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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7/28 23:30:35瀏覽2039｜回應47｜推薦12 | |
心理學裡有"同理心"(empathy)一詞。我想在前面加個"泛“字，”泛同理心"(pan-empathy)。為什麼要加個“泛”字，我後面會解釋。
在一般的翻譯裡，將empathy 譯為“同理心”，而sympathy譯為“同情心”（我覺得這個翻譯可能是有點顛倒了）。兩個詞在日常使用上常未明確區分，但如果要予以區辨，按照心理學上的說法，empathy必然涉及情緒層面，是去感受他人所經歷的感覺；而sympathy可以只是“認知”他人受到的痛苦，而未必會有自己的情緒捲入。（按：我以為既然以有無“情緒”捲入作為分辨，那麼，empathy應該譯為“同情心”才妥當。不過，後面的進一步討論卻又使我放棄了這個主張。）
同理心（empathy）就是惻隱之心，也就是孟子說的一種良知良能。而孟子還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這也就是說，只要是人，就會有同理心，就能夠知覺、感受他人的痛苦。
但是，問題恐怕並非到此就已經完全釐清了。不同的人是不是有不同強度的同理心呢？會不會對不同的事物有不同強度的同理心呢？所謂“婦人之仁”是不是暗示只對特定而狹小的圈子裡的人才有特別強烈的同理心（而對更廣大範圍裡的其他人卻缺乏同理心）呢？不同的文化與生活經驗會不會影響同理心的發展呢？
中文裡的“人情冷暖”一詞，所暗示的往往更多是現實世界裡人際的冷漠。這常常是許多人對現實生活多所體會以後的感慨。換言之，同理心的表現似乎常常是不足的；人們似乎吝於表現同理心。
有部華語電影短片“車四十四”，曾獲第58屆威尼斯電影節評委會大獎(2001年)。片中，公車女司機在車子行經偏遠地區時遭到三名乘客強暴，其他乘客中只有一人出來嘗試救助，卻遭暴徒打傷。稍後，女司機在再度開動公車前，強行要求救她的男子下車，而其他乘客也催他下車，以免繼續耽擱時間。男子只好委屈下車。女司機接著就把車子開下了山溝。
這部電影涉及（缺乏）同理心的議題。車上的乘客中，暴徒不論，其他多數乘客也顯得非常冷漠。結果，也因為冷漠而遭到懲罰。
會有這樣的電影，多少是想要反映社會的真實，至少是某一面的真實。電影裡的那位女司機顯然是對社會人性非常失望，所以採取了最激烈的棄絕行動。
是不是有些社會中的人比較顯得缺少同理心？我相信差異是存在的。只是，這種不同社會之間的同理心的比較特別困難。即使有人嘗試提出評量數據，也未必叫人信服。特別是評比結果差的一方很少會同意這種評比結果。
不難想像，在越大型、異質性的都市中，人們可能會越表現得冷漠（有研究顯示，middle town的居民彼此間關係最緊密。換言之，偏鄉居民之間的關係未必是最緊密的）。不過，這可能不是唯一影響此等表現的因素。
馬克思思想強調“鬥爭”，這從他的“共產黨宣言”的正文第一段文字就可以看出。而毛澤東常常被引用的一句名言是：“與天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註一）。當時，還有些人突出如下的一段話“毛主席教导我们：“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總之，曾經“鬥爭”是許多共產黨人樂意高喊的、代表革命精神的口號。
強調“鬥爭”，很可能會抑制同理心的發展與表現。雖然共產黨的鬥爭是有特定階級對象的。但是，以文革期間各派系之間的鬥爭（未必是“造反派”與“當權派”之間的鬥爭）來說，很可能已經沒法真正弄清楚誰是什麼階級了；總之，路線、意見不和就鬥吧！從而，同理心的發展很可能也是全面性地受到壓抑而變得微弱。即使僅限於階級鬥爭，既然把“鬥爭”行動作為意識聚焦所在，同理心也難免會被邊緣化。
傳統中國文化並不存在明顯鬥爭理論。不過，傳統中國社會可能也有些不利於同理心發展的因素。儘管儒家思想裡早已經有孟子所開展的“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的說法，但是，實際上，首先由於長期、普遍的匱乏，使得惻隱之心常常被迫要收斂。我們不難看到一些“求人難”這種勸世歌。它反映人民吝於施捨的現象。而吝於施捨未必是因為缺乏惻隱天性，而有可能是因為匱乏，所以不得不吝嗇。但是，這樣的社會對同理心的發展終究也缺乏鼓勵與誘導。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可能也值得提出。傳統中國社會裡，有很強的家族主義價值觀，人常常被要求為家族獻身。反之，在家族之外，人們的善意往往就會限缩。從而，就會出現“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的感觸。而在移民眾多的城市裡，幫派勢力就變得很大，那是用來取代家族組織以形成秩序、提供服務的代替機制。而這都反映人們對家族以外的他人會限縮同理心的現實。
基督教刻意強調博愛與服務，這樣的倫理在傳統中國社會並不發達。總之，傳統中國文化對同理心的發展，主要是限制在家族成員之間，而比較沒有給予在大範圍中實踐的鼓勵。
進入到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社會，傳統家庭倫理受到嚴重打擊，卻又碰上鬥爭哲學思想流行。如此，同理心的發展環境始終處於惡劣狀態。由此形成的民眾同理心，事實上恐怕難有好評。
史懷哲、德瑞莎等人深入偏鄉傳教、服務。基督教徒的類似行動，在台灣也並不罕見。西方基督教徒在台灣偏鄉服務數十年，這也已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當然，這只是舉例，基督教的博愛倫理的實踐，體現了同理心，很可能同時也激發了更多人的同理心。
為什麼需要討論同理心這個議題？簡單說，就是因為同理心的發展可能不足，甚且因此造成悲劇。
有人曾經比較如下兩場戰爭的死亡人數：清末太平天國之亂、美國南北戰爭。前者死亡人數超過2千萬人；後者則是約60萬人。即使以死亡率來說，清末中國的戰爭也遠超過美國南北戰爭。在清軍攻入南京城後，也曾肆行屠殺，造成約二十萬到三十萬人的死亡。這是不人道的殺戮。在缺少同理心，又是在仇恨與恐懼等心理背景下，殺戮就成為可能。實際上，1940年代末的國共內戰，同樣也出現了大量的傷亡。
中國人口過多（？），似乎容易使人命顯得輕賤。但是，對每個人來說，身家性命還是非常寶貴的。殘酷殺戮頻頻上演，究竟是為哪樁？
殺戮或傷害行動當然也都有理由。典型的理由當然就是強調對方的可惡。譬如“你們是漢奸”、“你們意圖顛覆國家”...，這往往就是充分的殺人理由。總之，只要能夠指出對方可惡至極，就有理由殺人。至於對方的那些具體行動，真的可惡至極嗎？往往是由掌握殺人權力的人說了算。換言之，從他人的觀點看，事情未必就那麼可惡，未必就應該給予極端懲罰。
這裡，其實就有同理心的作用在。缺少同理心是殺戮悲劇的重要根源因素。
有件事曾經讓我很感慨。當年越戰方酣，美國派了勞軍團赴南越，為美軍勞軍；幾乎同時間，美國兩位著名藝人珍芳達、瓊拜亞卻跑去北越，為北越軍民獻唱。這兩個人回到美國當然也引起軒然大波，大概也有不少人對她們兩人進行口誅筆伐。關鍵是美國政府並沒有對她們施予任何懲罰。這兩個人繼續在美國活得很滋潤。這背後反映的是一種寬容精神，也有同理心的作用。
換個場景。在華人世界裡，光是為了“你不是中國人”、“我不是中國人”這種事情，就可以彼此罵成一團。
加拿大可以容忍魁北克進行獨立公投，英國可以容忍蘇格蘭進行獨立公投，但是，當台灣有人提出獨立主張時，中共則是表示：“台獨膽敢挑釁，中國有權利採取任何需要的手段予以制止”，並且強調武力犯台仍是中國選項。
當然，中共方面常常提到，當年美國南方想要獨立，豈不也是遭遇了戰爭？但是，那畢竟是在19世紀，而且，在南軍戰敗以後，南軍的指揮官李將軍不僅沒有受到懲罰，還能夠去擔任大學校長。
華人傾向以狹隘的民族主義要求標準，去嚴厲懲罰被認為不符合標準的成員。許秀中女士本來是個中國愛國青年，和許多其他中國青年人一樣。但是，她在去了澳洲以後，發覺過去的態度有問題，開始去關注維吾爾人被壓迫的問題，並且為他們發聲。結果，她被幾十家中文媒體稱為“妖女”丶“漢奸”，還把她描述為淫蕩不堪的女性。這裡面，少了尊重，更少了人道與同理心。
我這些年越觀察到這種問題現象，就越難過，亟思改變這種心靈狀態。但是，難度實在很大。人是很難接受批評的。集體更容易抵制、反制對集體的批評。批評集體的人很難有好下場。
我曾經對一位中醫師直率指出說中醫固步自封，需要改變。我認為這不是針對他個人，但是，結果這個中醫師從此再也不主動跟我說話。
我批評中共與中國大陸，也是頻頻遭到痛罵。幸好是隔著網路，比較能夠做到眼不見為淨。但是，批評希望能夠促成的改變，那就很渺茫了。
用言語或其他攻擊手段讓異議者噤聲，這其實並不能讓問題消失，倒是會讓問題積澱而惡化。缺少同理心，只能夠讓中國社會（或華人社會）內部永遠緊張，隨時存在爆發衝突的危機。這不是走向長治久安的好途徑。
擁抱同溫層，打擊異議聲。在一定程度上，這是自然的人心反應。人就是如此自我中心、我群中心的存在。但是，如果希望社會能夠有秩序，而且是比較文明的秩序，不是由高壓形成的秩序，那就應該培養同理心。豐富的同理心，能夠讓人更寬容、理解異議者。異議也就不再是會導致社會崩解的因素，反而是讓社會顯得豐富、多元、有活力的因素。這種多元性也會是創造力的泉源。
有人也許會辯解說：擁抱同溫層也是一種同理心的表現啊！我對我們團體（we-group）就充滿了同理心啊！這有什麼錯？
同理心顯然不能只是對與己性質相同的對象產生感同身受的感覺。社會永遠包括許多異己者，人如果不能對異己者產生同理心，社會就很難真正和諧。所以，感同身受，還要有理性思考框架來支撐，讓人能夠對異己者產生理性理解。我們不僅是要知道異己者有痛苦，而且，能夠體會他們為何會覺得痛苦，覺得如果處於同樣情境條件下，我亦會覺得痛苦。這樣的同理心，含有理性理解的成分，稱為“同理心”也就並不為過。
在中國社會裡，許多人可能因為經歷過許多的痛苦，所以收斂了同理心，變得冷漠。他們的冷漠可能其來有自。但是，成員如果缺少同理心，很可能又會讓這個社會更容易讓人陷入痛苦中。這會是一種惡性循環的悲劇。要打破悲劇循環，就要更自主地去培養同理心，減少冷漠、減少無積極意義的懲罰、攻擊行動。
當我們開始意識到，對異議者、異己者應該抱持更多同理心時，我們很自然會發現，應該發揮同理心的對象其實是無界的。我們曾經以為的不可理喻或絕不可原諒的對象，其實往往都只是我們狹隘思維下產生的決絕敵對心態。當我們先放下某些橫亙在心中的樑木時，對象竟然也往往變得友善、容易相處了。不共戴天，可能只是出於狹窄心態看待事物的結果。從而，同理心可以普遍使用在廣大的範圍內。這是一種“泛同理心”。從這裡出發，我們也許發現，視野之內根本沒有敵人。
培養泛同理心，應該是我們當前重要的教育目標！
註一：
毛澤東的三“鬥”說流傳於文革時期。晚近卻有人指出，毛澤東1917年時寫的原文是三個“奮鬥”，而不是三個“鬥”字；並且詮釋說“奮鬥”的意思應該是指合作努力做到最好，而不是要與誰“鬥爭”。毛澤東當初的原意究竟為何，我偏向認為是“compete with”，而不是"fight with"（原初語意沒有這麼強），但也絕不是強調合作精神的“fight together with”，因為這種解釋會使整句話失去行動對象指涉--“fight with whom？”。會有這種新詮釋大概主要是反映時代思潮的改變。在文革期間，“鬥爭”很可能並不給人不好的感覺，反而是革命時代的重要精神特色；而現在會提出強調合作精神的新詮釋，大概是晚近比較講究內部“和諧”使然，是“維穩”時代出現的新心態。而原先毛澤東應該是受到嚴復翻譯天演論時提倡的“人定勝天”思想的影響，所以要與天地人相爭。至於把他人作為“鬥爭”對象，這應該是他接觸馬克思思想以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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