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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0 20:31:37瀏覽2241｜回應43｜推薦11 | |
前北京清華大學歷史學教授秦暉是一位睿智、博學的學者，他的系列演講可說場場精彩，也都非常具有啟發性，可說是當代華人學術界裡的佼佼者。他在最近的一場網路演講“也談美國大選”視頻中說了如下的一段話，其中有“文明對野蠻的天然弱勢”一語（2020.12.3，共識沙龍微信公益講座：也談美國大選），頗讓我動容。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kJBlDd1-gU&ab_channel=%E5%85%B1%E8%AF%86%E6%B2%99%E9%BE%99
“文明對野蠻的天然弱勢在於：文明國家的人格要求是：擁護可以反對的政府，反對只准擁護的政府。但是，人性中欺軟怕硬的弱點卻使人傾向於：對可以反對的政府只會無原則的反對，而對只准擁護的政府卻只會無骨氣的擁護。民主國家盛產前一種人，非民主國家有時候會盛產後一種人。”秦教授這段話鏗鏘有力，發人深省。
秦教授的演講主題是談美國大選。但是，他並沒有真正去談誰輸誰贏，或誰應該贏。他設想的演講對象大概主要是中國的自由派人士。因為中國的自由派人士在這次美國大選過程中似乎非常投入，各自支持特定候選人，以至於中國自由派陣營可能有分裂危機。秦教授顯然希望能提出一種最公允的說法，來說服兩方，促進雙方整合。我以為，演講中會使用到“文明“與”野蠻“這樣的用詞，顯然意在呼籲捍衛民主制文明，要讓人認識到人性的軟弱及其對文明的可能戕害，所以人們必須努力去克服這種軟弱，才配擁有文明，才配作為國家的主人。
秦教授特別提到西方民主國家的自我反思、批判的精神，認為這是好事。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這種事情卻可能帶給某些專制國家以可乘之機。後者可以趁機打擊民主國家，強調其敗壞的一面。專制國家一方面掩蓋自己的種種不當行徑，一方面藉著民主國家的自我批判來指責他們，並反襯自己的優越。
秦教授提問說：西方民族怎麼自我反思都不過分，但是對非西方的各個民族而言，一個從不自我反思歷史的民族有資格去批評別人反思過度嗎？
我不確定他這句話是不是措詞上有些語誤。我覺得他不是在說他人不該指責西方反思過度，而是說：缺少自我反思的民族沒有權利拿西方的（過度）自我指責來指責西方。
在他的討論中提出一個重要的說法：文明對野蠻的天然弱勢。這句話很有震撼性。如果確實存在這種情形，的確值得憂慮，甚至可能會讓人感到絕望。畢竟我們希望走向文明，而不是走向野蠻。但是，因著人性中的某些弱點，野蠻卻好像很容易勢壓文明。也許用比較具體的說法就是：專制國家能夠勢壓民主國家。因為專制國家能夠藉著民主國家的自我反思來指責民主國家，而專制國家自身卻比較有辦法掩蓋自身的問題（因為人性的軟弱使得人們怯於揭露統治弊端，甚至自欺地接受統治者的自我吹噓與麻痺人心手段）。
從前後文來看，秦教授所說的野蠻，大體指的是專制勢力，具體的關注對象應係指（專制的）中國大陸；而所謂文明，大體是指民主勢力，具體則是指西方民主國家，可能是以美國為範本。但是，用文明與野蠻這樣的對比詞彙來點出中美之間在政治體制上的差異，其價值意涵是不是太過強烈？是不是最貼切的用詞，還是有商榷餘地。估計一般大陸民眾（特別是紅粉）聽了，會很不以為然；而其他的讀者、聽眾恐怕也未必都覺得妥當。
我想，他的文明、野蠻的二元對比大體其實是採取一種“理念型“(ideal-type)式的語法，就特定觀點做出片面強調，突出差異，以便進行對照討論。在觀點極端化以後，事物的對比會非常鮮明，也就容易往下做出各種引申討論，包括不同的結果推論或評價、取捨；這種理念型並不與特定經驗現象完全對應。充其量，某些社會比較接近文明的特徵，而某些社會比較接近野蠻的特徵。
當然，秦教授也可能是故意用較強烈的字眼想要激起人們的情緒反應。唯有強烈意識到自身的問題性，才會有較強烈的自我改變動機。而文明與野蠻的對比，其應然方向也是鮮明無比。
我不知道“文明對野蠻的天然弱勢”的說法究竟是不是成立。如果是，那麼，我們就很難仗著文明的力量來改變野蠻（或者說專制），而倒有可能是文明被野蠻擊垮或被拖累而向下沉淪。
依照我的人生體認，破壞常常是比建設要容易的。一個人要被培養成人，可能要數十年；但是，一個好不容易才被培養成熟的人卻可以在瞬間殞命。美好文明的建立非常不容易，而且似乎沒有必然性；但是要毀掉文明卻可以在短時間內做到；而且，生命似乎必然會有終結，文明亦然。這和物理學上所謂“熵”的意義應該是一致的(甚至是有著因果關係)。總之，破壞和建設並不是對等的歷史作用力量。如果野蠻意味破壞，而文明意味建設，依據上述所言，文明對野蠻有天然的弱勢，似乎是合理的說法。
話說回來，文明與野蠻真能簡單對應於建設與破壞嗎？恐怕也未必。某些野性有可能帶來生機；而文明本身也可能被連結到虛偽、虛儀、僵化。中國歷史上的五胡亂華，也有史家認為對中國的第二波文明興起是起到積極作用的。
文明與野蠻究竟孰勝？恐怕沒有絕對的答案，野蠻勢力隨時可能破壞文明建設的成果，但是文明勢力未必總是敗給野蠻勢力。而文明勢力之所以可能會失敗，可能的關鍵原因是文明本身存在著弱點，包括文明制度並不完善，而且本身其實也蘊含著野蠻的與破壞性的元素。
以近期的美國爲例。我們雖然大體傾向把美國視爲文明的一方，但是，近期的美國卻也常常被詬病為黷武、霸道、貪婪…。而這次疫情期間美國的罹病、死亡狀況也駭人聽聞。表示他們對疫情的處理機制或因應策略非常糟糕。而這可能和自由主義的行爲模式與相應的制度管理模式有關。人們習於享受自由，卻造成行爲難以控管以致易於造成感染的弊病。這種情況發展下去，美國的實力也可能會被削減。會不會因此影響到與相對勢力的對抗效能，值得觀察。
話說回來，文明的一項重要成就也就是找到一些方法來疏導、調節人性中的某些貪婪與攻擊野性，使之產生積極效能，並免於造成爆炸性的破壞；文明力量甚至會嘗試讓人心懷理想（後者也是疏導前者的重要方式）。
一、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雖然讓人對文明的持續發展可能性心存疑慮，甚至讓德國哲學家史賓格勒寫出“西方的沒落”這種書。但是，兩次大戰的結果，終究顯示相對較文明的一方還是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這可說是一片陰影中露出的一線光明，讓人稍稍感覺到安慰。
也從上面的歷史發展，讓我相信，人心雖然被野蠻力量捆綁，卻又總是嚮往文明。也許是因爲野蠻力量總是連結著恐懼，而文明才會帶來幸福感。
容我來談一個大家常常談到但容易引起爭議的話題---關於日本殖民台灣的恩怨情懷。或許可能從此處關於文明、野蠻的話題中導出一種不同的解釋觀點，或許能夠幫助解讀原本難以理解的現象。
我們（特別是藍營人士）常常很困惑：爲什麽一些台灣（本省）民衆對日本那麽懷念、感恩？日本不是殖民者嗎？台灣人不是被殖民的對象嗎？殖民過程中不是出現許多鎮壓、殺戮、不公平待遇的問題嗎？爲什麽台灣人卻還會產生這種感恩心態？
我的一個大膽假設是：許多台灣人對日本殖民台灣歷史的眷戀，與其所帶來的文明進步有關，特別是文明能夠減少生活中的恐懼，並且增加人的尊嚴感；儘管雙方仍然有諸多複雜的恩怨，在距離產生美感這一效應下，台灣人越發對日本帶來文明這件事有感。我知道這樣說會讓一些人很難接受。但是，讓我們盡量跳出主觀情感來面對真實吧！
日本殖民促使台灣加速現代化。我認爲這應該是事實，儘管國共雙方都很不願意承認這一點。日本政府在台灣普及國民教育、普設衛生機構，推行各種衛生措施、整理市街、修公路、鋪鐵路、興水利、辦工業、開始議會制度雛形、允許民辦報紙、禁止原民出草…。一個最明顯的成績是死亡率的變化。台灣人的死亡率在1920年代明確開始下降，也開始了所謂台灣“人口轉型”的過程。死亡率下降不是只有數字改變，而是確實可以減低人們對死亡來臨的恐懼感。可能與此同樣重要的，是台灣從20世紀20年代起在各方面都明顯走向現代化，而人們因爲進步而產生了樂觀心理，乃至幸福感。
總之，一些台灣人可能由衷對這種文明進步懷抱好感，也因此對帶來這種進步的日本存有好感。（至於已經被犧牲的人，他們自己是沒法出來訴冤的；而少數替他們代言者的聲音也很容易被淹沒或壓制，乃至被遺忘。）
其實，香港人民對英國殖民這件事的感受也許部分類似於台灣人對日本殖民者。相對來説，來自中國大陸的政權卻似乎會把已經文明進步了的社會拉回較不文明的狀態，具體來說就是比較專制的狀態。至少短期間會如此。這裏面，最讓人在意的究竟是什麽，值得探討。不過，自由、尊嚴等人權層面的差異，可能是很值得重視的面向。如果他們從來不曾擁有這些，那麽，可能就不會太在意這些。但是，一旦曾經擁有，再要失去或減少，就會有很强的失落感。
我以爲，人會嚮往文明，以及文明促進對私欲的調節機制效能，這兩點大概是文明相對於野蠻的優勢。如果能掌握這兩點，予以大力發揮，文明或許能與野蠻勢力一搏。
秦暉教授對於文明與野蠻勢力的鬥爭雖然憂心，但是，他卻似乎仍然相信某種冥冥中的力量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美好結果。他因此表示，他不是唯物論者。
對此，我卻仍然偏向採取廣義唯物論的觀點，好比像人口學者馬爾薩斯曾經說，上帝以最浪費之手，大量播種，難免就會有可收成的結果（想想看，即使機率是一兆分之一，只要分母是無限大，或者近於無限大，實際產出數也還是可以大於一，甚至是不小的數目。重點是這是從“機率”概念來解釋現象的發生，與“創造論”異趣）。人類文明也有可能就是這種大量播種產出的極少數結果。所以，文明這個結果未必會保證得到特別的呵護，因爲原本就未必是在特別呵護下才會有這種結果，而只是在大量試誤過程下出現的雖然少數卻仍然可能出現的結果。（這裡的廣義唯物論也許和非唯物論其實已經沒有明顯的分界。唯物不唯物可能已經不是可以簡單二分的議題。什麼是“物”，可能都必須被重新定義。）
用機率論來解釋文明進步的可能性，也許會再度打擊人們僅有的一點信心。不過，我並不打算否認那冥冥中的力量的存在可能性。我無能否認這種可能性。
但是，我認爲其實已經有一些被分析出來的可能可以產生積極作用的非冥冥中力量的因素。但是似乎沒有得到秦教授的認可。我自己也還沒有整理好這些作用因素。這裏我只能試著簡單歸納兩點因素：一、強調（博）愛的倫理原則，且藉著信仰的集體力量而被强化；二、祈禱儀式，讓人容易看見自己的内心、聽到自己内心的聲音，而且可能是一種祈求向上提升的聲音（我以爲，祈禱的氛圍很不可能產生下流、邪惡的念頭）。總之，這種宗教倫理與帶有神聖氛圍的儀式，可能具有積極的社會效果，它們促成社會凝聚，也促進道德自律。最後，則促成較強大的文明力量。
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必然會導向某種價值專斷，這可以進一步討論。這可能是會讓秦教授這種自由主義學者感覺疑懼的事情。但是，我認為不宜因爲有這樣的顧慮，就直接否認宗教倫理或祈禱儀式等的積極社會功能。
秦教授似乎暗示社會進步需要依賴像聖徒這樣的人物的出現。而我以為，聖徒在基督教裏出現頻率似乎比較高，這應該不是出於偶然，也不宜說這完全是冥冥中的力量使然。它明顯與信仰相關。有信仰才容易產生聖徒；而不同的信仰內容（倫理原則）也會影響到信徒的獻身程度。 另外，我同意人們不宜强迫他人，包括强迫他人必須崇高。但是，努力推動使更多人變得崇高，這卻仍然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條件。
這裏，當然可能會出現問題：怎麽推動、怎麽做，才不至於形成“强迫”？會不會我們自己沒覺得有强迫，對方卻覺得已經被强迫？這個問題可能不只是要去尋找那個“度”，因爲雙方可能想法永遠不一致，所以可能永遠沒有單一答案。如何既能有效引導卻不落於强迫。這裏，“how”也許才是真正困擾人的問題重點所在。純粹只講求個人自由，社會恐怕也難以進步。自由與道德自律，兩者恐怕必須結合；要在（適度）自由的前提下，促成讓人向上提升的動力。這可能才是社會的發展原則。
秦教授似乎持一種自由主義至上的立場，對宗教則希望保持距離。這也許是正確的，也符合現代理性的觀點。但是，即使如此，在對現象的因果探討上，仍然不宜過快排除宗教（及其所夾帶的倫理力量）對社會發展的可能積極作用。
宗教的積極作用可能有其局限，可能會在更廣泛的因果架構中反而變成是某種專斷，甚至某種壓迫力量。這確實也值得檢討。但是，恐怕必須分成不同的分析層次，一層層地分別進行分析。最後能不能得到系統而圓融的完整答案，我不知道。但是，在宗教仍然得到普遍道德肯定的地方，宗教倫理很可能是使文明得以壯大的力量。如何借助這種力量，讓文明最後得以獲勝，這值得保持自由主義原則的學者們多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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