋伯認為唯有西方具備這種理性。而余英時則認為中國的儒釋道三教,亦能型塑相同的心理狀態。而呼應宋、明資本主義萌芽論,中國在接受西方以前,已發展出一套非常接近資本主義社會的商業體質,這也是後來四小龍成功的內在原因(外在原因如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依附理論等他並沒有去否認)。

倒是余英時有一個未明說(我沒看到)的觀念,就是元、清兩朝少數民族統治,是不是破壞了中國自發進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因?許多學者認為政治的干預使中國商業無法發達,應歸咎於儒家重農抑商思想,而錢穆(余英時的老師)認為儒家思想並非現代化阻礙,反而元、清的統治是中國「從專制到獨裁」的關鍵。也就是余英時很可能是從經濟角度去支持他老師的論點,承認士大夫階級的正面價值。錢穆等人繼承了明末士大夫的亡國之痛,認可了江南士大夫集團所形成的道統,這一些人包括孫文,乃有驅逐韃虜,復興漢室的觀念。

但元清是否真的壓抑了商業?至少蒙古人是很推廣工商的。清代對洋的封鎖,也不全是基於對商業的禁止,而有著對南方以海洋為依托的漢人社會的一種壓制,這樣講好了,南方的中國比較是以漢人為中心的、偏向文治,北方則相對是胡漢融合後的新民族、較具尚武精神,兩者幾百年來一直有差異。定都北京的政權,得不太到南方士人的真心支持,或許這也是余英時先生在政治上,始終堅持反共的另一層因素吧。


狐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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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7 13:03
他這一生最好的成就,我看是對陳寅恪晚年詩文的釋證。文句反芻,莫過於此。

一群畜牲民主
2021/08/06 20:35

余英時死得好!早該死了!

固然現今的中共可以批評,因為凡是人的政權,無論是民主政體,還是專制政體,都有敗筆或缺陷的地方,當然可以批評,以提升國家整體的效率,或是除污、除垢,或是維護人民的權益,。。。,等等。無可厚非。

但這位極端反共的人士 - 余英時,已經偏激到全面“反華”的地步了!

幾乎完全沒有批判中國五千年以來最大的“漢奸”台獨倭寇集團;

相反的,卻始終站在台獨倭寇集團的「前沿第一線」,嚴辭評擊中共,已達全面“反華”的偏激地步,也幾乎完全無視,當今中國大陸的“驚人進步”與“現代化”的成績!

自甘成為“漢奸”台獨倭寇集團的「馬前卒」,與美、日、台獨,共同聯手,打擊中國,因此至少屬於半個「漢奸」以上的人士,不為過!

所以,余英時死得好!早該死了!

注:台灣從不缺外省人「漢奸」,如曾有大學教職的姚立民,傳媒界的周玉蔻,其它如:苦苓,。。。等等人物。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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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6 14:00
中國一天比一天強大。就該一天一天收緊,在大是大非上不給雞蛋頭模糊空間。

你對大腸他媽的花怎麼評價?當年怎麼看?現在又怎麼看?當年說多大聲,現在就該說多大聲。要是夠種,七年前小聲支持,今天大聲支持都行。七年前小舔菜英文,今天三跪九叩跪舔菜英文都行。就是不准當死人躲起來。

余英時死了。那個陰陽怪氣時代的人很快一個一個都會死。我等著看孔恩講的典範移轉。

!#@$%^&*()_+
等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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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6 13:47
余英時親筆傳真: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
風傳媒 + 追蹤 2014-03-23 17:01 3094 人氣

中研院院士余英時昨日親筆傳真信函呼籲確保台灣的民主。(取自台大教授劉靜怡臉書)

這兩天我在CNN、英國BBC、日本NHK和美國幾個大電視台上,一再看到台灣大學生群體衝進立法院大廳,靜坐抗議的許多鏡頭。好幾年了,我沒看見過台灣曾這樣受到全世界媒體的重視,今天(三月二十日)我又在《紐約時報》上讀到Austin Ramzy的顯著報導(「Trade Deal Spurs Protest in Taiwan」),並附有大幅照片。讀報之後,我才知道抗議起源於台灣政府將和中共簽訂「服務貿易協定」。抗議的人群不信任這個「協定」,認為必將對台灣經濟造成造成長遠的損害。因此他們要求「協定」必須在國會中進行逐條逐項的實質審查。但由於國民黨在立法院佔有絕對多數的席位,政府方面似乎希望全案在國會中可以很快獲得通過,不必強迫逐條審查、逐條表決的手續。據《紐約時報》,台灣的民意調查顯示:反對這項「協定」者百分之44.5,支持者百分之32.8,沒有意見的百分之22.9。但最值得重視的是百分之73.7說:他們贊同對此「協定」進行逐條審查。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

又據香港《蘋果日報》記者陳沛敏的報導(〈站在香港 看看台灣〉,三月二0日),學生佔領立法院得到數以萬計的民眾在場外聲援,律師、醫生等專業人士紛紛挺身義助,各大學當局也表示尊重學生的行動,教授們更公開發聲支持。尤其令人感動的是一位警員在「面書」上留言:「脫下制服,我們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反對草率過關…你們今天來到立法院爭取民主,而我們站在立法院前捍衛法治。我們不是敵人,而是站在對面的戰友。」這是台灣的民主風範已發展到極高境界的證詞。
為了弄清楚這次抗議的真實性質,我曾先後和我十分信任的台北友人們通過電話。他們眾口一詞告訴我:這是一次自動自發的公民運動,而以青年學生為運動的主體,絕不可誤解為反對黨的政治操縱。有一位朋友更指出:抗議群眾甚至拒絕政黨參與運動的要求。

《紐約時報》也在抗議群眾和反對黨之間劃了一條清楚的界限,對兩者的活動分別敘述,而不是混在一起。它引了一位年輕的醫院工作人員(女性)的話:「我們目前也許有點遲了,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這種活動,我們便不能讓政府聽到人民的聲音了。」這裡流露出來的是真正的民主意識,絕非任何黨派所能假借的。

在整個抗議活動後面,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台灣公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於海峽對岸極權政府的極端不信任。中共近六、七年的對台政策是運用經濟把台灣牢牢地套住,等到台灣離開大陸無以為生時,「統一」的機運便到來了。這是通過經濟以發揮政治影響的障眼法,但今天已被參加抗議的公民識破了。《紐約時報》說:抗議的人群反對「服貿協定」是深恐給予北京太多的經濟影響力。他們顯然已認清:這種經濟影響力事實上即是政治影響力的化身。
這次公民抗議是一場保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制的運動,對於人民和政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人民固然可以通過運動而鞏固其公民的權利,政府也可以因為「聽到人民的聲音」而提高其民主的素質。台灣已歸宿於民主是一個不可更改的現實,在民主體制之下,人民和政府之間往往存在分歧和衝突,但不可能是敵對的。因為不民主、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政府已不復有存在的空間。

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計地企圖摧毀台灣的民主,台灣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須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民主是台灣安全的最大保證。

英時 上 二0一四、三、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