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1/02/08 22:56:10瀏覽2119｜回應32｜推薦12 | |
民主體制的優劣，在疫情發生以後再度成為爭議的話題。作家、報人黃年先生最近也曾就民主的問題提出他的看法。
我也相信民主問題多多，但是，我相信民主制很可能還是最佳選擇。因為我也相信絕對權力易於腐化。不過，這很可能只是問題的一面，還有另外的一個重要考慮層面：民性---民性傾向自利，如果要維持高階整合，還是需要民主制。
國家會出問題，並不只是出在統治者、領導者這一環，人民同樣是問題存在的重要根源。其實，我認為人民這一面的問題更嚴重。之所以人民的問題常常被忽略，我認為很可能是因為其問題性質在客觀上不可改變，或者說輕一點，難以改變。就好比我們不期待老虎不傷人，而只是想法讓牠不能夠傷人。
人民的問題為何？說來複雜紛歧，但是也可以簡單表述：人民是一群性質高度歧異而多自私自利個體的集合。
人民如何歧異而又自私自利，要具體描述，也可能複雜萬端。容我簡單舉例，用發生在我身邊的事情來舉例。如此雖然不全面，但是至少對我來說是非常鮮活的例子。
我所居住的大樓裡，多年來很難產生管委會，尤其是主委，即使是被選上的人選也常常堅持拒接委員職位。道理很簡單，吃力不討好。沒有酬勞（大樓現在提供委員們每月開會可領500元的出席費），責任不輕，更重要的是還常常要受氣。
我們家曾經一度擔任過主委，其間就曾經遭遇一些荒謬的事。譬如在半夜12點被鄰居叫起來，聽他抱怨帶責備地述說他對管委會的不滿，時間長達一個多小時。還有更荒謬的，半夜接到電話，莫名其妙被罵了一個多小時。後來終於搞清楚了，是有鄰居以我們的名義向警察報案有人家裡在打麻將。而被告的鄰居竟然從警察那裡得知了報案者是我們（因為被冒名），所以在電話裡把我們痛罵一番。至於被告鄰居究竟有沒有被罰，我們連問都不想問。
荒謬的事情當然不只是這些。一位住戶的親戚經常在大樓停車場臨時停車。按照規定應該要繳費，他經常不繳。等到管理員更換，管得嚴格了，他就跑去痛罵管理員，甚至連管理委員也紛紛被怪罪。還有住戶爭搶大樓的設備使用權利，雙方摩擦不斷。更倒楣的是管理委員。似乎委員既然有責任處理紛爭，所以就理該挨罵。搞得委員會乾脆決定自行解散。如此一來，接下來的紛爭究竟要如何處理，還未可知。
這裡說的只是大樓管理委員面對的一些瑣碎事務。政府部門的權責與此當然有很大的不同。不過，必須面對形形色色人民的索求，這一點大體上應該是相似的。當然，國家管理的工作所要面對的，恐怕是遠更複雜的情況。
人民的索求形形色色，其中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特別是，如何面對未必合理卻又可能力量強大的人民索求，恐怕不是容易的事。更麻煩的是，不同的人民群體可能提出完全相反的要求。政府如何能最大程度地滿足人民不同的索求，確非易事。從某個程度來說，專政體制也就是這麼來的。你們不是任意索求嗎？不是要求一些南轅北轍的事嗎？好啊！那麼我就乾脆來個刀槍相向，你們怕了、退縮了、服從了，集體生活的管理問題也就解決了。
話說回來，刀槍相向畢竟也有其局限。統治者可能一時能夠掌握武力，但是很難永遠掌握武力。等到有一天無法（充分）掌控武力時，就很可能會面臨統治危機。而且，你不總是拿著刀來逼我們嗎？等到刀落到我們手裡，又豈能對你客氣？也就是說，政權的更迭很可能會伴隨著血腥悲劇。
專制政權的更迭很可能會伴隨著血腥悲劇，這就是專制政權的問題。而且，這並不只是政權本身所要面對的問題。整個社會（註一）也會因此受害。社會很可能會陷入一種“零和（zero-sum）遊戲“的困境中，難以向前邁步。宋以後的傳統中國社會，相對於近代西方社會就有這種況味。
以上的討論，重點其實是在談民性。自私自利的民性，可能促成專制體制；但同樣地，它也可能促成一種暴力悲劇循環，甚至促成長期”零和“的遺憾。所以，如果想要避免零和、避免專制暴政的悲劇，不但是需要建立民主制，而且還要要求民性同步提升。社會的高階整合，需要民主制，也需要與社會整合相適合的某種民性。
上面的說法似乎暗示民主制需要一種比較少些自私自利的民性條件。有人可能就會質問說：難道西方人就不自私自利，為什麼他們就能夠建立比較穩固的民主體制？
我的回應可從兩方面說。首先，一般的西方人確實也有自私自利的傾向，所以他們的民主制也會出現問題。且不說東歐國家的民主之路也很坎坷，就是此刻的美國也曝露出不少的問題。這種問題的嚴重性絲毫不容輕估。弔詭地說，民主制的優越部分就是考慮到人性是自私的。如果人性可以不自私，那麼，也許君主制會更好。民主則可能允許人性的自私得到較充分的滿足，並因此使社會得以更穩固。
不過，近代西方人可能仍然有某些優質條件。關鍵可能在於其”理性化“的思潮發展。也就是說，他們可能習於通過某種理性思考，讓自私自利往”共利“的方向做出調整。不但是在具體行動模式上讓自私自利的行動符合社會共利原則，而且，還可能逐漸發展出以共利作為自我理想目標的思維。我以為，這樣的理性化思潮可能與基督教宗教改革的某些內涵有關。宗教理想，有可能成為理性化的具體指導朝向，而帶動某種人性昇華的作用。當然，這種宗教理想帶動人性昇華的作用很可能也還是有限的。但是，話說回來，它也許已經足以促成群體間思維習性與心態上的系統差異。
這裡的討論其實隱藏著一個更深層的議題：理性與道德是否一致？嚴格來說，未必。越是世俗化的理性行動，越可能與道德分道揚鑣。所謂的”工具理性“和道德的差距更是引起討論的議題。但是，尤其在異質社會裡，理性和強調共利的道德原則顯然是比較合轍的。而小群體的、感性的道德，則與異質社會的共利原則比較容易有出入。無論如何，不論是理性化，還是強調異質社會共利原則的道德，終究都需要一種提升。民主體制有可能有助於這種提升（而這種提升也有利於維護民主制），因為民主有利於維護個人自尊，而自尊有利於道德提升。但是，事情也不盡然如此。世俗化下的民主制也有可能消磨之前宗教倫理所催化的道德提升。總之，民主制未必是一個最終可依恃的單一制度基礎。某種民性的提升仍然是必須重視的環節。
也許，還有一種民性也與民主制的穩固與否有關，那就是"道德勇氣"。如果人民缺少道德勇氣，在相當程度上會鼓勵專制統治者，也可能會讓暴政容易滋長。但是，道德勇氣也許有賴於像宗教倫理這種”教化“的力量，但是，說到底，它其實依賴的是一種社會支持力。一個人在面對暴政而鼓起道德勇氣的時候，他能不能得到社會支持，這是非常關鍵的影響因素。如果預期不能得到支持，那麼，要鼓起道德勇氣就越發困難。宗教氛圍往往在此起到極大的鼓舞作用。當然，宗教的作用也許不是邏輯上的必然，卻很可能是歷史經驗上的實然。是不是能夠找到世俗性的其他力量，取代宗教的力量，來提升民性，以促進整合，維護民主，這是個大哉問。
當代的中國人，一般可能較缺少基督教理想來帶動人性昇華；甚至也少了儒家倫理的道德教化作用。其他如佛教等宗教的某種道德教化可能都被近代革命思潮沖刷得所剩無幾；加之，原有統治權力的瓦解也讓社會整體秩序更形崩毀。從而，社會整合變得更加困難。無形中，這樣的社會反而更需要統治者以專制制度來維繫起碼的整合。這可能是近百餘年來中國走向民主化幾乎徹底失敗的結構成因。但是，專制體制之於社會整合，很可能類似引鴆止渴的性質。因為它在維護社會整合的同時，也在破壞社會整合的紐帶。
總之，我以為：高階的社會整合，終究需要一種良性的民主制；而民性的某種提升仍然是社會整合不可少的重要條件之一，也是穩定的民主制的條件之一。民性的提升，被世俗化的自由主義思想所忽略，這卻是另外亟待面對的問題。
註一：
這裡使用”社會“一詞，而不用”國家“這個概念，因為”國家“比較可能因故在法律意義上消失，但是，”社會“卻仍然持續存在。英國的政治學先驅洛克就強調”社會先於國家“的原則。譬如巴勒斯坦作為國家，是否存在、何時存在，頗有疑議。但是，它作為社會，其存在卻無可置疑。或者，在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間，中華民國作為國家的存在就很可能有可疑。但是，以中華民國為名的那個”社會“卻是當然存在的。
|
|
|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