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就在反送中運動還在繼續燃燒的此時，一位香港青年作家盧斯達在媒體上發表一篇“中國成了向全世界情緒勒索的恐怖情人”的文章（上報，2019.10.17），控訴中國大陸四出控制別人的行為和言論，唯一的自我解釋就是「中國人民感情受到傷害」，形同對全世界進行情緒勒索。

雖然我很欣賞該文的文采，但是，懷疑其基本邏輯的適當性。我以為，即使真要進行情緒勒索，也不是對任意對象都有效。情緒勒索的對象通常是親人、是彼此有關懷或認同的對象。如果甲對乙只有厭惡感，乙是無法對甲進行情緒勒索的。從而，這時候甲控訴被乙情緒勒索也是很奇怪的。那麼，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呢？特別是從主觀上說，香港人怎麼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呢？再說，中國大陸又怎麼能向全世界（或者應該說主要是對西方世界？）進行情緒勒索呢？如果那是有意義的動作，又是為什麼呢？是不是因為中國大陸提出的控訴其實是有一定道理的？並不完全是一種勒索行為？

總之，中國大陸不是誰的情人，所以也不會是誰的恐怖情人。他們如果像是在進行某種情緒發洩或類似情緒勒索的動作，恐怕更多是內部的壓力所致。鑑於多種理由，中國大陸也許有點像是個壓力鍋，所以他們比其他先進民主國家更必須營造強大的集體意識，特別是醞釀一種共同的敵對外部的情緒。如此，內部壓力才會減緩。這個壓力鍋的形成因素，其實外界可以更多些同情理解。我相信，並不是因為有人要製造壓力鍋，所以就形成了壓力鍋。壓力鍋的形成絕不是少數人（包括統治者）惡意、故意的產物。它是複雜的國家發展歷史與社會結構的結果。

為了大家共同的福祉，大家似乎應該共同尋求解除壓力鍋效應的辦法。光是拿情緒勒索為由攻擊中國大陸，很難有什麼積極意義。

我對中國大陸的現狀，並不是沒有憂慮。但是，我更在意的是另外一種可能發展趨勢：政治極權主義化。這或許是中國大陸問題的另外一種可能的“解決”途徑。只是，這可能是更值得我們大家關切的實質問題。

二、社會整合的功能需求

在美國20世紀中期功能論社會學者T. Parsons的討論裡，認為社會系統有四種基本的功能需求：AGIL。大體也就是適應(adaptation)、目標獲得(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潛伏與模式維持(latency)。社會體系的各個部分必須能提供滿足以上的功能需求，這個體系才能維繫，否則體系可能會瓦解。上述四種功能需求，顯然彼此並不完全獨立，而是高度互賴、相互依存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Parsons強調的是“功能需求”，這其實是對早期“功能”概念的替換。強調社會的功能需求，暗示是因為先有功能需求然後才有滿足功能需求的結構（否則社會就難以存續；而無法滿足功能需求的結構則可能消失），這樣的因果關係似乎比較合理。

Parsons曾經聲望崇隆，但是，如今卻沒有多少人理會他和他的學說。但是，社會學功能論是個源遠流長的學說，曾經吸引許多位學者投入這種學說的發展裡。可見它不會只是少數人一時的靈感或認知迷惑，其中必有些足以說服人的道理。

在上述的四種基本功能需求中，其實，“整合”有特別不同於其他需求的重要性。在更早期的功能論中，“整合”是社會結構最重要的功能。其他功能大體是圍繞著這個核心功能而開展。

法國社會學先驅涂爾幹(Emile Durkheim)就強調了社會整合的重要性，並且提到“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維護社會整合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也指出，現代化可能削弱社會整合，造成迷亂(anomie)的問題。雖然他又提到“分工互賴”作為維繫社會連結的新機制，但是，迷亂的問題究竟是不是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解決，他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他留給我們的，是重視社會規範對於社會整合重要性的思想。

傳統中國的儒家思想，其實就可說是強調社會規範重要性的具體主張。三綱五常就是成套的規範，用來維護社會的整合秩序。

但是，社會整合顯然不是這麼容易就能達到。社會裡總是隨時隨地存在衝突與危機，社會整合常常只是希望達到而實際難以達到的理想境界。三綱五常主要是點明了家人際與君臣際的人際倫理關係。但是，社會各部分結構之間的關係，或者在家人際與君臣際的人際關係之外（或之上）的（複雜）關係，並沒有清楚交代。而且，儒家倫理對於某些幽暗人性也相對缺少深刻論述。

從現實面來說，中國社會量體格外龐大，人口歷來居世界之冠。這既倍增整合的難度，卻又使對整合的需求格外強大。如何滿足沉重、複雜的整合需求，很可能是歷代統治者頭疼的大問題。能夠想到的解決辦法卻是非常有限。

三、極權政治與社會整合

如果回溯社會學的源起，早期社會學者偏向視社會學為一種高度綜合性的學科，其中包括著政治與經濟，還有其他層面，如文化等。從某個意義來看，政治是為社會服務的一個重要環節。通過政治活動，來設法滿足整體社會(society)的需求，當然也包括這裡所討論的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的需求。社會是先於國家的存在，國家是為了社會而產生。國家秩序大體就是社會秩序的具體展現；國家的崩壞大體也就是社會的崩壞。但是，縱使國家因故消失，社會卻可能仍然存續。就好比猶太人失國兩千多年，猶太人社會卻仍然存在。

政治組織實際上能不能滿足社會需求，是個經驗性問題。不過，在現代化以前，除了少數的城邦國家發展出有限的民主制外，即使是羅馬帝國，也漸漸朝向帝制專制演變。中國則持續採取君主專制制度。君主可能英明，也可能暴虐或昏庸，這些與社會的整合秩序也有相應的關係。然而，專制制度的穩定性似乎有客觀的局限。中國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反映了專制制度的局限性，這也是社會整合困難的具體顯現。但是，民主制似乎從不曾進入人們的思維。這不僅是想像力的限制，恐怕也有實施上的現實困難。

曹操曾經說：“設使天下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這話是在為自己的霸業行動給予合理化，暗示著：如其不然，就有更多動亂、戰爭、災難發生。民國初年，中國陷入軍閥割據狀態，又何嘗不是因為袁世凱君主專制企圖失敗的結果呢？袁世凱會想要將民國共和體制扭轉回君主專制，又何嘗不是因為覺得在民主制下他將一無作為而天下滔滔呢？

總之，能夠建立穩固民主體制，需要特殊結構條件，而多數社會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如果勉強走向民主制，下場很可能並不像一些樂觀者所以為的那麼美好。

而隨著現代異質而交流頻繁社會的出現，整合秩序如何維護更成為迫切的問題。所謂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部分就是為要因應這種新形勢。但是，鑑於整合需求的急迫性，欲建立一個民族國家，即使是採取君主專制的形式，似乎也有緩不濟急的問題，而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體制似乎才符合需要。後者可以更強行快速達到起碼的整合，並進而採取積極行動，包括軍事與經濟等行動，以達成國家目的。納粹大體就是如此。這是一種更新、可能也更令人憂慮的政治組織形式。

極權主義大體是指一種對社會有著絕對權威并盡一切可能謀求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的國家之政治制度。我以為，“極權主義國家”的出現應該與社會整合的需求有關。極權主義當然也有對外的意義，譬如說抵禦外侮，但即使如此，整合仍然是最根本的要件。

對於極權主義做過系統討論的學者，或許首推猶太裔美國籍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她認為極權主義的成長是傳統意義民族國家解體的結果；極權主義政權為追求政治權力，徹底改變政權下的社會結構；和過去任何專制獨裁相比，極權主義統治形態的殘暴及侵略性不是為了權力渴望、版圖擴張或利益，而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可以把人民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以集體改造與屠殺進行施暴，以證明其意識形態的意義是永遠正確並連貫一致的。

鄂蘭的理論大概是以納粹及蘇聯共產黨作為主要範例。但是，顯然也有不少人拿來指現在的中共。

四、中國極權主義思想傾向的成因

極權主義顯然是令人恐怖或疑懼的一種政治體制。但是，它為什麼會得到發展？而如果當前的中國大陸是在走向極權主義體制，它又為什麼會走上這條路？

我以為，除了上述因為中國社會量體龐大所產生的特別強大的整合需求外，還可能有以下三方面的理由。

首先，在現代化的異質社會裡，社會整合更形困難，人們感受到因此而來的危機感，甚至身受其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會逼使某些政府傾向採取極端手段，務求維繫國家統合成為一個整體，即使並不是一種良好的整合狀態，但是，至少要能免於內部的明顯衝突，以及政令能夠確實貫徹。極權主義或許是達到這種目的的具體途徑。再者，在像黑格爾這種哲學觀點下，國家的重要性與道德意義被推到極致，也在理論上幫助肯證了這種極權主義作為的道德意義。

近代中國持續的內亂與外患經歷，及由此而生的諸般痛苦，顯然會造成人心對社會整合的強烈需求，而有助於此種極權主義思潮的興起。統治者會期望獲得更多的權力以及統治正當性，如此他更能如臂使指管理國家，並預期得到更好的統治成果。即使是一般民眾，也可能寧願少些異議聲浪，好讓統治者更能展現統治效能。越是有混亂、分裂危機的國度，上述這種想法越得以大行。

當然，極權主義究竟能不能真正解決這種缺乏整合的痛苦，客觀上說並不確定，那可能只是部分人的主觀認定或希望。

第二個理由也許是對個人自由原則的具體成效的疑懼。民主化作為自由原則的重要實踐方式，曾經在中國嘗試實施，但是，不論原因為何，顯然被認為成效不佳，甚至被認為使中國陷入軍閥割據與強人政治，乃至更糟糕的處境中。

再者，所有那些號稱民主先進的國家，特別是英國、美國，似乎都和現在的共產中國形成長期敵意關係（雖然可能還不是直接的敵對國家）。共產中國強調美國社會的諸般不是，而又把這些不是歸因於其民主體制。從而，個人自由與民主也就成為一種問題狀態，不為一般中國民眾所喜。

第三個理由或許是與傳統中國文化有關。這一點比較微妙、多元、複雜，也比較容易掉入思維陷阱，甚至遭到嚴厲質疑。

首先談談民族主義思想。我並不認為傳統中國文化裡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思想色彩。傳統中國文化除了強調家庭倫理外，比較是有一種“天下”概念，而不是“民族”概念。總之，我以為傳統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並不是很強。譬如說，在明末時候，一些居住在東北的漢人，就因為滿族勢力擴張，而漸漸被納入八旗，成為廣義的滿族人。像曹雪芹的祖先就是這種入旗漢人。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入旗漢人後來到了民國初年，很多人都拒絕回歸漢族。再說，當清軍入關以後，其實明軍的兵力人數其實仍然遠多於清軍，卻遭到各個擊破，讓清軍快速統一了中國大陸。這當然有各軍統屬不一的問題，但是，如果大家都有很強烈的民族意識，結果應該也不是這樣。（“反清復明”恐怕只是極少數的一群人的想法。故難有實際作為）

但是，到了近代，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確實在西方刺激下，以及國難當頭的苦難中得以興起。而民族意識興起之餘，卻有許多人更恨鐵不成鋼，覺得這個民族不夠強大、難以凝聚、成員素質低落。魯迅可能就是在諸多思想家中非常極端的一位，表達出上述的（部分）思維。

而急欲使民族振衰起弊，卻又陷於相當絕望的心境下，遂激發出部分中國人的激越情懷，包括認為必須採取霹靂手段的想法。具體而言，就是依循法西斯或極權主義的做法。我以為這種思潮比較是在特定時空環境下的產物。譬如在蔣介石的統治下，中國政府就有了一些法西斯的味道；而在中共統治下，似乎更有走上極權主義的態勢。

不過，民族主義應該不是唯一的文化因素，還有一些思維模式也可能促進極權主義。至少可涉及以下幾方面：容易陷入武斷的主觀主義、我群中心主義與高從眾性，以及缺少人權思想與人道主義精神等。總之，主要是一種對“他者”缺少同理心的一些習慣思維模式。因為缺少同理心，所以並不覺得為了絕對的國家目的而犧牲他者的個人權益有什麼嚴重的不妥。

同理心、人道主義等心理特質，在傳統中國文化裡當然也有，但是，可能因為長期的匱乏狀態削弱了文化倫理對同理心的鼓勵作用。被異族統治的經驗及因此而生的疏離感也可能促成同樣的弱化作用。當然，也許這種心理反應是人性自然的傾向，但是，像基督教那種強調博愛的倫理、強調人神關係（相對於人際關係）的自我意識，似乎比較能突破這種人性的自然傾向。

漢娜鄂蘭認為極權主義的成長是傳統意義民族國家解體的結果，這種說法似乎並不太適用於近代中國，因為近代中國正在形塑成為一個民族國家，還談不上解體。但是，近代中國與解體的民族國家面對類似的困擾：不能滿足社會的整合需求。

雖然因素複雜，但我還是以為，不能滿足社會的整合需求是促進近代中國極權主義思想最基本的因素。至於其他像是統治者個人的權力欲望，充其量是導火線，而不是基本的影響因素。統治者個人的權力欲望隨時都可能受到其他勢力的制衡，所以未必能實現其通過極權主義來掌握權力的企圖。但是，社會欠整合所衍生的普遍恐懼、恐慌或危機心理，卻能強力促成極權主義思想。這裡，我強調這種恐懼心理的普遍性，以及恐懼心理在促使人們採取行動上具有強大影響力量。

具體來說，我估計中國大陸現在很可能對於藏獨、維獨，或其他獨派群體，既感覺不滿，而且也感到高度疑懼。因為這些都是危機因素，可能帶來動亂，可能造成發展再度滯後，當然也可能帶來許多人的苦難。這說到底其實就是社會的整合問題。當然，社會整合問題絕不止於這些。官民之間的階級摩擦，或者貧富間的階級對立，也同樣是社會整合問題的一部分。怎麼樣才能解決這些危機問題呢？

從既得利益群體的立場來說，他們絕不會再考慮採取共產的做法，以消弭階級問題。但是，社會秩序卻又不能不維護。那麼，法西斯或極權主義可能就是另外一種可行辦法。極權主義可能是一種很勉強的整合途徑，卻也可能是快速而有效的途徑。也許會犧牲部分個人的權益，但是，只要那不是我，不是多數人，犧牲了又何妨。

他者權益犧牲又何妨，這種想法可能並不是那麼明確，而只是隱約的意識，也許會帶來不安，但是，只要不太去想，也就不是什麼大問題。在強調總體利益的思維下，這些隱然讓人不安的問題就可順理成章被忽視。

國家總體利益的基礎在於社會整合，至少是起碼的整合。有了社會整合，才有可能追求進一步的國家目標。而為了達到整合目的，往往可以犧牲許多其他事物。而在近代中國，這種整合需求似乎益形強烈。因為國家面對著更強大的內外部挑戰。外部挑戰，主要是因為西力東漸；內部挑戰則因為人際互動益趨頻繁，而個人（權利）意識益趨覺醒。近代中國的困難處境因此而生，整合需求也因此而增。

五、極權主義之弊

極權主義的弊病其實是顯而易見的。它賦予其代理者極大的權力，而這些權力可能被濫用而造成某些個人權益被犧牲。甚至，即使權力並未被濫用，也還是可能會犧牲某些個人的權益。個人權利可能被縮減，甚至隨時被不公平、不規則地剝奪。此外，掌握權力者當然也可能因此而腐化。

極權主義體制的弊病從外部看應該是顯而易見，至少是很難長久掩蓋的。但是，從內部看卻未必那麼顯而易見。內部可能看不見問題，因為被系統掩飾（即使看到問題，也可能扭曲其性質）；而且，支持體制的人可能有意無意避免審視這個體制的某些實際運作，或者進行自我規訓(self-disciplined)，就像納粹執政時期許多德國人的心態那樣。這是免於認知不諧（cognitive dissonance）狀態的常見反應。此外，權益遭到犧牲的個人也可能沒有什麼機會公開提出控訴。

極權主義通常並不會以極權主義的面貌直接呈現，而是使用其他的名號，譬如“納粹”（名目上即“國家社會主義”）、譬如“社會主義”...。再者，他們的某些（負面）作為也可能密不示人。在高度的國家控制體系下，保密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從而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可免於因這些作為而被批評。總之，身處體制內的人除非刻意自我警醒，否則就很可能會忽視或看不見極權主義體制所發生的問題或其嚴重性，或者理所當然地接受其作為的正當性，當然也就很不可能做出對應抵制行動或努力嘗試扭轉。

但是，從極有限的人類歷史經驗來看，極權主義體制並不能維持長久。二戰時的納粹、意大利法西斯、蘇聯共產黨等，都在不到百年的期間內消失。前兩者更是不到25年。越是激烈的極權主義體制，在結束時的狀況越悲慘。

此刻的中國大陸究竟是不是一種極權主義體制呢？很難簡單回答。它有這種趨向，但未必已經是典型的極權主義體制。它雖然好像正在朝向高度控制型態邁進，但它實際上所允許的自由度（特別是在日常生活上）似乎是讓許多人尚覺滿意的。可能有少數人受到了極端的壓迫，甚至規模也不小，但是外界終究不易確定相關訊息。外界所做的認定可能是基於有限的訊息加上外群體的我群中心思維，或是主觀成見，乃至因為國際角力所故意造成的系統扭曲。而如果確實有人權事件，內部大眾大概更難確知。結果是雙方各持己見，紛爭不已。但是，真理並不保證在哪一方。也可能是雙方的見解都各有謬誤。總之，最後，要斷言事實真相非常困難。

我也傾向認為現在的中國大陸可能正在趨近極權主義之路。我可以提出我所接觸到的訊息，以嘗試論證這個看法為真。不過，論證的工作很繁重，而且，我承認無論如何努力，我的判斷都很難免於個人主觀判斷，也都還是缺乏充分經驗證據。我估計台灣大多數人所擁有的訊息充分程度都與我接近。不過，有些人似乎更堅信他們的認定或訊息來源的正確性。

總之，如果中國大陸確實是在趨近極權主義路線，我不免要感到憂慮與悲傷。這絕不是可喜的事。它可能會為大家帶來災難。

六、結語

我想強調，我並不認為中國大陸會穩固地走上極權主義之路（如果有的話），因為中國的主流文化傳統是人本主義傳統，是強調道德主體性原則的文化。這表示，即使因為某些客觀力量把中國大陸拉向極權主義，這個力量應該也會受到文化力量的抵制。

傳統中國文化當然不是一種單一的力量，所以它其實也可能有促成極權主義的一些面向，但是，這個人本主義文化卻是最深層的文化內涵。這種文化內涵可能會抵制現代化，使得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走得非常緩慢，但是，它也同樣會緩和、甚至最後消除此處討論的極權主義傾向。

中國社會在經歷了百餘年的創痛歷史之後，的確出現了一些扭曲的、非理性的集體心理反應。像大躍進與文革就是其中一環；現在的極權主義傾向也不外是這種過激反應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大家能更警惕、更刻意去審視、去批判、去嘗試扭轉，問題程度應該可以大幅減輕，造成的禍患或許尚能免除。天佑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