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傳送北京清華大學（前）法學教授許章潤的兩篇大作給我看。＂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約發表於一年半前）、“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上個月初發表）。朋友問我做何感受。我表示許教授大概是我現在最敬佩的一位華人學者；或許，就是我最敬佩的一位華人。

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觀點，但是，他的見解已經足以令我非常佩服。當然，更重要的是，他敢於公開說出來，就在大陸上。許教授在“憤怒”一文中指出：中國在疫情爆發下，可能迎來巨變。同時，他也說：本文刊登“...抑或竟為筆者此生最後一文，亦未可知"。讀來令人悲傷！

就我所知，他人現在應該還在大陸，並沒有離開。他也已經因為寫批評文章而失去了教職。恐怕這還不是最後的懲罰。他會不會遭遇像劉曉波那樣的命運，我不能預測。但是，他如果被逮捕入獄，我也不會太過驚訝，但是會很悲痛。

對許教授的論點，我如果還有什麼商榷意見，大概主要可從兩個角度深論：“結構”與“主體性”。這兩者都是我常討論的議題。

我認為中國社會的某些既存結構特性是不利於讓中國轉向民主化的。當然，我們也可以把這種說法具體化一些，那就是：可能有足夠多的人願意參與支撐專制，甚至獨裁。

不過，這麼說有可能會誤導理解。這裡說的並不是一種固定的人心狀態，而是在特定結構下呈現的普遍觀念狀態。基本文化價值大體相同的一群華人，如果置身於民主制成熟的國度，可能適應得很好。反民主或非民主的觀念之所以普遍，大體是結構的效果。社會內部缺少互信、缺少普遍自律習性、缺少普遍對法律的由衷尊重，民主化是有可能給社會帶來危機，而不是更高的秩序。如果再有人把民主衍生的危機加以渲染，就不難徹底污名化民主體制。

許文中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哪怕網信辦再有能耐，也對付不了十四萬萬張嘴，古人豈余欺哉！”但是，我比較犬儒地說，14億人裡，可能有大半人口是緘默、不說話的。另外有一部分人是歌頌政府英明的。當然，確實也會有一部分人是批判中共政府的。問題是，後面這種人未必多於歌頌英明的那一群。就算多於歌頌的一群，能不能形成一種決定性的改變力量，也還是疑問。

八九年時，嚴家其先生曾經預測說，共產黨幾年內就會垮台。但是，事實上並沒有。那麼，為什麼嚴家其先生會那樣說呢？我估計一則是反映他個人當時的憤怒情緒，一則是他也親眼看到了廣場上近百萬人的怒吼。他感受到了那股澎湃的力量。問題是，把百萬人放在一個更廣大、更長久的時空脈絡裡，可能變成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幾乎是一瞬即逝。

那麼，百萬人以外的其他人是怎麼回事？

他們可能形成一種保守結構。即令其中可能也有反對者或批判者，但整體還是個保守結構，傾向維護既存體制，希望盡量不要有大的動盪。這個保守結構中的個人不是不能改變觀念、行為，但改變的途徑可能不完全是在說服他們相信這個政府體制確實是有問題。他們有“自己的”判斷。他們甚至對持不同判斷的人嗤之以鼻，認為這些人無知。

有許多人是“由衷”支持現在的中國政治狀態，從而他們也未必會像許教授所想像的那樣憤怒。我所謂由衷支持，也許未必是無條件支持，支持可能是有條件的，但重要的是許多民眾可能的確認為條件已經具足。具體來說就是他們相信中共政府已經做得很足夠了，若還有缺憾，也足可還諸天地。這種相信的基礎是否足夠堅實，是否帶有被欺或甚至自欺的成分，當然可以有議論空間。

真正會感到深刻憤怒的可能只是特定的一小群（少數知識精英）。而這些人很容易被特殊化看待：他們太理想化、要求太苛刻了，根本不知民間真正疾苦。

當然也有另外一群人可能很憤怒，因為遭遇生命危機、經濟困難。但是，他們的憤怒可能是朝向低層官僚、所屬企業，而未必是整體國家體制或中央。他們可能還會殷殷期待中央給予拯救。

重要的是，我認為不太可能會出現如下的情形：14億人因為爆發疫情而齊齊發出對統治者的憤怒吼聲。反之，還有許多人是發出讚美的聲音（也許這是外界聽得見的主要聲音）：讚美中國政府措置得宜，使疫情得到良好控制；而讚美也可能轉而為要求世界感謝中國為防疫做出的重大貢獻。事情若果然如我所臆測，那麼，期待疫情或能促成政治體制的改變，恐怕多半是要失望的。

另外，“主體性”的問題仍然是我關心的癥結點。我以為自由並不能充分扭轉主體性可能帶來的問題，而可能任其扭曲。好比台灣現在可能就陷入這種偏頗或扭曲的狀態中。

我以為，台灣現在的主流意識其實是有所偏頗的。包括對待中國大陸的態度，像是拒絕資源援助、故意稱呼武漢肺炎等。這是出於歧視或敵意心態，而這只能壞事，並不能展現台灣人的美好，更不可能給台灣帶來什麼好果。當然，問題不只如此。綠營對藍營跡近趕盡殺絕而毫無體諒與尊重的態度也是問題。台灣在相對自由的體制下，主流意識卻也有偏頗走向，抽象來說，我認為這也是一種對“主體性”把握不當的問題。

人高舉“主體”，其實就是高舉人自身的價值與中心地位。作為人，很難不被這樣的主張說服。但是，人作為主體，如果不能緊緊跟從道德、理性，不能盡可能普遍地尊重、理解、關懷異己者，那麼，主體性就可能展現為任性、我執或自我中心、我群中心。

現實中的人往往會屈從慾望與偏見，而作為主體的人，可能漸漸把這種屈從視為正當。這是人作為主體必須面對的危機。我以為，主體性開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很可能是民主化危機的癥結所在。它首先可能破壞法治的合理發展，進而因此破壞民主制下的秩序狀態。傳統中國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強調（道德）主體性原則，而主體性原則很可能與法治扞格；當道德水準因為現實條件惡劣而下滑以後，這種既存結構實際上可能更不利於民主化的發展。

所以，要在中國社會裡提倡民主化，可能要更多些針對上述結構條件不利的因應策略。民主化本身可能可以緩解部分的既存結構條件的問題，但是，也要預期在民主化過程中出現的混亂，至少要讓大家有多一點的心理準備，能忍受民主化過程出現的可能是暫時性的混亂問題。

章教授在文中提到了“奴性”的問題。奴性可能被認為是民主化的一種障礙。然而，我以為奴性其實也可能是主體性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缺少一定心理高度的主體就可能在外力脅制下表現為奴性。奴性可說是一種短視的利己行為，而利己是出於主體的策略選擇。只是，這種選擇可能是出於看不見長遠、缺乏大視野的結果；當然，其中可能還摻雜著恐懼，尤其是已經被壓抑到潛意識裡的恐懼。換言之，當事人可能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心中有恐懼，因為恐懼埋藏在內心深處。當事人可能認為自己的作為是在操弄情境。

恐懼很可能是一種重要的扭曲力量，扭曲理性思維，也扭曲道德抉擇。而且，恐懼很可能很普遍。再者，恐懼可能埋藏在人的內心深處，人可能未必意識到恐懼對自己的思想、行為所起的作用。專制體制的維繫，大概有相當程度是藉重於恐懼因素。人們可能選擇順服、依賴特定強者，俾免於他者帶來的威脅。他者的威脅究竟如何，很可能有主觀想像成分，也有可能是經過被說服的過程。

主體至少要能看見自己的恐懼，也看見自己的我執…。從而在主體性的展現中免於因為恐懼與我執…等心理而造成扭曲。

我比較擔心的是，執政政權可能藉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之類的集體心理來掩蓋，讓人誤解事情的完整性質，可能更重要的是因此看不見自己內心的恐懼與我執及其扭曲作用。

在我看來，基督教世界裡，因為有個超越於人的更高主體（上帝），形成了對人的主體性的限制（或者是要求人的昇華）。西方的現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從神本的桎梏下漸漸提升人的主體性。這種對人的主體性的限制或昇華，很可能實際上產生了積極的歷史突破的意義。

由於許教授的討論裡比較沒有觸及信仰的層面，也比較不及於主體性的問題性這個議題，所以有可能因此低估了民主化過程可能遭遇到的困難。

我強調民主化的實際困難度，不是為要打擊民主化的主張。只是，如果在追求過程中意外地遭遇到超出想像的困難，那種打擊可能才會更具毀滅性。有所準備，或許能讓改變過程更為順暢。此外，我也以為，對於抵制民主化的力量也不妨多些理解。理解越深，彼此越不容易出現無謂的對立；也許，也更能找出化解阻力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