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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秦暉教授談關於文化與制度
2020/12/17 09:03:14瀏覽1445|回應1|推薦12

北京清華大學歷史學教授秦暉,最近演講“也談美國的大選”(共识沙龙微信公益讲座)。秦教授的演講可說是場場精彩!聽來深受啟發,也覺得非常過癮。而這一場演講中討論到關於文化與制度的歷史作用的比較。這個議題因為觸及學術界長期關注的重大議題(特別是社會學、歷史學共同關心的議題),所以更是值得關注。我個人也非常關心,以下謹提出一些相關淺見。



秦教授比較認為(憲政)制度在促進文明進步上的作用,而像基督新教文化對文明進步的作用則似乎比較可疑。秦教授並舉出美國黑人新教徒比例高於白人新教徒比例的情形作為論據。



在秦教授這段關於文化與制度的討論裡,我很難找出什麼邏輯上的可議之處。但是,關於文化與制度的概念定義及牽引出來的關於兩者的比較,或許還有商榷餘地。



秦教授反對文化決定論及其他各種(一元)決定論,這應該比較是無爭議的。但是,文化究竟是什麼意義?制度與文化究竟有什麼區別?這可能還是需要再做釐清。



在文化人類學裡,文化的典型定義常包括“群體生活方式的總體”。所以,文化概念的指涉是非常廣泛的。也因此,任何族群的生活方式可說都是文化,其中可能包括好的與不好的。秦教授所指的文化可選擇,我猜想主要應該是指價值觀念系統(通常還包含某種世界觀在內)。這其實只是文化的一個特定層面,但很可能是文化中的最深層、最核心的內涵,所以也就容易被視為文化本身。當我們強調它是文化最核心的內涵時,其實已經暗示它的影響可能也是最深遠的。從而,由此導出某種文化決定論,或是準決定論,就並不奇怪。



至於價值觀念系統究竟是不是人們可選擇的,恐怕問題也還是很複雜。對現代異質社會的人來說,價值觀念系統的可選擇空間是比較大,但是,人在集體中,實際上未必能自由選擇價值觀念系統,尤其當集體中只存在單一價值觀念系統時,當然更是如此。



制度在社會學裡通常是指針對特定目的(或特定功能需求)發展出來的一套社會行為系統,內含長期性的組織與相關行為規則。制度其實也是群體生活方式的一個層面,所以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它有不同於文化的其他層面,比較是在於制度往往指涉可觀察的行為與人的層面,其規則也比較明確。而相對於價值觀念,制度的效果比較是短期可直接顯現的。譬如宗教制度可服務信仰方面的需求;家庭制度滿足人的性、生育與人際感情的需求;教育制度滿足社會化、知識傳遞的需求…等。



但是,制度與文化並不適宜進行對比,因為這樣的比較大體是拿部分和全體在做比較。即使勉強分別,也還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關係。所謂制度也往往又有其“制度文化”(這不是兩個概念平行並列),譬如我們會說宗教文化、政治文化、法律文化…。我們甚至會有“籃球文化”這種說法。“籃球文化”雖然也可以包括那些相關的制度規則,但是,它之所以被另外提到,更重要的是要點出一種字面規則所難以表述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當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制度必然蘊涵著行為規則(文化),以及這些默會知識文化,否則制度難以運作,或運作成效不彰。



即使是僅拿文化中的價值觀念系統來和制度進行比較也還是不盡妥當。不妨想像一下,在籃球比較中,球員並不追求勝利,或者完全不講究公平精神,比賽還能進行嗎?也就是說,沒有了追求勝利…等價值觀念,整個籃球比賽制度都可能失去意義。籃球比賽制度還能不能運作呢?



總之,如此要怎麼來比較文化與制度?除非能夠完全切割文化與制度,不只是概念上區別,在具體指涉上也能夠截然分開。但是,我以為這是不可能的。



至於基督新教倫理對社會發展的影響的學說,以最早提出這個論點的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為例,他本身也是反對任何決定論的(包括文化決定論)。就此而言,他和秦教授的因果論立場其實是一致的。



基督教新教倫理當然也是文化,但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內容,而不是文化的全部。而且。基督新教同時也是一套制度。當強調基督教文化的影響時,未必要意涵著否定制度的影響。反之,即使否定了基督新教的影響,也並不適合來論證制度的影響比文化強大。



但是,或許是因為先入為主之故,我還是相信韋伯關於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存在關聯性的一些基本論述。他在“中國的宗教”(原名“儒教與道教”)一書最末,比較清教倫理與儒教倫理的二個關鍵差異:對巫術的拒斥是否徹底、倫理的內在系統性。儒教最終強調的是“人倫”,而清教則終極關懷人與神的關係。我相信這個差異是非常重大的。在潘乃德教授(Ruth Benedict)關於日本人的研究(“菊花與刀”)裡,強調日本人是“恥感取向”(shame-oriented),而美國人相對比較是罪感取向(guilt-oriented)的。這個差別其實與“人倫”與“神人關係”的取向很可能是有關的。也就是說,日本人也是重視人倫而忽視人神關係的(所以中國人應該也是恥感取向的,在更具體的層次來說,中國人愛面子,這就是恥感取向的表徵)。而愛面子(恥感取向)也很可能和誠實度有關(比較可能表裡不一)。同時,儒家倫理比較不會促成想要改變俗世世界的意念,因為比較沒有上帝之國與世俗世界不同的意識。這可能攸關改革的內在動力。我則還認為,唯有基於上帝概念,才促成客觀認知與主觀認知的對比,才容易讓人跳脫主觀認知。



秦教授提到黑、白人新教徒比例的反證。我嘗試提出以下解釋。首先,就如韋伯所說,基督新教倫理並不是合理資本主義精神發展的唯一促成因素,更不是促成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唯一因素。而資本主義制度也不等於現代化的整體內涵。韋伯比較各種世界性宗教以後,他試圖說的是,中國、印度都曾經在市場、技術與資金等各方面接近資本主義制度出現的門檻,但是,最後終究沒有跨過這個門檻。而幫助跨過門檻的關鍵則是這裡所說的“精神”特質,而這卻是淵源於基督新教倫理。換言之,在這個關鍵因素之外,還有許多前提條件。這些前提條件不符,仍然未必能自主走向資本主義制度。所以,依據韋伯的論點,未必能推得西方黑人在接受新教以後就能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創建上有什麼樣的突破(西方黑人是不是能夠因此有較大的進步,則還有待檢視---我相信答案其實是肯定的)。



從關心中國進步的立場,我個人認為,韋伯的論點是非常具有積極參考意義的。我們絕不宜輕率就否定了韋伯所提供的意見。那有可能會讓中國再度與某種質的提升的機會失之交臂。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主張中國應該推基督新教為國教。即使韋伯的見解是可取的,欲參考後形成實踐之道,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個人有個比較大膽的想法。我以為,中國文化太早發展成為人本思想,強調道德主體性原則。這在道德實踐上反而增加了許多困難,特別是惡劣的現實條件會扭曲道德主體性原則的歷史作用。近代西方因為走向人本主義思潮,同時帶動許多制度面的進步。但是,事實上,這種進步並不是單純人本主義思潮的效果,而比較是人本主義與神本主義(具體來說就是新教倫理)的微妙結合的效果。但是,現代化繼續走下去,西方神本思潮已經幾乎快消失了,單純的人本主義思潮卻逐漸顯現出促成道德滑落的問題。



我這樣的討論,大體是循著韋伯的思路走下來。也比較強調文化的歷史作用。但是,只要不以文化決定論的觀點來理解,就不至於落得應該直接予以否定的地步。



以上淺見,還請大家賜教。

( 時事評論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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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禪
等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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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27 09:39
沒有文化,何來制度。制度要大多數人認為可行才立得起來,這不就是文化的共識所形成的嗎?「西學為用,中學為體」,不曾成功過。看路上交通狀況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