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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理性與個人主體性
2018/09/19 13:53:35瀏覽2009|回應1|推薦10

前言

我常想強調,我們(華人)常籠統認定我們不如西方人,但是,我們似乎模糊地覺得我們是全面性地不如人,而不去分析究竟根本問題出在哪裡。如果明確認識到關鍵問題是在於集體理性化的不足,而這其實是態度問題,所以是可以通過態度改變而改變的,那麼,我們應該是還有很大希望的。不是嗎?

但是,我覺得我們缺少這一層的認識。很多人會逕行認為我們身上帶有民族劣根性(或是跳開來說:你們中國人有民族劣根性),這是很糟糕的事。但是,我們卻並不去面對處理。

集體理性、分工合作與個人主體性的讓渡

集體理性可促成合作、減少衝突。高效能的合作,通常是分工的形式。分工合作,比較可能產生乘數效果,充分開發生產力。反之,集體理性不足,人際間就常形成零和遊戲,也就是各人的努力,加總成果為零,因為會互相抵消。有些人的努力其實是朝向消除他人努力的成果,或者在阻擋、折損他人的可能創發。當然,人際、群際的衝突,往往直接將雙方的努力成果都化為烏有。如此,整體當然就難有進境。零和遊戲,就是缺少集體理性的具體表徵。

近代西方文明的快速進步,很可能是憑藉較良好的集體理性。而非西方社會發展的相對遲滯,則可能是集體理性不足、人際間經常陷入零和遊戲的結果。

為什麼這裡要說集體理性,而不逕說理性?因為理性通常意指個人理性,個人是最理所當然的行動主體。個人的思考、抉擇與行動,反映的主要是個人理性。而個人理性未必當然蘊涵集體理性(雖然可能蘊涵。這涉及理性的具體內涵為何)。個人理性化,未必當然促進集體理性化。那麼,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究竟有什麼不同?

我以為,集體理性與個人理性的不同主要是在於個人主體性的讓渡與否。我們不難想像,一個聰明而自私的人,未必有利於集體,而可能對於團體帶來傷害。他的“理性”,可能是用在算計如何傷害別人以自利,而未必是達到共利。也許共利是更高的理性,但是,對於一個自主的個人,他是否認為共利會是最大的自利,我們無法給予預定的答案。從而,他的個人理性,是否必然會導向集體理性,我們也無從確定。

我們知道,理性與主體性常常相結合;理性與主體性互相彰顯。個人理性的提升,通常有利於個人主體性的提升。但是,個人主體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關係,就比較微妙。高集體理性,有可能並不必然提升個人主體性,反而可能讓渡部分個人主體性,而強調人的某種工具性角色,或者是工具理性---讓人能扮演好工具角色的理性行動。

具體來說,要做好分工合作,需要諸個人在一定程度上甘於扮演工具角色,也可以說是要具有工具理性。集體要有良好的效能,需要分工合作,並且,不但要盡量減少摩擦、衝突,還要讓分工效能達到最高。如果個人在集體中堅持依個人秉性行動,不願意依循集體規則、不朝向集體最合理的或最有利的考慮來行動;或者,在集體中過度放縱個人主觀感情或主觀判斷,包括堅持一己對集體利益的主觀判斷,集體的運作也就容易陷入困難。

我認為,華人菁英可能普遍缺少扮演集體工具的心態。他們可能夠聰明(精明),而且也獲得充分訓練去玩人際遊戲,並努力在遊戲中維繫個人主體性。個人主體性的具體象徵極可能是權力。作為主體的個人傾向將權力視為所有物,而不是把自己當作權力的執行工具。如此,權力會為個人帶來樂趣與滿足感,人也容易沉迷於權力競逐。人際的權力競逐,則易促成零和遊戲。人,尤其是菁英,不甘於扮演集體工具。從而,零和遊戲的結果,使得集體最後的總體成果非常有限。

菁英是甘於扮演集體工具,還是喜歡玩主體際的權力遊戲?我認為,這是非常關鍵的社會發展環節。我認為西方社會中,由於基督教的教化,使菁英具有更多的工具理性,願意讓渡主體性,成為集體工具。舉例來說,好比華盛頓,他可以豪氣地下台,絕不戀棧總統之位。因為他先前就是在扮演集體的工具。這個工具角色隨時可以放手、換手。同樣是當上了總統,袁世凱則是把它當做主體際的遊戲在玩。是作為主體的人擁有了權力,而不只是作為工具的人暫時扮演執行角色。人作為主體,就容易著相、沉迷、耽溺。

人扮演工具,意味著主體是另外的事物,譬如法律。華人對待法律,比較會把它視為工具,人才是主體。所以,由人來操弄法律是理所當然。基於這種心態,就只可能是rule by law,而不太可能是rule of law。rule of law就是讓法律成為主體,人則只是法律的工具。讓人成為工具,這比較不是出於人本主義思想,而是另外有思想根源。

rule of law:法律成為主體,人作為法律的工具。這即使在西方也只是一種理想。不過,我的確相信,西方社會比較能接近rule of law的理想。這可能有兩個主要理由。一是我一再提到的基督教教義的作用。基督教一再談到律法。律法有神聖性。雖然西方社會強烈區分上帝律法與世俗律法,但是,上帝律法的神聖性很可能也庇蔭了世俗律法。總之,強調上帝的神聖性,使人的主體性受到限縮,人比較習慣接受另外的神聖事物,包括法律的神聖性。

相信法律具有神聖性,人才願意忠誠遵循法律。人願意扮演工具,也才會認真去執行法律,而不是去操弄法律。法律的神聖性來自上帝的神聖性。因為相信是上帝立法,所以法律會具有神聖性。

當然,法律其實是人所立。不過,如果人運用理性來立法,而理性被認為是上帝所賦予,那麼,理性的法律就符合上帝的旨意,所以也就會具有神聖性。當然,實際上,理性,很可能其實是因為反映了集體的長期生活智慧。越是能夠反映集體的長期生活智慧,法律就越合理,也就越能讓人服膺。

羅馬法律基本上是世俗律法,但是,它似乎高度反映了龐大集體的長期生活智慧,這可能部分是受到希臘文明的影響,特別是希臘的理性主義精神,但是,羅馬作為龐大帝國,其法律又有更多反映集體理性與普遍主義的特色,所以,它的合理性更能普遍受人肯定。羅馬律法促進了整體人類的法治精神。而西方優先受惠。

一般華人菁英,心中可能缺少律法神聖性的認識。同時,對於律法的普遍合理性也沒有足夠的信心。結果,法律就容易被上下玩弄。玩弄法律的人可能還會很自豪地說:人不能叫尿憋死了!

集體理性的局限

集體理性既然要求讓渡個人主體性,這裡不免產生某些疑慮。如何在服從的同時,保持作為主體人必要的警覺?納粹軍官艾希曼被控反人道罪,他要為屠殺猶太人負責。但是,他自己辯稱他只是奉命行事。那麼,他到底有沒有罪?當初,他究竟應該怎麼做?

世人大體認定艾希曼有罪,他在遵循服從原則的同時,仍然應該抱持人道原則,而且,後一原則優先。

我以為,這裡其實有著深沉的困難。問題與集體理性有關。集體理性有其兩面性。

納粹之所以能屠殺眾多人,部分是因為他們的集體效能。也就是說,德國人原本具有的集體理性,此時展現為屠殺效能。如果他們不具有那樣的集體理性,屠殺悲劇也就可能減輕。

德國人的集體理性,在其他時候也能展現積極的作用,好比德國人的巨大生產力與創造力。兩次世界大戰,失敗之後,德國都能快速復興,那就是拜集體理性之賜。所以,同樣的集體理性,可以帶來美好的結果,卻也可能帶來更悲慘的結果。其實,日本也是類似的案例。這也顯示,集體理性還是一個局限性的概念。它也可以是從總體結果來說很不理性、只在工具的層面符合理性標準的行動類型。

關鍵問題還是涉及主體性讓渡。究竟應該讓渡哪些面向的主體性?應該讓渡到什麼程度?這些,其實絕沒有現成的答案。各種文化其實並不是依照這方面的考慮來做選擇。實際的走向其實是其他複雜原因的非意圖結果。至少,從總體結果來看,是非意圖的。

傳統中國社會,走上人本主義之路,強調道德主體性,基本上是比較欠缺主體性讓渡的概念。中國人是否可能作為工具而存在呢?當然可能(而且可能經常如此)。但是,人作為工具,這不是具有神聖意義的狀態,而只是必須勉強忍耐的不幸狀態。在這種不幸中,幾乎只能培育疏離感、冷漠態度與仇恨,以及扭曲的性格。

但是,傳統中國社會對於道德主體性的強調,也並非沒有意義。中國人沒有做出納粹大屠殺的行徑,也沒有像日本那樣從事大規模侵略行動。中國社會的悲劇,主要不是落在工具理性層面的集體理性的表現結果,而比較是個人主觀感性行動的結果。

總之,個人道德主體性原則,其實並沒有錯。至少,必須堅持維持某些基本道德原則上的個人主體性。所以,如果要讓渡個人主體性,必須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來讓渡。

華人的行為,如果沒有表現為境界崇高,可能是因為集體理性不足,導致客觀生活條件惡劣,再反饋造成道德主體性的滑落。但是,追求集體理性的提升,在讓渡個人主體性這件事上,還需要無比的審慎。當然,事先的探討更是不可少的環節。

( 知識學習科學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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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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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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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9 15:09
形成集體,是為了方便分杯羹,還是為了達成共同的理想,這兩種群體是很有差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