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與現代觀念發展落差的悲劇效應

人口學裡有個“人口轉型”理論，指出各個社會在現代化變遷過程中，人口死亡率與出生率會從高水準降到低水準（通常以降到“替代水準”為轉型完成），而且，死亡率下降通常早於出生率，出生率會在一段時間後才開始下降。而且在這段時差期間，人口會經歷快速成長。這可能是今日世界人口總量危機（人口過剩）的重要成因。兩事件發生的時間差會帶來重大社會變遷，事件發生時間差的這種重大社會意義，其實遠不止於人口議題。

美國社會學者歐格朋(W.F. Ogburn)提出關於社會變遷中的“文化落差”(cultural lag)的概念，指出非物質文化欲適應新的物質條件時，可能會有調適不良的問題，因為社會的各個不同層面發展往往遲速有別。重要的是，這個調適不良就可能造成社會問題。

近代西方的現代化變遷，給全世界都帶來劇烈的衝擊與動盪。即使是西方世界本身，也因為變遷帶來的調適困難而頻頻爆發戰爭，譬如一、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其他難以計數的戰爭。當然，戰爭只是問題的最激烈顯現形式，而不是問題的全部。總之，現代化變遷，雖然帶來顯著的文明進步，但是，同時也帶來各種社會問題。

西方世界因為是現代化變遷的源起所在，他們可以同時做出調適努力。幾百年的變遷也就同時進行了幾百年的調適。但是，非西方世界處境卻不同，他們如果不能快速趕上，落後了就會被欺壓、剝削。表面上或許只是戰爭能力不能落後，但是，戰爭能力仍然與文明的諸多層面緊密連結。也就是說，如果僅僅是想藉著軍事上的加速進步，就想要免於被欺壓，幾乎不可能。

“西方中心主義”，以及相關聯的“東方主義”，也就是對東方世界的一種歧視性審視，是在西方軍事力量之外，帶來欺壓的另外一種作用力。而且這是更難以被察覺、擺脫的狀態，因為人總是比較容易意識到對象，卻不易意識到意識的支撐框架。

總之，東方大體是在被迫的情況下開始現代化，而且是倉促應戰式的接受過程。東方的現代化，除了更多是被迫、倉促學習的結果。究竟要先學什麼、可以學什麼，並沒有充分的思慮與選擇餘地。換言之，自我調適的時間更短促，而且更難期周全，造成文化落差的可能性更大。

這其實只是東方處境問題的一面。依我的觀察，西方大體是先具備某種程度較普遍的自律習性，然後走向民主化；技術的發展也是在先有理性化、科學化發展的條件下，然後有了技術方面的進展。換言之，他們的技術進步比較有深厚底蘊，所以較能長期維持技術領先。而且，很重要的是，近代西方文化不同面向間的發展雖然也有先後遲速之別，以及文化落差，但是大體各面向間比較是有因果脈絡可循的，而不是任意拼湊的組合。反之，東方因為是倉促做有限的學習，文化的各不同面向之間，整合上理當比較困難得多。

日本比中國在接納西方近代文明上，顯然是比較順遂，部分可能是因為中國囿於中國文化中心的思維，以及中國社會內部較高度的異質性。不過，我認為，傳統中國人本主義思想中的主體性原則，可能是更關鍵的阻礙因素。

以上的討論，當然是非常粗略，還有待系統化。此處暫時告一段落。這裡，我希望強調的是，近代中國社會民族主義思潮的蓬勃發展與其他現代觀念發展的時差，可能是近代中國悲劇的關鍵成因。

傳統中國社會相對缺少民族主義意識。“大漢族中心”的思維並不等於民族主義意識。舉例來說，明亡清興，明朝遺民對清廷的抗拒其實很弱，清廷、清軍裡面，皆不乏漢人，而且還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即使民國肇造，清廷依然沒有直接被廢。

不過，滿清入關，以及西方列強的侵略，確實激起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稍後，中國人也開始在思想上接受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的洗禮。清末“推翻滿清”的口號，其實也正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啟蒙的一環。“中華民族”概念也是到這個時候才被鮮明提出。

不過，儘管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發展甚晚，但是，相較於其他方面的現代化觀念，民族主義意識大體仍然是較早興起的一種思想。而且，恨鐵不成鋼式的民族主義，往往更易流於暴力。也就是像國民黨與共產黨那樣，傾向使用暴力手段來實現民族主義目標。一則，對部分激進民族主義者而言，民族主義目標具有神聖性，暴力手段也因而變得正當；再則，民族主義意識的滲透性其實不足，所以，實現目標的動力也常顯得不足。也就是說，有許多人其實不夠投入，缺少為民族獻身的熱情，以至於激進派往往覺得必須依賴暴力強迫，否則不足以完成神聖使命。“漢奸”、“叛徒”因此往往受到嚴厲懲罰。當然，對那些暴力的施加對象來說，這些暴力作為實在是很可惡、很恐怖的事。

許多西方學者因為看到近代中國的革命運動，而認為中國就是個集體主義的社會，甚至是集體主義之最。但是，我並不以為然。近百年來中國的集體主義發展，雖然不能說與傳統文化無關，但是它主要還是新興民族主義思潮的產物。它的過激性部分恰反映它的勉強、它的社會滲透性之不足。相對而言，我以為日本才是比較典型的集體主義社會。而中國則應該歸為家族主義社會類型。家族以外的次級集體的凝聚，往往比較需要依賴暴力強迫。

晚近中國民族主義的過激，甚至兇暴，另外一個重要成因正是本文的重點所在：民族主義思潮興起與現代觀念發展上的時間落差。簡單來說，像自由、民主、人權、多元文化主義等觀念，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尚不普遍，更談不上能深入人心。從而，民族主義就更容易違反這些原則，以求實現民族主義本身的目標。

中華民國的建立，立基於一系列的暴力革命之上。之後的北伐與剿共也同樣很暴力。而共產黨的暴力程度，比之國民黨猶有過之。國、共兩個革命黨都很暴力，也都很集權。但是，我認為這種暴力革命政黨的產生，並不是中國的傳統，而比較是新興事物，或者是新興事物與傳統文化的一種微妙結合。而它最終加速改變了中國社會，但是也留下痛苦的傷痕，不時會再發作後遺症。這過程裡的確普遍欠缺人權等態度。因為這些觀念還未能紮根。缺少人權觀念，而又急於完成改造國族結構狀態的目標，傷害悲劇也就難以避免。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集體情緒性的心態，未能伴隨上述人權等觀念，固然已經造成了問題。此外，工具理性化態度及相應需要的知識的欠缺，也是另外一種文化落差問題。

按照社會學者韋伯的說法，西方現代化思潮的核心應該是工具理性化，這與民族主義思潮大體是不同的現代化面向。對中國人來說，工具理性態度的形成，更加困難，也與民族主義思潮形成更大的時差。

中國人要形成工具理性態度很困難，這種說法未必能得到多數人的同意。有些人可能會說，中國人不是挺會向錢看嗎？怎麼能說中國人不易形成工具理性態度呢？

當然，可能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強調工具理性態度的問題性。韋伯雖然強調西方現代化中工具理性態度的核心地位，但是他同時強調，工具理性態度會造成“鐵的牢籠”。也就是說，他並不樂見西方工具理性化的過度發展。

我以為，韋伯對工具理性的批判，也正是傳統中國文化所以不鼓勵走向工具理性化的理由。傳統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儒家的人本主義，強調道德主體性原則，而這種原則與工具理性態度格格不入。傳統中國社會對商人的批判，乃至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往往就涉及對其工具理性態度的不以為然。往往有點粗糙地將之視同不義、無情...等。

我以為，西方之所以能發展較強的工具理性態度，恰與宗教信仰有關。基督徒以上帝的工具（奴僕）自況。這一點絕非無意義的事。人自居於工具角色，才有可能發展出工具理性態度。其中的理性化部分，或許尚有其他重要成因。但是，作為上帝的工具，可能具有態度積極性，人們有可能會在尋求上帝的道理中，趨向（工具）理性化。因為人是作為超越的道德主體（上帝）的工具，而不是一般事物的工具。反之，人自己作為道德主體，一旦因為道德意識滑落，人就有可能轉化為以主觀與欲望的我做主。理性就容易受到主觀與欲望的扭曲。道德主體性的美意也將被消蝕。

韋伯所憂慮的工具理性問題，主要應該就是欠缺道德主體性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的發生，大概關乎基督徒信仰式微。那個被信仰托住的道德意識，可能隨著信仰式微而漸漸失去。這時候，理性就只表現在手段性層面。目標是否合理也就漸漸被忽略了。

但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問題可能比較是在缺少工具理性態度上。人可能作為工具而存在，但是，其中缺少自願性，而比較是一種疏離態度，也就比較不能從中提升理性。

近代中國人在民族主義思潮激盪下，卻又欠缺工具理性的那種冷靜、算計。行動常顯得激情、衝動，不但是易陷入暴力、衝突，而且實際效果很差。尤其是在集體層面來看，零和遊戲式的行動模式，屢見不鮮。軍閥混戰、國共鬥爭，都呈現出某種程度的零和、雙輸的結果。台灣的藍綠對立，也難例外。

過去讀到關於蔣介石與美國史迪威將軍之間的恩恩怨怨，每每掩卷而嘆。很難簡單說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但是，雙方就是無法積極合作，史迪威的離華，很可能是使美國放棄支持國府的重要理由，而這也是決定國府命運、乃至中國命運的關鍵事件。兩個人為什麼沒法好好合作呢？我的解釋是，史迪威從西方中心主義看待蔣介石與他身邊的人，進而，他用基督教的道德標準與高度工具理性的行事標準來評價蔣介石與他的團隊（這兩個標準彼此相關）。結果，兩方面似乎都不合格。從而他對蔣介石感覺失望。因此，他寄望於共產黨。這不僅是他的個人態度問題，相當程度也決定了中國走向共產主義化的命運。

我認為，史迪威對蔣介石的這種評價是大有問題的，是不公平的。中國人普遍欠缺工具理性態度，這不是一代、二代就能改變的。至於道德標準，除了是觀念有落差外，前述民族主義的急躁，部分促成了暴力，違背了基督徒的道德標準。但是，如果史迪威有機會看到文革，乃至現在的法輪功事件，他大概也會感到共產黨在道德上大大讓人失望。又或者，他會嘗試調整期待，像傅高義那樣，更同情地看待近代中國領導者。

蔣與史的交會，是個歷史悲劇。但是，即使不是史迪威來華，恐怕，東方與西方的交會終究還是會發生衝突悲劇。

華人的工具理性態度，現在已經漸漸提升，但是，我們始終還是缺少一個更強有力的結構作用，讓我們由衷樂意扮演一個超越的道德主體的工具。而我們作為世俗人，對道德主體性的拿捏，可說是近於盲人騎瞎馬，實在難以讓人樂觀。人本主義的樂觀，在現實世界中很難得到事實支持。

此刻，我們必須思考這個主體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