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專制、不人道的霸道政權，抑或是讓中國再度崛起的“偉大”政權？

對於中共，目前顯然有兩種迥然不同的評價。究竟何者為是？

我本來一直傾向持前一種看法。不過，最近忽然想到另外一種可能性：會不會兩者皆是（或者部分成立）呢？

中共的官本位體制讓官員掌握極大的權力，權力集中的結果也衍生諸多弊端。有權力與無權力者之間形成極不公平的互動關係。底層人民的權益非常容易遭到剝奪。

絕對權力，絕對腐化。中共的“民主集中”制（權力集中制？）顯然是腐化的良好培養土。從而，人民權益遭到剝奪，不在話下。再教育營及對法輪功的嚴厲懲罰與不人道對待，只是其中比較極端的表現。各級機關需要有專責的信訪辦，就不難看出問題。

中共的緣起，是作為激進改革的運動，企圖以群眾（無產階級大眾？）的暴力性手段尋求改變中國。其宗旨畢竟還是在追求國家進步。只是，它早期的思維中包含了對傳統文化的深厚不滿，甚至對國民性格的不滿，所以毛澤東會那麼推崇魯迅，推崇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冷辣批判；而且還要長期推動文革，要破舊立新。這是對傳統中國深沉失望或絕望才會產生的一種激越求變心態。顯然，抱持類似心態的中國人一度是不少的。這也就是中共得以獲得政權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鄧小平會決定政策轉向，意味前期的路子走到了盡頭，必須轉向了。

在階級、民族、家庭之間，共產主義理論應該最強調階級：無產階級。也就是說，民族、家庭是應該被解構的。但是，這畢竟只是理論。真正徹底奉行這種理論的人不多，即使在早期共產黨內亦然，而此刻當然更甚。

在改革開放以後，我認為許多傳統中國文化是有復辟意味的。不過，這可能是一種螺旋式的“復”，並不會盡復舊觀。也就是說，事情畢竟不可能恢復原狀。有些復辟跡象還頗為明顯，譬如世界各地設立的孔子學院。儘管這些機構的真正性質未必那麼純粹文化性，至少，這種舉措在“批林批孔”時期是不可想像的。前後的差異足以反映現在的不同走向。

再從家庭來說，對家庭倫理、價值的強調也是很明顯的。50年代的人民公社運動曾經嘗試把中國人從家庭裡拉出來，融入公社之中。“公社”大體是社群主義的一種思維，曾經是19世紀歐洲的一時風尚。而中國的那場人民公社運動更是用國家的暴力手段來推動，想要短期內改變人心，消減中國人原本濃厚的家族主義思想。現在，人民公社運動早已經成為塵封的歷史。不但如此，家庭價值還被高度強調。習近平就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發表過多次講話，強調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電視台也配合製作了一些討論家庭倫理議題的節目。這在人民公社運動時期想必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中共目前最強調的可能還不是家庭價值，而是民族主義價值。不但是要用民族主義思想來促統，來抵禦外界對中國的批評與敵意；也許更重要的是凝聚中國國內的民心，泯除內部對政府或執政黨的不滿。由於中國的國家需要，對民族主義價值的提倡顯然比原來的共產主義理論對無產階級的重視要多。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想建構的應該是“階級”（而解構“國家”、“家庭”）。但是，階級其實不是一個group，而只是category（類別）。所以，階級意識很難自然形成共同體意識。從而，共產主義思潮事實上主要是一種解構的努力，而很難建構共同體。現在的中共，通過改革開放，其實是向民族主義與家族主義價值回轉；特別是民族主義，唱得比任何時期都更響亮。當然，人心中的民族主義意識是不是真的那麼強烈，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統治政權想要藉著民族主義來凝聚集體，也可能正是反映這個集體的真實凝聚力其實存在問題。

現在的中共如果還有迥然不同於傳統結構的地方，可能是那個極權式的(totalitarian)集體主義。這和傳統的家天下又不同。家天下是希望讓統治群像家庭一樣凝聚，而對人民的管理相對鬆散。而共產主義式的集體顯然有不同的組織原則。它管控人民在集體中的各個生活層面，只要認為集體有需要。再則，共產主義可能更容易走上獨裁制，因為它所宣告的權力面向理論上可以範圍無限，也就是說，統治者很容易把所有的權力都收攏在一個人或極少數人手裡。史大林、毛澤東、北韓金家，乃至現在的習近平等，都傾向獨裁或已經是獨裁者。即使是鄧小平，他掌控權力的程度，從他能夠輕易撤銷黨總書記趙紫陽職務並且予以軟禁，即可見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極權體制還是有理論上的正向宗旨的：它是要控制並且改善集體的結構；因為傳統的集體過於鬆散，並且存在許多不合理的集體生活形式。尤其在工業化以後，集體生活形式更呈現諸多問題，所以需要通過新的組織管理，以使集體生活更合理化。這些美好的期望，在蘇聯共產革命早期也曾經吸引了許多青年人與知識菁英。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青年也受到蘇聯共產革命的影響，對於共產主義式的極權體制，抱持極高的期待。

只是，在極權體制下，個人是沒有什麼獨立尊嚴可言的，是應該為集體目標犧牲的。所以中共官員、黨員常常說的一句話是：我是黨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理論上，服從組織要絕無二心，對待工作不能講條件，這是成為共產黨員的不二信條。

在南京大學歷史學者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裡，他細緻描繪了毛澤東如何推動整風運動。這可能是一種很可怕的洗腦過程。通過各種不同手段，特別是組織或群體的壓力，迫使個人坦白內心想法，並且去除不應該有的想法，包括內心深處的、不很自覺的想法（譬如某些小資產階級意識，乃至人道思想）。

我當然沒有經歷過這些，但是，這會讓我聯想到一些間諜片裡對特工人員的殘酷心理考驗手段。總之，這大概是一般人很難忍受的過程。而通過這種手段，也許真能達成某種心靈改造。這比較不是傳統君主制的統治手段。後者也許有殘忍手段，但是，可能沒有這種改造心靈、形成特定意識形態的明確目的。

我以為，這種心靈改造，背後是一種特定的“集體主義”、“極權主義”的思維：想要有意識地、計劃性地改造個人，目的是要營造出一種特定的、“理想性的”（？）集體。過程是痛苦的，至於效果呢？

在大陸電影“霸王別姬”裡，故事的後段，在文革過程中，段小樓在群眾的壓迫下，終於背叛、出賣了程蝶衣。這個情節，既是電影的最高潮，大概也是人性接受考驗的極限。我相信，這樣的過程確實能夠使人性改變。但是，那究竟會是什麼樣的改變呢？

文革之後，大陸迎來了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外界一般是承認的、是高度肯定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專門寫了“鄧小平傳”，肯定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積極意義。今天，中國大陸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且雄心勃勃朝向第一大經濟體邁進。這些大概都是事實。除了經濟，中共在交通建設領域、在太空探索領域...，似乎也都有長足的進步。這個進步動力何來？

經歷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後半的一百多年動亂和貧困後，中國會迎來一段快速發展期，對此我其實並不覺得意外。中國也亂太久了，革命也好幾回了，這些犧牲總是會有促進發展的作用。中國人的智商相對於全球而言，其實是偏高的，甚至居於頂端的（可參見IQ and Global inequality一文）：中國也不是從來就貧弱不振的。總之，中國本來就有其發展的潛能。改革開放政策讓這個潛能終於有機會開展。

國共鬥爭與內戰，還有共產黨的極左運動，很可能曾經讓中國陷入痛苦與發展遲滯。但是，國、共兩個革命黨的激烈作為，卻未必純粹導致負面的犧牲結果。它們可能為中國孕育了再度前進、甚至是跳躍前進的動力。歷史學者黃仁宇曾經提出一種看法，認為蔣、毛、鄧三人以曲線形式先後帶動了近代中國的進步。這個說法，未必讓多數人接受，但是，也未必完全不成立。

傳統中國本來就是個存在諸多不合理結構的國度。不合理的地方很多，譬如性別不平等，以及對部分族群的歧視（極端如沿海“蜑民”的待遇）；階級之間也存在制度性的歧視對待。總之，始終會有一大群老百姓世代過著貧困且無希望的生活。不合理也包括一些經濟制度，譬如對商業與其他生產投資缺少適度規範與制度援助，不容易讓生產力提升。

面對近代的西方，傳統中國陷入不斷挨打的局面。這是激使革命連續爆發的根源因素。所以，雖然革命本身加劇了變革帶來的痛苦，而且革命手段未必當下帶來令人滿意的結果，革命甚至可能常常走在錯誤、不人道的道路上，但是，革命未必沒有正面效果。此刻的中國似乎就顯示了改變帶來的一些正面效果。

話說回來，中共作為帶動改革的後期主導勢力，它不自覺地想要永續維護它的統治地位。現在強調“維穩”，這和前期的不斷革命論迥然不同，很可能是作為維護既得利益者的藉口，但卻也很可能是基於客觀的需要。維穩的必要性，反映深沉問題的存在：不維就不穩。也就是說，在革命過程中，其實也累積了很深的怨懟。這種怨懟，隨時可能引爆怒潮，沖垮中共的統治。為維護中共，需要維穩；為維護國家，恐怕維穩也是必要的。

改造個人，乃至宰制個人，以營造新集體，這曾經被視為是革命過程中的必要手段，可能在此時沿用為維護中共統治權利的方便手段，只是，目的是不是在營造符合理想的新集體，還是為了維護既存政權、既得利益，答案恐怕漸漸模糊。

中共作為統治者，它此刻要問的問題可能不是究竟要資本主義化到什麼程度，而在於它前期的集體主義、極權主義的體制要怎麼走下去的問題：要不要轉型？怎麼轉型？轉型有什麼風險？

為了集體的目的，可以宰制個人、改造個人，作為制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不人道的情事。它的必要性、階段調整的可能性與未來方向，都需要重新思考。

早期馬克思思想的一個理想是讓個人成為“全人”，是享有充分人權，並且能夠充分發揮多種興趣與潛能的人。在集體目的下對個人的宰制，即使必要，也只能是讓人走向全人的階段性手段。否則，這樣的宰制就只是惡政，完全背離共產主義的“解放”宗旨。

但是，當下的中共可能處於騎虎難下的局面。隨著革命思潮的淡化，極權體制的吸引力會快速消逝，於是必須藉著高成長率與高科技的快速發展等炫人耳目的成果，暫時可以壓下怨懟的聲浪。但是，只要成長、進步一旦減緩，或者不再明顯，怨懟聲浪可能就立即飆升，而危及統治，也危及集體秩序。

如何從老虎身上平緩下地，國家仍然享有穩定秩序，而那種剝奪、不人道的現象也逐漸消弭，這嚴格考驗中共的智慧與道德。這可能也將成為中共究竟是偉大，還是極惡政權的分辨指標。

總之，對中共的事後歷史評價究竟如何，還有待觀察。一種可能的歷史評價也許是如下的劇本。當中共不再繼續執政以後，它的進步成就逐漸被理所當然看待，而它的不人道與貪腐則被成為聚焦議題。換言之，中共很可能在未來中國歷史中成為被責備的對象。它革傳統文化的命，傳統文化也會回頭否定這種革命思潮。

此刻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思潮與對傳統家庭倫理的強調，這種（傳統）文化價值最後很可能會成為批判共產革命運動的重要助力。

當然，這些也許都是中共，至少是懷抱理想主義的早期中共黨員們預期要付出的代價，以期成功改造中國社會。貪腐、不人道，乃至可能將來遭到民眾詬罵，都已經作為改革的必要環節被預計並準備承受，甚至已經考慮到未來如何消除這些問題現象。事情如果是這樣，那麼中共的革命運動確實就有偉大的一面。但是，這仍然需要一個條件。如果民怨最後沖垮了中共政權，並且也毀掉了所帶來的實質建設成果，最後是得不償失的結局；或者，最後證明中共只是從一群非既得利益者變成既得利益者，然後就開始致力維護既得利益的一群，那就可能帶來另外一種更極端負面的評價。

歷史究竟會怎麼說呢？答案也許還是開放狀態，等待由實際的行動來證明。

又及：

有大陸網友對上文回應表示：“教授在书斋里研究大陆，与实际相距甚远，结论也很荒谬。”

類似的批評並不鮮見。我的簡單回應只說如下兩點：

第一，“中國”是個無限的存在，中國大陸亦然。沒有人能夠對中國或中國大陸全知，也沒有人能夠壟斷對中國（大陸）的認識，大陸人也不宜簡單認定台灣人身在中國大陸之外，所以不了解中國大陸。我這麼說，部分是因為中國與中國大陸的不可分割性。所有對中國大陸的觀察其實都是瞎子摸象，都是局部的、局限的認識。只是，有人可能以為只有他們是真正認識中國大陸的人，因為他們身在其中，所以，別人（外面的人）沒資格提出評論意見。

再者，中共有許多惡行其實是確定的，只是要衡量究竟有多少惡，以及這些惡有沒有其他的意義，譬如是一個偉大目標的不得不的手段（或手段中不得不忍受的缺失），這個比較難斷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