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觀察過自家的孩子（特別是孫子），他們即使是在一歲大的時候，其實已經會要爭取自由：要吃或不吃某些東西，要做或不做某些動作，而拒絕依大人意志的安排；有時候是他們要自己做某些動作，而不願意讓大人幫手或指導。可見，自由是人性的本然傾向。也因此，不自由是多麼讓人痛苦的事，也不難想像。

但是，人不是只追求自由，還有別的需求；而且，自由原則不能無限適用，到了某個程度以後，自由就會成為難以理解的概念。

心理學者馬斯婁的“需求層次”理論很清楚告訴我們，人最基本的需求並不是自由，而是生存與安全。很多時候，人為了獲得生存與安全，自由價值是有可能被犧牲的。不要譏笑這樣的行為，會譏笑只是因為飽漢不知餓漢飢。而這個世界上充斥著還在追求基本生存的人。怎麼維護他們的基本生存，也是意義重大的任務。

自由原則不能無限適用，道理其實很明白。現在綠營強烈要求制止所謂“紅色媒體”的某些作為，儘管綠營中有人曾經強烈主張“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這種看似矛盾的行徑，其實也並不奇怪，我其實就不贊成什麼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或者，我無法理解什麼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會主張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其實重點在於對當時的執政者的言論控制(對己方的言論的控制)不滿。強調百分之百，就不用再費力去辯護自己言論的正當性、可接受性。同時，也藉此強調了自由的無上價值。

但是，自由原則不宜無限適用，無限適用可能會造成傷害。關於自由概念，早就有人提出自由以“不能侵害他人自由”為原則。但是，這個界限儘管理所當然其實並不能釐清什麼事。這裡會出現無限迴圈的定義問題（也可以說是循環論證的問題）：別人的自由又是什麼？範圍何在？別人要殺人，那是不是他的自由？我可不可以制止？或者，我可不可以預先防止可能的犯罪準備行為？

也許有人認為，殺人已經是對別人自由的傷害，所以當然不可。但是，如果殺人被認為是在執行正義呢？那又如何？再說，如果別人是在傷害他自己，我們能不能有自由去制止？這是否是對他人自由的侵害？

自由，在窮究其意義時，很可能發現它其實是不能理解的概念。譬如，人順從內在欲望，是自由狀態嗎？康德會質疑這個說法。那麼，順從理性意志，應該是自由了吧？但是，行為主義心理學者Skinner會說：“理性”概念應該被解構。也就是說，我們根本不確定什麼是理性，又如何確知我們是在依從理性?

當然，在一般社會科學裡，自由主要是指不被外部力量限制的意思。不過，這還是會面對許多疑難。人首先就被諸多物理條件所限制，譬如我們不能飛，不能任意遨遊於太空...。這是不是不自由？如果選擇忍受這種不自由，是不是很羞恥？如果不是，那麼，如果是忍受規範、法令，又應該怎麼看？反過來說，規範、法令的存在是不是違反了自由價值？還是說，這是理所當然應該有的限制？

如果有些人為的規則、限制是理所當然的，那麼，什麼時候人應該出來抗議違反自由原則？

顯然，在自由原則之外，我們必須同時考慮諸般行動的合理性，而且這時候的合理性是一種綜合意義的概念，否則我們無從確定什麼是違反自由原則，或者，什麼時候適合提出不自由抗議。但是，綜合意義的合理性，一樣難以定義。而且，非常明顯，從個人的主觀來看，對任何具體情情境隨時都會有不同的合理性認定。永遠難有完全統一的見解。

但是，我們卻不難體認到：價值不能絕對化，包括自由價值亦然。自由價值之可貴，部分是因為它包含著對其他價值的尊重。如果片面高揚自由價值，卻忽視或犧牲其他價值，這樣的自由原則就會有問題；而也因為要兼顧其他價值，所以自由原則的適用必然會有極限。也就是說，在某種情境下，就可能必須犧牲自由價值，或者說，不再依照自由價值來行動。

當然，以上的抽象討論有實際的針對性議題：中國大陸對人民自由的限制，應該如何被評價？

對事情的是非判斷，我常常是較近於折衷派。當然不是說折衷就會比較正確。兩個錯誤的意見，即使做出折衷，很可能也還是錯誤的。不過，在現實中，會出現兩種對立而又各自堅持的立場，很可能是因為各自成理，只是都並不周延，也都含有主觀偏見。這時候，折衷就有可能免於各自的主觀偏見的優點。

台灣方面常大肆抨擊中共政權的不自由，而中共則宣稱已經在維護龐大人口的基本生存權上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人民也未必那麼不自由。我的所謂折衷，就在於我對雙方說法都能接受。雙方的主張都有道理。那麼，問題究竟在哪裡？究竟孰是孰非？

我以為，中共的確沒有提供人民像西方先進國家那麼多的自由。當然，他們的理由正是說要優先做好維護人民生存權的工作，而過度的自由可能帶來失序、動亂，也因此可能犧牲生存權。我同意這些顧慮是合理的，並非無中生有。已經有許多的悲劇與自由化、民主化運動有關。最近的“阿拉伯之春”也是血淚斑斑的實例。

中共的可能問題是，他們似乎為了維護政權穩定，偏向過度強調自由民主的可惡與危害，並且努力通過各種教化手段來形成這種拒斥意識。因此，許多人民真地如此負面看待自由民主。從而，社會就很難內在地、平和地向自由民主推進。如果有人做這樣的推進努力，往往會遇到巨大的阻力，包括生命安全的顧慮。某個程度來說，劉曉波可能就是這樣的悲劇角色。

台灣方面對中共政權的批判，我以為並不完全公平。簡單說，我確實認為中國大陸缺少足夠的自由民主化的結構條件。如果強行推動、並要求立刻實現，很可能反而會造成悲劇。六四其實就是這樣的悲劇。只是，台灣方面往往認為這都是中共決策者片面的惡行。我卻認為，當初如果不進行鎮壓，中國大陸很可能沒有今天的榮景。

我有一些朋友會說，不能為了獲得這樣的榮景而進行如此不人道的鎮壓。這種立論，就如同Michael Sandel的正義論中的舉例：可不可以犧牲一人，以救五人？按照Sandel的暗示，循著康德的道德論述，這是不應該的，因為忽視了某些義務原則。義務原則是不能依功利原則計算得失的。

我認為這個說法並不透徹。所謂義務，為什麼會那麼神聖？不是康德所暗示的上帝立法。義務確實是超越於個人利益的行動原則，但是，它並不是上帝立的法，而是集體意識的產物，或是盧梭所謂“總體意志”(general will)的產物。它的神聖性是來自集體意識。但是，這並不表示它有無上的價值位階。義務是考慮對集體的貢獻或破壞所訂定的行動原則。但是，當遭遇對集體有更重大的傷害的可能情境時，這種“義務”仍然是可變通的。

維護自由原則的義務也是如此。維護自由原則可以在維護集體的利益考慮下，是可以權宜調整的。綠營現在就正在做出這樣的呼籲：要制止紅色媒體的某些言論，不讓其自由發言。

但是，問題不在於籠統的可或不可，而在於總體的合理性。綠營與中共，都不是全錯，但也都不全對。大家都多些自我反省，少些攻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