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中的台灣民族主義”與“反民主的中國民族主義”，這可能是兩岸正在形成中的兩股思潮，這兩股思潮可能同時也在淹沒或掃除其他不同或不盡相同的心態。

先說說“反中的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趨勢。

當台灣人開始喜歡說“我不是中國人”，並且以身為台灣人而覺得自傲的時刻，台灣人的台灣民族主義情感就開始升溫了。至於客觀上究竟有沒有“台灣民族”，這其實並不那麼重要，因為後者其實是由前者來定義並客觀化的。就好比客觀上究竟有沒有中華民族取決於有沒有想要擁抱中華民族的情感，而不取決於有沒有一個在生物體質上或地理位置上異於、隔離於其他族群的中華民族群體一樣。

民族情感升溫往往伴隨著對“異族“的仇恨情感同時升溫。理論上，這不是必然；或者說，後者未必明顯，也未必對象單一、明確。但是，在當前的台灣，這種仇恨、對立的情感卻是對象單一而明確的，那就是”反中“的情感。對許多台灣人來說，”中國“越來越成為一個負面符號，一個幾乎是一說起來就讓人厭惡的符號；這個符號所指涉的成員也會成為厭惡的對象。所以，如果居然還有台灣人自稱為中國人，這個人恐怕也將被厭惡。黃智賢、邱毅、劉樂妍、歐陽娜娜、張韶涵...等人可能就屬於那種此刻被主流台灣人厭惡的另類台灣人。

既然如此，衍生的結果大概是台灣人越來越不願意或不敢公開自稱為中國人或保有中國情懷，不論他實際上是不是還保留著對“中國”的認同。這是一種淹沒的效果：集體的主流情感淹沒了個人的非主流情感。如果有人故意頂風表態還說自己是中國人，這個人的下場不會太好，除非他不再長期留在台灣，也不太跟台灣人交流。

可能被集體的主流情感淹沒的，大概不只是上面說的那些比較立場突出的個案。還有些人，好比柯文哲，近期也頻頻遭到抹紅。他會遭到攻擊，大概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和主流有扞格，特別是他說過“兩岸一家親”這種話。兩岸不親，這似乎是此刻台灣的主流意識。這種主流意識大概也高度決定了台灣的主要選舉結果。陳文茜女士表示：20年內國民黨都沒有機會在台灣執政。大陸歷史學者劉仲敬表示：國民黨的未來就是沒有未來。這反映的大概就是台灣的反中意識在選舉上的效果。韓國瑜之前帶起的一股聲勢，部分是被主流反中思潮激起的舊情懷，裡面有對中國的認同，只是顯然已經非台灣主流。

台灣的反中意識和大陸的逼統動作顯然有相激相盪的關係。反中部分是逼統的結果，反中卻也激化逼統的行動。此刻中國大陸武統聲浪高漲，部分也是台灣反中的結果。部分大陸人認為，中國大陸對台灣仁至義盡，台灣卻不但不買賬，還“恩將仇報”，是可忍孰不可忍。當然，大陸是不是對台灣仁至義盡，還是一開始就是兩面手法，恐怕大陸一般民眾未必那麼清楚。總之，反中會觸怒一般大陸民眾，恐怕是事實。話說，如果台灣始終沒有明顯的反中意識，又會遭遇大陸什麼樣的對待，各方可能有迥然不同的見解。這種見解的不同也可能會帶來立場的趨異。

台灣為什麼會形成如此強烈的反中意識？很值得玩味。其實，我身在台灣，已經年逾花甲，面對這樣的反中意識也還是覺得錯愕。有些人會歸咎於教改。我認為教改不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有人提到“土著化”，意思是這是一種自然的趨勢。土著化帶來所謂“天然獨”。我對此也抱持疑問。的確，我們也許能想像，澳洲與加拿大、紐西蘭可能因為土著化的趨勢而逐漸和英國產生分離意識。但是，這種分離意識並不促成反英意識。即使兩岸長期敵對，似乎也沒有理由要徹底否認自己的華人血統與文化傳承（原住民或許有理由宣稱自己不是華人，但作為“中華民國”國民，難道還是與“中國”毫無瓜葛？）。總之，承認自身的中國元素並不會當然排除台獨的理論正當性。

我比較能夠想像的要強烈去中、反中、否認自身中國元素的理由，大概有二：要抵制或排除自己內心的親中潛意識、要強化台獨論述的說服力。前者是對自己，後者是對他人。但是，兩者其實可能都暗示：台灣民眾就是仍然抱持有某種中國認同（這個“中國”並不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遠為廣義的概念）。

或許還有一個理由，也可能會促成這種強烈反中意識，那是對文明的嚮往，以及對中國的不文明的認識。因為認識到中國的不文明（特別是不人道），所以就要切割與中國的聯繫。當然，這裡所謂的認識，究竟是真認識，還是誤解，就還需要進一步釐清了。

事情還有另外一個層面必須討論，那就是美國與西方對台灣的影響。美國顯然樂見台灣與中國分離，並且在意識形態上親近美國與西方。在美國的強烈影響下，上述的反中意識也得到很大鼓勵，故容易滋長。

至於“台灣民族主義”，它倒確實是天然傾向。人都需要有對群體的認同。在條件適合的時候，對中國民族認同也能夠滿足這種心理需要。但是，既然中國認同似乎成為忌諱，那麼，發展台灣民族主義就成為必然的心理走向。拿最近的東奧來說，我們需要能夠為“我們”的選手鼓掌。曾經，在1984年亞特蘭大的奧運會上，中國時報大肆報導了中國大陸隊得到獎牌的消息，其實當時也很能夠讓一些台灣民眾覺得歡欣鼓舞。但是，之後，這樣的報導受到限制，人們也清楚意識到，他們不是我們，不宜為“他們”歡呼。從而，“我們”就有了明確的、狹義的範圍限定，人們的情感流向也有了更清楚的、新的朝向。

對我來說，台灣民族主義並不是大問題，但是，民族主義常常包含對他群體的隔閡、敵視。具體來說，就是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敵視。這裡似乎是之前敵視心理的延續，但又不完全是。之前敵視的主要是“中共”，現在敵視的卻是“中國”。

敵視中國，可能容易讓台灣人更傾向台獨、更傾向西方，也更擁抱現代普世價值。至少在推動台獨運動上，會因此更顯順遂。但是它也有些問題。最大問題在於：會在內部製造和親中人士的對立，而在外部和中國大陸廣大民眾對立。這兩者可能都是不可承受的重。就後者言，反中和反中共不可等同視之。反中共，可能會有許多大陸人同情或諒解；反中，那是要跟廣大的大陸民眾的民族主義情感對著幹，會引來巨大的反感，很可能會讓台灣陷入巨大而長期的危機中。況且，還有台灣內部的部分人士也可能會反感，甚至因此成為中共的第五縱隊。

事實上，美國官方立場顯然也並不支持台灣尋求法理台獨。因為這會逾越紅線，讓美國面對中國大陸的強烈反彈。2020年的大選，美國顯然選擇支持蔡英文，而未支持賴清德；而且選後也依然沒有要支持他成為下一屆候選人的意思。我估計主要原因就是在於賴是追求法理台獨的立場。總之，美國並不打算為台灣獨立而做太多的付出，不願意為此而和另外一個核子大國而且是量體最龐大的國家正面作戰。

我以為，台獨，除非能得到中國大陸的同意或默許，否則在法理上很難成功；而反中則不但不能在外部增進對台獨的有利條件，還會為台灣帶來極大的危機。反中意識實在不應該受到鼓勵（批評中國是另外一回事，不可等量齊觀。有些小粉紅可能兩者不分，但這並不能影響全局）。

藍營人士，特別是深藍人士，對於台灣近30年的走勢極度不滿，認為台灣這30年毫無進步，經濟不成長，財富不增加，社會趨於分裂、對立；尤其在綠營完全執政的情況下，有諸多不合理的舉措，好比最近的疫苗採購，就處處鑿痕，甚至損傷民命。

我雖然也是藍營的長期支持者，但是我看法不完全相同。台灣這30年來有沒有進步，我們不妨看看IMD（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做的全球競爭力評比。2021年，台灣在全球排名第八，優於美、德、英、法、中、韓、日等國。其中，經濟競爭力更排名第六。總之，在全球排名可算是名列前茅。

我其實並不想拿這樣的評比結果來強調台灣的優越表現。很可能會有人質疑這種排名的實質意義（測量效度）。但是，無論如何，它至少反映台灣並沒有停滯在30年前的發展狀態，更不會不如當年。

台灣在這30年間在經濟上的成長表現令人不甚滿意，我其實並不想反駁這樣的批評意見。但是，整體來說，台灣並非沒有收穫、沒有進步。台灣的民主化就有長進。民主化可能是以經濟成長為代價。這可能是暫時不得不的情況，但是長期看未必不值得。

很多人對民主化變遷覺得不滿，部分是因為觀念調整遭遇了困難。譬如同婚、廢死。有些人是強烈不能接受的。我個人贊成同婚，不贊成廢死。總之，這些改變可能促使一些人產生不滿心理，甚至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感覺。但我認為嘗試做出制度改變，在民主法治的前提下，應該被包容、諒解。至於究竟的是非，何妨從長計議。必要的話，可以再漸進調整。

民主化像打開潘度娜寶盒，出現了許多人們喜歡與不喜歡的事物。但是，人們比較會更關注那不喜歡的部分，抱怨常常多於感謝。或者會忽略了值得肯定、感謝的事物。

平心而論，民主化事實上化解了台灣內部可能出現的更嚴重衝突。國民黨還能夠繼續作為政黨存在在台灣，正是拜民主化之賜。如果沒有民主化，國民黨可能會有更淒慘的下場。但是，很少人會這麼想，不這麼想的人也就很難正面看待台灣的民主化發展。

當然，台灣的民主化也可能促成了一些過激的事物，包括像“反中”思潮及日本認同在內。不過，既然是過激，它也很可能會自然趨於緩和，乃至消失。刻意打壓它反而可能會激化其發展。我並不贊成這麼做。依照既有規範去適度節制，效果可能才是最好的。

這裡，一個很重要的判斷會影響大家的態度傾向：對於我不同意的價值（尤其是基本價值），我應該盡量寬容並嘗試理解，還是積極予以抑制、打壓、消除？怎麼樣做才會真正有利於整體？

我以為，後一種思維其實是滿普遍的。台灣現在也有許多人抱持這種質疑民主的態度。當然，大陸人中大概有更多人是持這種態度的。所謂的“虎爸狼媽"，或者晚近的“戰狼”主張，其實都隱含後面這種思維。這麼做的短期效益倒是滿明顯的，這也使得這類人常常能夠振振有詞。對民主化效益的質疑，往往由此而來。但是，如果耐心追問這麼做的長期效益，以及強調是否是對”整體“的效益，答案就會比較模糊，乃至可能得到相反的答案。

五四運動高唱民主。但是，現在流行質疑民主，所以就連”五四“這塊招牌也都不管用了。問題是，五四會喊出要民主，那是長時間痛定思痛的產物。但是現在暫時不覺得痛了，就對前期的反省結論也一起丟掉不要了。可能非要等到再大痛幾場，才能夠再度覺悟。只是，那又得繞多少彎路、苦路，只有天知道了。

接下來再談談“反民主的中國民族主義”。

中共2012-13年間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如下：

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看起來是漂漂亮亮。但是，必須再深加細究。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是優先性的問題。譬如“富強”、“愛國”和“民主”、“自由”之間的優先性為何？是否會為了國家富強的原則而犧牲民主、自由？此外還有兩個基本問題：如何定義？如何實踐？最後，誰來認定是否符合定義、符合原則？

“愛國”的定義恐怕是很重要而困難的。譬如：批評政府是不是違反愛國原則？這是最常有的爭議。許多革命烈士先前被判罪，而在事後被奉為烈士。

大陸異議人士劉曉波（201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大國沈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2009.10)中寫道：”你不是試圖搜集四川大地震中死難學生的名單嗎，這就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了；你不是試圖為死於有毒奶粉的孩子的家長提供法律援助嗎，這就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了；你不是試圖幫助因賣血而染上愛滋病的農民兄弟討一個“說法”嗎，這就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了；你不是試圖揭露無數的母親被計生人員強迫墮胎的慘劇嗎，這就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了。這個國家，這個政權，怎麼像一個紙糊的房子那樣無比脆弱呢？”

劉曉波自己也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並且在獄中病死。他似乎就是被認定不符合“愛國”的原則。

我最關心的還是民主、法治。以法治來說，究竟有沒有依法而治，由誰來認定？如果實際是或最終是由有權者來認定，有權者說了算，那麼，權力幾乎就是法律。這顯然和我們期待的法治迥然有別。

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實際狀況顯然非常不以為然，在各種全球性相關評價中都給予極低的評比。根據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評出的2020年“民主指數”，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列為全球第151名，屬於專制政權（第四類）；台灣屬於完全民主的第一類，名列第11。兩岸差距，由此可見一斑。

面對西方的不民主的批評，中共則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來對抗，並且強調西方是帝國主義，居心叵測。另外，“西方式的民主”也被污名化，指其非真民主。但是，究竟什麼才是真民主呢？似乎並沒有什麼明確的說法。我們實際上看到的是中共“建國“70餘年從來不是採用普選制來產生各級主要領導人（雖然村領導有過普選，卻也只有極少數地區試行）。這和我們所知的民主制大異其趣。在中國大陸，一般人民不可能參與重大決策；而政府與官方媒體也對各種主張自由、民主的言論持極力打壓、否定的態度。否則，劉曉波等人主張修憲，怎麼就成為了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了呢？

我不知道中共在2012年底提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究竟是有什麼涵義，是不是胡溫體制對習體制不信任，所以希望用這個核心價值宣言來約束習近平。但是，這恐怕沒有實際效果。譬如習近平現在又通過修憲成為沒有任期限制的國家主席，權力無形中就會更擴大。在官本位體制與民主集中制下，還有什麼力量能夠約束他？

前幾天，河南鄭州一帶發生嚴重水災，多處地鐵與隧道都被淹沒，顯然有不少死傷。但是，中共這次的做法，又是軍管、禁止採訪與報導，維穩優先。也就是說，仍然是報喜不報憂。問題的嚴重程度和發生原因，都是官方說了算。人民沒有什麼知情權，也無從去檢討問題的發生原因，更難主導改善問題的行動。民主？好像只是個空洞的名詞。在污名化後，甚至不再是個好聽的詞彙，遑論有什麼實質價值。

中國發展民族主義，其實應該並不是很久遠的事情。因為民族主義大體上近代西方的產物。有人說，中華民族一詞是清末梁啟超的發明。也就是說，之前根本沒有所謂中華民族。當然，也就談不上有什麼對中華民族的情感與民族意識。確實，以滿清入關為例，其實，明朝百姓並沒有強烈的對抗意識。“反清復明”一說，只是極少數人，特別是知識精英的想法，力量非常微弱。總之，大概是清末民初，中國民族主義才成為較有系統論據的思想。這種思想主要是應對外敵而被激發，特別是所謂西方列強，以及東方的日本。

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是有理由被激起，但是，它的具體表現並不很令人滿意。最極端的例子就是清末義和團。它不僅帶來所謂的八國聯軍及辛丑和約的損失與羞辱，而且，在事後的相關文獻裡，很少人對義和團的具體行動給予好評。”義和團“成為一種行動出於愚忠、肆意攻擊外人卻只帶來反效果的代名詞。

晚近的中共，也常常發生一些民族主義式的對外抗議事件，特別是對日本與美國。但是，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資中筠女士就批評說：“一百年了，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上面是慈禧“，意味著仍然不知道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只知道追求器用層面的進步。”下面是義和團“，意思更明顯，指民眾的愚忠、攻擊或抵制外人的行動，結果只會壞事，對中國沒有真正好處。

愚總是聯結著”昧“，因為昧所以愚。為什麼昧？因為被掩蓋、被遮蔽，或者應該教育而未予教育。新聞控制、媒體控制，乃至對學校教育內容的限制，也就是為此。有些思維模式，沒有得到足夠的啟發、熏染，是很難形成的。

近代中國雖然曾經嘗試走向民主，卻是幾度躓踣。看到美國華盛頓大度卸任，翩然返回田園，讓人無限欣羨。為什麼中國的領導人就不能如此大度、少些權力野心？

問題是，不只是上面的人對權力無限憧憬，很可能還有一大群人想要把主子拱上君主寶座；也有一大群人隨時想要以合法掩護非法地去攫取民主體制所不能容許的法外權利。總之，走回帝制、專制很可能被認為是解消領導困境的最有效途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逼人形勢？

因為前期培養出來的思維模式沒有改變，專制的”有效性“也就被上下一心地認定。這種思維模式而且被繼續延續，甚至通過有形無形的教育來刻意維護著。歷史學者劉仲敬說：”毛澤東...將東亞大陸改造成全世界最大的禁室，只有封閉環境才能保證粉絲越來越蠢，從而無限延長偶像的高峰體驗“。重要的是，粉絲們也基於習慣及可能的或想像的（短期）效益考慮，一起努力來營造這個禁室。

說”禁室“此刻可能已經不妥，但是，布下某種性質的思想網羅，卻大有可能。少數人也許能夠突破這個思想網羅，那又如何？讓他噤聲，或者除掉他、否定掉他就是了。劉曉波不是有異議嗎？關起來。許章潤有異議，撤職，還順便給個嫖娼罪名。張千帆有異議，讓你停課、寫的書下架，停掉你的網路帳號。還有許多海外搞民運的人士，那全都是賣國人士，是西方帝國主義的走狗，偶爾還可以加些私生活不檢點之類的罪名。

義和團思維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繼續被培養著。當然，很少人會認為自己是義和團思維。愚昧的哪是我？是你這個批評者。

怎麼樣才能讓人看到義和團思維的存在，乃至看到自己心中的義和團思維？這是需要奮鬥的重要項目。大家一起來努力吧！

上述兩岸分別存在的主流（？）意識，恐怕各自有其不盡合理之處。而且，兩種思潮有可能各自觸礁，或者甚至發生對撞悲劇。理性調整意識，把心懷放寬、眼界放遠、擁抱多於對立，應該會有對整體更遠為美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