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社會主義思想從問世到現在約200年，它的進展並不順利。對某些人來說，它簡直像是洪水猛獸，是非常可怕的事物。而所有那些採用（暴力）革命方式形成的社會主義國度幾乎都經歷了慘烈的、血腥的歷程，而且有很多最後卻又放棄了這樣的路線。90年以後，蘇俄與東歐國家都不再強調其社會主義路線。倒是另外一些從資本主義國家溫和改變、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譬如斯堪第納維亞國家所採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似乎實現了既富裕、又不至於貧富不均嚴重的理想，因而受到普遍肯定。只是，他們到底是社會主義體制，還是資本主義體制，還是某種混合體制，始終有些曖昧。

暫且拋開關於社會主義體制的討論，在社會學者韋伯的討論中，關於對“工具理性”的質疑，也與此處關於集體理性的可能質疑有關。

所謂工具理性，我以為最主要的問題應該就是在個人失去主體性，人成為了工具，人按照組織所要求的高效能方式執行任務，而不太容許發揮個人意志、感情或創意。也就是說，為了集體的效能，犧牲了個人的主體性。

韋伯認為，近代西方社會的特徵，就是工具理性化，也就是集體效能極高，但是個人失去了主體性的狀態。

這裡，其實隱藏著關於秩序概念的爭議。以韋伯所經常提到的“科層體制”(bureaucracy)來說，它其實不但是高效能的團體，而且，應該也是很有秩序的團體。它的秩序表現在每個人均依照集體規則來行動。所以，這樣的集體大致也不太會發生對集體有破壞性的動作。

但是，秩序也可能是另外一種。我們有“亂中有序”的說法。而且，這種亂中有序可能比較能同時兼顧較多的個人感情滿足。再者，亂中有序或許也有利於個人的創造力發揮。太過呆板的秩序，人也可能變得呆板，而少了創造力。其實，創造力也還是所謂的個人主體性的一環。

所以，所謂的集體理性很可能會以個人主體性為代價，而人們未必甘於接受付出這個代價。當犧牲個人主體性越大，反彈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猜想，二千多年前，秦統一中國，卻二世而終，很可能就是對這種集體理性所帶來的個人主體性的喪失的強大反彈結果。當然，秦所建構的集體理性，很可能是很不人道的一種形式，而這絕不是集體理性的唯一形式。

事實上，自由主義式的民主制，應該也是用來實現某種集體理性。他們樂觀相信，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整體社會（長期而言）會展現最佳的效能與秩序，以及最少的不人道。

當然，這應該還只是一種假說、一種信念，還有待驗證。而實際實踐的結果，並沒有確定的答案。

美國的民主憲政，令許多人嚮往。但是，法國大革命後的法蘭西第一共和，後面卻很坎坷。現在的法國，已經是第五共和，換言之，已經有四次的共和實驗出了問題。德國實行威瑪憲法，也就是他們的第一次民主實驗，結果冒出了納粹政權。中國一百多年前的民主實驗，跟著來的，是解散國會、是洪憲帝制、是宣統復辟，以及軍閥割據，再接著是威權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統治。

我的簡單結論是，自由民主本身並不足以保證良好的秩序。即使是美國，我們現在知道，直到20世紀中，黑人仍然受到制度性的歧視。華人移民也要到這個時候才比較能免於不平等待遇。也就是說，美國的民主並沒有保證每個人能得到公平的機會。

西方的民主制之所以能相對穩定、平順，也就是說，在執行中，能讓絕大多數人願意接受這個制度，認為它具有基本的合理性，我認為是與西方人先前的文化素養有關。這種文化素養使民主制能較有秩序的運轉。道德自律可能是這種文化素養的重要內涵。而它主要是來自基督（新）教倫理，是先於西方民主制的結構條件。

任何的集體制度，可能都有面對一種情境：每個人都有其優點與缺點。尤其是人性的幽暗面，隨時可能破壞集體生活的秩序。集體制度如何面對、處理這種問題，攸關集體發展。“零和遊戲”大體就是人性幽暗面失控的結果。麻煩的是，人性幽暗面常常不是當事人自己能清楚意識到的，甚至是普遍難以察覺的事物。因為人們總是有意無意隱藏這個部分。

所以，集體理性絕不只是追求高效能，而且要適當處理人性幽暗面。單純壓抑、處罰，未必有好的效果。基督教倫理的積極意義可能就在於人們是基於信仰而道德自律。這就不是單純壓抑的形式（雖然未必完全去除壓抑）。

韋伯慨嘆當初的基督新教徒是求為職業人，而現今的人卻被迫成為工具，認為這是工具理性化帶來的弊病，使社會形成一種鐵的牢籠。弔詭的是，工具理性化可能就是基督教倫理的重要內涵。如果要分辨，關鍵大概在於是否仍然堅持道德主體性。也就是說，早期基督新教徒堅持自己作為道德主體，但卻同時在工作上成為工具。問題在於，當道德主體因故滑落的時候，現代人的工具角色卻並沒有隨之消減，甚至更形滲透。

道德主體為什麼會滑落？大體上應該是世俗化的結果。簡單說，世俗人不再追求向上超越，“神”的神聖性已經逐漸崩落，祂也就不再形成有效的內驅力。而當人不再堅持自己作為道德主體時，人作為工具的角色就當然更具有壟斷性。

道德主體與工具角色的結合，成就了早期的基督新教。但是，如何維繫這個道德主體，卻是現代人必須面對的問題。集體理性也就應該提供一種最佳的結合途徑。究竟如何達致理想的集體理性，還有待努力尋求。而這可能是我們的機會。我們沒有搶到前期的集體理性優勢，如果我們致力尋找，或許有機會在下一回合，搶占先機，營造出更趨近理想的集體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