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危機與審議科學”（The crisis of democracy and the science of deliberation）Science 15 Mar 2019: Vol. 363, Issue 6432, pp. 1144-1146
這篇期刊論文是由John S. Dryzek等共20位西方政治學者共同執筆寫作，於今年初發表。作者既然有20位之多，已經不單是一篇研究論文，而可能更像是一種呼籲或是危機警告。旅居澳洲的一位學者朋友推介本文給我。我還沒有機會詳細拜讀，不過，讀到該文的簡介，暫且先以此簡介來轉介給網友們。

文中主要的論點簡介如下（原文為英文，翻譯時為求口語化，有稍作潤色）：

現在公民表達意見的機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但這卻可能（與我們的直覺相反）是民主面臨的一個問題 --- 這種數量上的絕對多數可能會讓政策制定者和公民難以負荷，使他們無法在諸多噪音中發現真正的信號。這種過度負荷會伴隨著文明性和議論複雜性的顯著下降。菁英的不文明行為和病態的大眾傳播會相互促進。我們要如何來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光是要求菁英表現得更好是徒勞的，只要公眾成長到足以被煽動者和媒體操縱者所分化和利用。從而，任何回應都必須讓普通公民涉入；但他們足以勝任這項任務嗎？關於社會科學裡“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觀點提供了樂觀理由，相信公民有能力避免被兩極分化和操縱，故亦能作出正確決定。但是，民主政治的現實世界目前尚遠未達到此種審議式的理想，不過，經驗證據表明這種差距可以被消除。

從上述簡介內容，我大體同意他們的論點。不過，文中提到“信號”這個概念，或許值得再做討論。如果民主的理想就是能要準確抓住這裡所謂的信號（翻譯文中是“真正的信號”，“真正的”一詞是我擅自加上去的），我對於這樣的民主仍然不太有信心。這個信號如果是指民眾真正的共識，但即使是真正的民眾共識，它是否適切，還是問題。通常我們實際上只能找到當下真正的多數意見。但是不管是真正的共識還是當下真正的多數意見（前者應該比較有持續性與脈絡性，而後者可能比較只是當下的、片面的、不穩定的多數意見），它都並不保證能促進社會完善。

施政符合所謂真正的共識或多數意見，這應該就是民主制的基本原則。但是，我們實在無法確信多數意見就是能讓社會走向完善的選擇。即使多數民眾都有純粹的善意，但是，民眾對正確決策所需要的相關知識很可能並不具足(也許無人能達到知識具足的境界；或者，雖然有人能達到，但是多數人卻未必理解他，並同意他)。這些相關知識，可能是高度專業，也可能是高度繁瑣而又與多數人的日常生活距離遙遠，故難讓一般人清楚知曉。最後，實際上主要的選擇意見仍然是出諸少數人。這正是“寡頭壟斷”理論的主要持論理由。（關鍵是這少數人能讓多數人信賴；但是，這少數人是否判斷、選擇正確，仍然難以確定。）

最真實的情形是，多數人的善意其實都很有限，自私與自我中心才是主要的行為基礎。所謂的共識，可能是自私、自我中心、習慣、道德原則、常識和各種混雜的知識（可能包括一些錯誤認識），以及利益計算（也可能是錯誤的計算）…等的微妙混合物。也因為是微妙的混合物，所以，它並不穩定，隨時有可能會挪移。也因此很難被確切掌握。

即使是共識。也還可能有不同的層次。有些共識比較淺層，有些則較深層。譬如說，關於年金的議題，如果有共識，應該比較是淺層的共識。但是，如果是關於宗教信仰，如果有共識，應該就比較是深層的。也就是說，這個共識是不容易被搖撼的。如果想要撼動它，很可能會讓政治人物滅頂的。這也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麼現在大甲媽祖繞境，許多政治人物都要出場。

而值得注意的是，深層共識下所形成的價值觀可能會與淺層共識促成的具體措施選擇出現扞格或矛盾。譬如現在的民進黨執政者，在年金議題上固然並沒有受到太多的抵制，卻在同婚與廢死議題上遭到有力的反對。當然，我猜想，在民進黨執政者去中國化這個舉措上，總有一天，會因為與媽祖等傳統信仰扞格，而遭到抵制。去中國化的合理性在於對中共的不滿與拒絕被它統一，卻並不表示多數民眾真覺得台灣人是個新興民族，追溯來自中國的祖先源流已經沒有什麼意義。

民主如果是要準確捕捉真正的“信號”，這個信號應該主要就是指這種深層的共識。而深層的共識可能遠較淺層更難捕捉。用投票多數決，能不能捕捉並依循這個深層共識，恐怕是很難。

當然，即使是深層共識，是不是應該的正確選擇？這恐怕是個永恆問題。完善社會的理想是個高度抽象的概念。誰也無法保證自己倡議的選擇確定就是走向完善社會的道路（有人可能相信自己倡議的路就是確定走向完善的路，但是如何證明的確是，仍然成疑）。不過，如果實際的結果是背離深層共識的價值，那麼，這無論如何不會被認為是完善社會的狀態。所以，如何讓深層共識與完善社會理想契合，可能是社會教化的重心；而如何讓民主政治能在促進兩者契合之餘，最大程度地符合兩者間的暫定公約數，應該也是推行民主政治的重要考慮。

簡介原文如下：
That there are more opportunities than ever for citizens to express their views may be, counter intuitively, a problem facing democracy—the sheer quantitative overabundance overloads policymakers and citizen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detect the signal amid the noise. This overload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marked decline in civility and argumentative complexity. Uncivil behavior by elites and pathological mass communication reinforce each other. How do we break this vicious cycle? Asking elites to behave better is futile so long as there is a public ripe to be polarized and exploited by demagogues and media manipulators. Thus, any response has to involve ordinary citizens; but are they up to the task? Social science 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ffers reasons for optimism about citizens capacity to avoid polarization and manipulation and to make sound decisions.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s currently far from the deliberative ideal, but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gap can be closed.

按：

因為看到不少人（主要是大陸人士吧？）嘲笑台灣的民主，我有以下的一些話要說。上面的討論其實是在說民主的問題，但是，我仍然偏向主張要追求民主化，只是要考慮多些彈性。

我之所以對台灣現在這樣的民主仍然抱以期待，簡單說，就是認為如果沒有民主，情況會更壞。當然，這部分是推論，很難及時得到驗證。這就要等看結果究竟如何了。而我認為那些以為沒有民主也很好的人主要問題是短視。看到短期在不民主體制下也頗有好景，就嘲笑那些民主而出現些混亂狀態的國度。不民主的國度是不是可能出現好景呢，的確有可能。所以柏拉圖就並不看好民主制。但是，我大體相信愛克頓爵士 Lord Acton的說法：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今天的中國大陸政府有沒有腐化的現象？這其實不是問題，應該要問的是情況究竟有多嚴重？問題並不在此結束。更值得關心的問題應該是：民怨有多深？人民還能忍受到什麼時候？民怨是否危及政局穩定？會不會使政府垮台？可能什麼時候會垮台？垮台以後又會怎麼樣？

當然，中國大陸的人民其實已經受夠了因為政局動盪而遭到的痛苦。想想文革、想想八九民運，也可以想想更早以前的國民革命、軍閥混戰、國共內戰。正是因為受夠了動盪，所以許多人願意多忍耐。因為如果不忍耐，政局動盪，人民會要付出更大的痛苦代價。而忍耐所帶來的痛苦相對還是會少很多。但是，如此一來，可能只是讓民怨繼續積累，直到民怨更深，再也不能壓抑，終究又爆發出下一輪的動盪。

我知道說這些犯忌。既難以立即證實，而又絕非大家所愛聽。統治者當然聽不下去。即使是一般民眾，也可能多數人因為他們已經決定接受這樣的統治，也就很不願意聽取別人告訴他們可能錯誤地忍受了不該忍的事物，而覺得不快。問題是，這種態度並不能使可能爆發的動盪就此消失。

總之，民主制的兩個最基本的好處，一個是維護個人的自由與尊嚴，一個是能形成安全閥機制，讓民怨較容易得到抒發。頻率較高的小混亂，最終可避免較嚴重的大動盪。

當然，我也討論過，當年古希臘時期的較民主的雅典最後是敗給了較不民主的斯巴達。這表示，民主制並不保證必勝。尤其以兩岸間的懸殊實力對比，民主台灣很可能會敗給不民主的中國大陸。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層次。而我並不認為如果台灣走向獨裁就能更好地解決這個困境。我認為事實是相反：獨裁會讓問題更輕易以不合理的方式被“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