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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8 21:01:48瀏覽1844｜回應2｜推薦7 | |
北京清華大學歷史學者秦暉教授在2015年的一集視頻裡，與另外一位大陸學者劉仲敬對話，討論主題是“如何摆脱大共同体至上的路径依赖？”。其中，秦教授的看法大概是說：近代中國在引進西方思潮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偏差，導致後續國家發展路線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中國從日本引進自由主義思潮，而從俄國引進馬克思思想。但是，日本的自由主義和俄國的馬克思思想卻是有問題的，是扭曲的，以致讓中國在近代的發展中走上了歧途。日本的自由主義（主要是以福澤諭吉的介述為代表）其實含帶國家主義的思潮，其自由思想是針對小共同體的，是要棄小共同體思想而擁抱大共同體的思想。而俄國傳承的馬克思思想則是馬列主義的路數，是特別具有暴力鬥爭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派別。中國因為通過日本、俄國引進這些西方思潮，以致誤導後續中國的發展路線。
我的理解是，秦教授基本上是抱持反共/反專制的立場，基於此，他對於大共同體的思想也持反對立場，從而，他對上述從日、俄引進西方思潮的傳承途徑也認為是災難性的。
但是，我認為這種論點恐怕並不是很公平，恐怕未必能抓到問題的關竅所在。
容我從兩方面來提出商榷意見。首先，我認為以“自由主義”思潮來說，其本身內涵就一直存在各種爭議，始終沒有定於一的圓融論述（註一）。日本傳來中國的自由主義固然可能有問題，但是，未必從其他管道所傳的自由主義思潮就沒有弊病或問題。再者，日本可能因為其自身的結構傾向影響其傳承的自由主義思潮內涵，但是，難道中國社會就沒有自己的傾向或問題，而在吸納外來思潮時產生特定的扭曲？或者，偏好吸納特定內涵的思潮？
類似地，馬克思思想本身就繁複、紛歧，有誰能預知引進哪一種馬克思主義思潮對中國才有利呢？甚至，真有這樣的馬克思思想嗎（能夠有利於中國社會發展）？（所謂“人本主義的馬克思思想”學派，喜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宗，但是，這本書要到1932年才得以問世）
再說，五四時期的中國有必要引進馬克思思想嗎？西方思潮那麼廣泛、多元，當時的部分中國知識精英為什麼特別偏愛馬克思的思想？當然，當時俄國對中國積極伸手，影響中國特別深遠（英美法則因為凡爾賽合約的不合理內容，讓中國知識精英普遍對他們感到失望）。但是，中國的部分知識精英豈不也因故特別願意接受俄國傳入的事物？孫文聯俄容共政策難道不是部分因為孫文本人的思想與社會主義思想本來就有親近的關係？當時國民黨裡的左派人士難道不是自發同情或偏好社會主義思想？再說，西方當時有所謂的人本主義馬克思思想派別嗎？（註二）
再吹毛求疵地說，毛澤東可以違背史大林關於以城市為主要基地的革命路線，為什麼不能對社會主義思想做其他方面的改造？此外，德國在一戰以後據說也曾經醞釀要效法蘇聯發動共產革命運動，結果並未成為事實。為什麼中國卻就真在共產革命之路上一路勇往前進？難道不是因為中國社會本身具有某些適合這個革命路線的條件嗎？
總之，中國最後會成為後來的共產主義國家，與其歸咎於日本、俄國的思想影響，恐怕更多還是要從中國社會本身的既有特質來解釋，和日本、俄國的影響固然有關係，卻終究有限。
秦教授所謂的“路徑依賴”的情形，也許有，但也未必然。我以為，現在的中國會走上共產主義專制路線，與其說是路徑依賴的效果，也許不如說是既有的社會結構傾向某種發展路線（才會有之前的路徑選擇與此刻的現實狀態）。譬如說，傳統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到了清末，因為工業化與全球化導致中國農村產業崩潰，使階級之間的關係愈趨緊繃，乃至斷裂，遂使講究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運動有了可乘之機。
此外，傳統的專制帝制模式則讓中國的共產主義體制系統地趨向專制體制。但是，我對於是不是大共同體就特別傾向專制體制保持懷疑。事實上，有理由相信，大共同體也可能促成共和體制。譬如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從廣義來看，不也是一種近於共和的體制嗎？而其背景不也是周的天下逐步擴大，周天子不再能夠專權的結果嗎？現在的歐盟，不也是共和的性質嗎？反之，小共同體又為什麼不能走向專制？南美蓋亞那（Guyana）瓊斯鎮“人民聖殿”的集體悲劇故事不就是由一個小共同體的專制統治導致的嗎？現在世界上所有那些不民主的君主國家不都是小型國家嗎？
也許我應該再度強調，我其實非常敬佩秦暉教授的學識與品德，對他的多數論點也高度同意。但是，也正是因為如此，我才特別有興趣對他的論點中覺得可疑或礙難接受的一些論點提出商榷意見。希望藉此能夠讓一個大體合理的論述更形完善。
此外，我多少有些擔心，秦教授在急於批判中共當前政治體制的努力過程中，急切中找到的一些論點可能未盡妥當，反而漏掉考慮一些真正的關鍵問題。
我依著自己的一套觀點，偏向認為中共的作為固然有不合理處，特別是未朝步向民主化做出長遠準備規劃，甚至還努力告訴民眾民主制度的種種失當性質。但是，我同時也仍然認為中共的作為也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就好像黑格爾說的“存在皆合理”的那種合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陷身其中，我們很可能會採取類似的行動，做出類似的努力，而且還自認為所行正當，或至少有一定程度的正當性。
低估這種某些人主觀認為的正當性、合理性，恐怕是不智的。那將意味著，如果要改變現狀，可能只有經過（暴力？）鬥爭過程，而且鬥爭的後遺症可能遠大於預期願意付出的程度。又或者，所謂的改革派雖然贏得了勝利，卻發現真正的結果遠非預期的那麼美好。換言之，建構更完整的理論，盡量涵納異議雙方或各方的想法，或以說服異議者替代單方面一廂情願的壓倒式選擇，固然可能很困難實踐，卻可能是更值得的努力方向，因為事實恐怕會證明，既存結構構築的改革陷阱本來就超過預期。
註一：
我對於“自由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為範圍，才是真自由”的說法是高度存疑的，因為我認為這如果作為定義，是會產生無限延伸或無限迴圈的定義困難。試問，什麼又是“他人之自由”呢？他人之”自由“的那個自由難道就是當下可理解的事物嗎？還是又需要再藉著另外的他人的自由來定義？這裡的他人是不是會無限延伸出去，或是回溯到最初這個當事人？所謂“他人的自由”的曖昧含義可能會產生的困擾只是被忽略，而不是已經被解決了。舉例來說，“性騷擾”犯罪往往會引發無窮爭議，可能就是因為究竟有沒有”侵犯他人自由“往往可疑（可能太過依賴當事人之主觀感覺），所以難以確立客觀操作定義。
註二：
人本主義的馬克思思想學派，就我的理解，大體出於20世紀20年代。尤其在所謂法蘭克福學派（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興起以後，才成為顯學。如Eric Fromm及稍後的批判理論學派諸人，均強調馬克思思想中的人本主義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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