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但是現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在台灣也根本謀求不到國際地位，除去二十多個小的邦交國之外，掛上這個名號對台灣的國際地位基本上沒有幫助，所以島內對“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的實際意義起了很多的疑問。剛才你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屏障，你覺得現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的實際意義還有哪些可以再闡述一下。

劉仲敬：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並不是依靠它的二十幾個邦交國，而是依靠它在三藩市和約體系和美日亞太安全體系當中的地位。這個安全體系是包括台灣在內的，包括台灣海峽這條國際水道在內的，1997年和以後的美日安全協議都是把它包括在內的。所以美國和日本儘管不想要傷害北京的面子，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在實際上是把台灣海峽納入安全體系之內的。對於他們來說，如果台灣更改國號，這就是說在沒有實際上的好處的情況下平白無故地增加一些糾紛，這樣做是沒有必要的。他們要的是裏子，不是面子。中華民國是留給北京的一個面子，沒有必要為了一個空面子而引起實際上的糾紛，因此他們並不贊成台灣廢掉“中華民國”這個國號；而台灣在三藩市和約體系中間所需要的是安全保障，是安全方面的安排，這個安全方面的安排是隱性的，它不需要用“台灣共和國”這個國號來取代“中華民國”。

就好像是，在歐洲安全體系當中，低地各省的安全是由英國保證的，低地各省就是佛蘭德 — — 今天比利時 — — 之類的各省，無論是法蘭西的省份還是西班牙的省份，它的安全都是由英格蘭王國負責保證的。即使是名義上的主權者，例如西班牙的腓力國王或者是法國的腓力國王和查理國王企圖出兵這個名義上屬於西班牙王國或者是法蘭西王國的省份，那麼英國就要對西班牙和法蘭西宣戰，使他們不能這麼做。最後在歐洲普遍建立民族國家的狀態下，這個地方終於建立起了比利時王國。比利時王國甚至沒有像台灣這樣的台灣本土派，沒有一個比利時本土派的支持。它產生的唯一原因就是，大英帝國需要它存在，需要它鎖住法蘭西通向英吉利海峽和北海的道路，英國不允許任何歐洲大陸列強控制北海和英吉利海峽，無論你是誰。在以前民族國家觀念不流行的時候，那麼佛蘭德只要是幾個公國和省份就足夠了，只要它事實上在英國的控制之下，名義上在誰的控制下無關緊要；等民族國家通行、這種方式不大適合以後，英國人就索性讓它獨立，建立了獨立的比利時王國。

主持人：在目前的這種國際形勢下，以“台灣共和國”名義出現的台獨勢力，你覺得它的前途怎麼樣？

劉仲敬：台灣民族主義，從政治角度來講，沒有必要放棄也沒有動機放棄“中華民國”這個框架，因為這是它的一個資產，等於是天上掉下來送它的一個資產。如果沒有這個框架的話，他們就要做到十九世紀波蘭人或者現在庫爾德人那種狀態了，這對於他們是一個平白無故的損失。無論民間人士怎麼看，掌握政權的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說他們絕不會無緣無故做讓自己吃虧的事情。已經得到的東西，他為什麼要送給別人呢。“中華民國”和“台灣共和國”只是一個名字上的差別，而“中華民國”就有能量動員三藩市體制的全部力量，等於是動員全世界最富裕、最強大的國際社會主流派的力量來保護它的安全。對於它來說就是，別人平白無故地送了他一個金剛盾在手上，他為什麼要把這個金剛盾砸了，然後自己費心費力地去生產一個遠不如這個金剛盾好的木頭盾牌呢？所以對他們來說是不划算的。

島內的文化民族主義，實際上是利用“台灣共和國”、“台灣民族主義”和“中華民國”這個名詞上的差異，起到凝聚民氣和動員選票的作用。他們如果上了臺，他們也不會輕易放棄這個盾牌。但是在沒有上臺以前，他們可以利用這一點做做文章，來凝聚民氣，強化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增加自己在台灣議會選舉和各種選舉當中的地位，這是一個內政方面的選舉策略。其實美國和所有的民族國家也都有，例如美英戰爭的時候，美國國內的鷹派就強烈譴責華盛頓政府對英國太軟弱，強調我們要更強硬一些，因此爭得了不少選票。所有的國家，只要是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都有這樣的選舉策略，但是他們上臺以後並不會真的實現這個策略。

除非發生一種情況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共產主義解體的緣故、或者是因為內亞問題、或者是因為傳統的王朝更迭問題瓦解了，在這個真空期必然是群雄並起，沒有一個能夠負責任的成員能夠繼承它在國際上的勢力，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中華民國”改成“台灣共和國”，然後製造既成事實。大陸方面無論是建立了新的王朝還是做出了其他什麼安排，至少要三、五十年，等三、五十年過了以後，既成事實就已經造成了。這是他們的合理策略，而且是成功機會極大的一個策略。

我們要想想，為什麼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跟日本內閣談判的時候簽了一個正式的《臺北和約》，而美國和日本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聯合聲明呢？答案是，聯合聲明在國際法當中的級別比條約要低一級，它是一個各自表述。北京雖然要求你們完全不承認臺北，但是日本和美國如果要想背棄三藩市和約體系，那就要推翻整個戰後安排，他們不會考慮這樣做。整個戰後安排比中國國共兩黨之間的衝突、比台灣問題要重要得多，牽涉到全世界。你要想推翻整個條約，那就好像說是，我為了給廚房裏面加一個抽油煙機，就把整個房子給燒了，另外建房子一樣，這不可能，廚房小而房子大，世界大而東亞小。台灣和中國之間的糾紛頂多是中亞一隅之地的事情，而美國和日本要簽署的《三藩市和約》是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世界性條約，所以北京政府的要求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但是事實上雙方有一些共同利益要講，於是辦法就是各自表述。就是，美國發表一個聲明說，我對這些問題是這麼看的，然後北京政府也發表一個聲明說，我對這些問題是那麼看的，我們雙方的看法不同，但是我們都瞭解對方的看法，然後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去求同存異，有分歧的問題我們各自保留意見，沒有分歧的問題我們共同解決。日本跟中國也是這樣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日聯合聲明》和《中美聯合公報》都是各自表述。現在與海基會交涉，也是各自表述。這就是性質上的不同。因此台灣在國際法當中、在戰後國際安排中的地位實際上是比北京要高一級。這是一個先來後到的問題。

這個安排本來是為了蔣介石父子的中華民國政府準備的，但是台灣在民主化以後，政權實際上已經轉移到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的手中，於是這個工具本來是冷戰當中臺北政權用來維護冷戰秩序、打擊北京政權的工具，現在就變成為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和台獨服務的工具了。而美國和日本在它們不可能捨棄《三藩市和約》框架的情況下，無論它們對台灣獨立的文化民族主義是怎麼看的，它們都不得不負責保護以中華民國名義出現的這個三藩市和約體系之下存在的政治結構。相反，波蘭人或者是庫爾德人就得不到這樣的地位，列強沒有義務要保護他們自己建立起來的政權。這是台獨跟其他民族發明不同的地方，也是它特別佔便宜的一個地方。

華獨，就是“中國民國只包括臺澎金馬”這個概念，它是艾奇遜國務卿和吉田茂首相提出來的，它不是蔣介石和中華民國提出來的，也不是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也不是陳水扁和蔡英文提出來的。他們提出來的原因就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戰勝日本的各國本來應該開一次國際會議解決戰後問題，這是國際關係的常規，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在1918年11月投降，但是列強在1919年6月才簽署《凡爾賽條約》，中間那半年就是英法這些各個列強商討如何解決德國戰敗以後的遺留問題的會議，本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家也應該開這樣一次會議，這就是三藩市會議和《三藩市和約》；但是會議還沒有召開，兩大戰勝國 — — 蘇聯和美國就鬧翻了，然後朝鮮戰爭爆發，國民黨逃到了台灣，在二戰時期根本不存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了中華民國的大陸部分的領土。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尷尬的問題：首先，以美國為首的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根本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蘇聯的傀儡，它在性質上講像滿洲國是日本的傀儡一樣，除了蘇聯集團以外誰也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權參加對日的條約，中華民國在臺北仍然是國際社會承認的合法政權，有權參加對日的交涉；但是在現實上它又沒有辦法管理中國大陸的事務，管理不了山東福建的事務，這些事務在一個非法政權 — — 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統治下。那麼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

最後杜勒斯國務卿和吉田茂首相就採取了變通的做法：在《三藩市和約》之下設立一個子條約，就是1952年的《臺北和約》，讓中華民國和日本國兩國之間的懸案不列入《三藩市和約》這個正式條約，而是列入《三藩市和約》的附屬條約《臺北和約》。《臺北和約》的正式內容是，結束中華民國和日本國之間的戰爭，恢復兩國之間的正常邦交。一個非正式的附加條款規定，我們這個條約上面說的“中華民國”只限於臺澎金馬這個地方。蔣介石是一再聲稱說，他的管轄範圍包括整個大中國，包括新疆、西藏、滿洲和十八省在內的所有的土地，但因為他事實上管不了那麼多，而條約是要能夠執行的，所以這個附屬條款就規定，我們所指的“中華民國”只是指臺澎金馬。於是就產生了後來李登輝所謂的“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的領土為臺澎金馬”這種現象。

這樣的結果就是，只要中華民國仍然是聯合國成員國和國際社會承認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樣也行；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相當於滿洲國，是大家都不承認的傀儡政權。但是最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跟蘇聯鬧翻了，這時候大家不能再說它是蘇聯的傀儡政權了，而美國和日本出於現實需要，也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交涉，但是他們又不願意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戰後形成的整個安排，於是就形成了各自表述。這個各自表述就體現於尼克森和基辛格跟毛澤東和周恩來談的那個《上海公報》，以及日本田中內閣跟周恩來談的那個《中日聯合聲明》。

主持人：台灣有華獨和台獨之分。華獨就是，還是承認“中華民國”的國號，但是認為中華民國的領土僅僅限於臺澎金馬，以“中華民國”的國號實現台灣的獨立；台獨就是，認為中華民國只是一個外來政權，是一個殖民者，就跟那些日本人當年殖民台灣一樣，所以他們是想以“台灣共和國”為國號使台灣獨立。這兩種思想在台灣也正在交織著，但是蔡英文像是一個非常矛盾的綜合體。你是怎麼樣看台灣最近幾年的本土主義的發展？尤其是有關《三藩市和約》跟台灣地位的關係問題。

劉仲敬：華獨和台獨不是同一個層次的東西。可以說華獨只是一個政治上的武器，它沒有實體的；台獨則是標準的歐洲意義上的民族發明，或者說是文化民族主義的產生。它首先是把比如說是德語的一種方言，像波西米亞語，發明成為國語，然後把講波西米亞語的人發明成為一個文化民族 — — 這個文化民族在政治上講仍然是首先在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之下，然後在哈布斯堡多元帝國的統治之下 — — 在文化民族產生了政治自決以後，漸漸地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國會中間取得了自己的特殊地位，最後在哈布斯堡王朝解體的過程中把文化民族變成了政治國族。“國族”這個概念，一般來說就是指的有政治機構或者國際承認的政權，而民族就不一定。哈布斯堡王朝自然可以有多個有自我意識的民族，能不能夠建立國族，那還要看政治上的發展。

台灣文化民族的發展，實際上是十九世紀歐洲各民族創造的一個標準過程。最初這些人只是居民，講某一種特殊方言的居民，他們的語言只是方言，而不是國語，他們也沒有明確的民族意識，只有地方的鄉土意識；最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民眾對政治的參與，原先只講方言、對一般政治不感興趣的老百姓漸漸地參加了高級政治，發現了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然後感到自己的文化共同體有必要改組為政治共同體，最後就產生了民族，又由民族建立了國家。現在台灣就是處在那種民族共同體的自我認同正在產生、正在走向民族國家道路上的階段。這個是一個普遍規律，無論是歐洲 — — 特別是東歐國家，還是中東，還是基輔羅斯的各邦，穆斯林各邦，走的都是這條路，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是按照這種方式展開的，步驟一點也沒有錯。

但是華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華獨是一個特殊現象，是二戰和冷戰的遺留問題在東亞造成的一個特殊現象。只不過它正好有利於台獨的政治目的，所以就可以說是變成了台獨的一個盔甲，給台獨增添了一個武器，使台獨處在比比如說波西米亞獨立運動、波蘭獨立運動更有利的地位。因為波蘭、波西米亞或者是今天的庫爾德這些，它們的文化民族主義要想變成政治民族主義，它缺少一個擋箭牌，也就是說它在國際體系上面不是一個正式的國家，要建國還需要一些努力；但是台獨就不一樣，它有一個華獨 — — 也就是“中華民國”這個框架可以為他們服務。但這個框架不是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而是他們像寄居蟹一樣，正好撿到了這樣一個框架，可以為他們的目的服務。

對於東亞這個地理上比較孤絕的地方來說的話，它的歷史是和內亞一直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大體上來講，東亞，也就是諸夏，是處在被動地位上的。我們瞭解歷史的人都很清楚，照教科書上的說法就是，少數民族是中國歷史之絆，中原王朝和少數民族的鬥爭貫穿了整個中原的歷史。照我的術語來說就是，諸夏和諸亞是兩個異質性很強的文化共同體，諸夏就是齊魯各邦，也可能統一成王朝，也可能分裂為各邦，諸亞就是整個內亞大草原 — — 從烏克蘭到滿洲這個地區崛起的各個族群、各種文化實體和各個政權，這兩個體系之間始終不斷發生衝突。蒙古和滿洲的入侵其實就是這種衝突的一部分，但這個衝突當然不是從滿洲和蒙古開始的，而是早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甚至殷商和周朝用巴比倫式的戰車相互作戰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它跟我們所知的中國文明史是相始終的。

東亞通常鬥不過內亞，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像歐洲那樣有分裂競爭的關係。東亞歷史上最強的時候，跟內亞爭衡的時候，優勢最大的時期就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那時候它最強；統一以後反而越來越弱了，越來越容易征服了。這也是大一統政權的一個副作用，它消除了各邦之間的競爭。而如果你熟悉歐洲的歷史就會知道，歐洲近代資本主義的起源，軍事技術的進步，關鍵因素就是各邦的競爭。義大利各邦為什麼要開發新式大炮呢？因為他們你打我我打你，誰開發了新式大炮誰就佔便宜。而明清帝國沒有這樣的動機，所以把吳三桂時代的大炮一直用到太平天國時代，為什麼這樣呢？就是因為大一統帝國實現了普遍和平，大家沒有相互競爭的動機了。歐洲的進步是依靠相互競爭，所以它儘管也受到蒙古人和其他遊牧民族從烏克蘭方面來的入侵的威脅，但是最終能夠轉弱為強；而諸夏面對諸亞則反而是越來越弱，在大一統統治下越來越弱，競爭越來越少。所以諸夏如果想要起衰中立，那就需要有近乎明治維新式的變革，恢復春秋戰國時期各邦分立的狀態，像西歐各邦那樣，在分立當中相互競爭，才能產生出強有力的技術進步的動力。

所以“諸夏”這個詞是自古以來就有的，不是我創造的。“諸亞”這個詞就是西方學者用的“內亞”這個概念，我為了使它跟“諸夏”相對立，所以把“內亞”這個概念改成“諸亞”。“諸”就是複數的意思，就是多個邦國的意思。至於諸夏內部的像“巴蜀利亞”、“坎通尼亞”那些，那就純粹是我的發明了。意思就是，要把諸夏恢復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盛況，但是春秋戰國的時候孔子他們所稱道的齊桓公和晉文公已經不可能重建了，那麼我們只有按照十九世紀的歐洲的方式，像哥廷根學派那樣，通過民俗文化、通過方言國語發明民族的方式，把比如說四川方言發明成為巴蜀利亞的國語，把粵語發明成為坎通尼亞的國語之類的，用類似的方法重新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共同體，然後通過多元化的文化共同體競爭，恢復齊桓晉文時代諸夏生機勃勃的狀態。

主持人：你在解釋自己體系的時候經常會使用例如“諸夏”、“諸亞”、“巴蜀利亞”之類的名詞和概念，能否解釋一下。

劉仲敬：“諸夏”這個概念是最古老的儒家經典上就有的，在東周列國的時代。周天子東遷以後，原來周朝的各諸侯國開始發現，他們在面對跟自己文化不同的其他民族 — — 比如說是白狄、赤狄的時候，感覺到他們自己的文化上有一定的共同性，而白狄、赤狄或者是楚國這些跟他們在文化上沒有什麼共同性，於是就提出了“諸夏”這個概念。“諸夏”就指的是各路諸侯，像齊國、魯國這些各路諸侯，他們在形式上忠於周天子，在文化上有一定的共同性。所以就產生了“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諸夏親昵，戎狄豺狼”這樣的理論。這種理論，其實你要對照歐洲的歷史也可以找得出來，比如說歐洲人就強調，基督教共同體跟伊斯蘭教是不同的，法國人和德國人雖然打仗，但是我們都是基督徒，這跟土耳其人入侵歐洲是不一樣的。土耳其人代表了一種異質文明，並不僅僅是別的政權；英國、法國和德國呢，是同一種文明的不同政權。“諸夏”也是這種意思，它是同一種文明內部的不同政權，各諸侯是不同的政權，但是它們分享共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北狄、赤狄之類的，不僅是不同的政權，而且是跟它們分享了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諸夏”這個概念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而且是一直到明清時代大家都還在用的。一般來說，“諸夏”和“中國”是兩個可以相互換用的詞，指的都是文化上受儒家影響的各個地區或者各個政權，它可以是分裂的，也可以是統一的。但是即使是在大一統的時代，像明清這樣統一的帝國的時代，民間的文人稱呼這個帝國內部長城以內十八省這些地區的時候，仍然是經常把它稱之為“諸夏”。

但是“諸夏”這個概念就不包括長城以外、我稱之為“諸亞”的地區。這個地區，照西方史學家的一般說法，把它稱為Inner Asia，就是內亞，或者是內陸亞洲。東起滿洲松花江流域，越過山西高地，向西，包括了關中盆地的一部分地區，然後到青海西藏，然後到印度北部，然後到伊朗的呼羅珊，然後向西一直延伸到烏克蘭大草原，這個廣大的地區就是Inner Asia，就是內亞 — — 其實它包括了歐洲的一角。它的特點就是，它是一個高度流動性的草原地帶，因此在這個地帶上，技術和資訊的傳播速度非常之快，是一個四通八達之地。在十六世紀海路興起、海路的貨運量和傳播速度超過陸路以前，世界上傳播最快的速度就是草原上的商隊和騎兵。從烏克蘭到蒙古邊境，傳播速度是非常快的。相反，你如果從揚州到曲女城，到印度，更不要說是到大不裏士，從各大主要文明的核心區直接走過去的話，那是非常慢的，坐著牛車或者是馬車，速度非常慢，非常麻煩。但是如果從布達佩斯出發，通過烏克蘭大草原，到伊朗文化的巴裏黑，或者是到東方的大都或者是平城的話，那麼騎兵縱馬賓士，商隊在草原上沒有任何障礙物，那就走得非常快了。所以在十五世紀以前的世界史上，內陸發揮了一個類似近代史上海洋的作用；縱橫草原的草原騎兵，在這塊地區上發揮了大英帝國艦隊在七海上發揮的作用；縱橫草原、橫貫東西的各種商隊，蒙古人的、穆斯林的、伊朗拜火教徒的各種商隊，就發揮了近代歐洲商團的那種作用。

最後我終於得出結論說是，從我所瞭解的世界史的整個發展脈絡來看，無論是歐洲本部，還是東歐，還是中東，還是東亞，基本脈絡都是一致的：所謂民主憲政這個東西，是民族國家在產生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統治模式，它對於民族國家以前的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帝國是不適用的，不僅對中國 — — 中國現在是繼承了大清帝國的版圖，不僅對於大清帝國這樣的國家不適用，對於中東的奧斯曼帝國也不適用，對於歐洲的神聖羅馬帝國也不適用。歐洲民主的成功也是在神聖羅馬帝國解體以後的事情，中東呢，則是在凱末爾解散了奧斯曼帝國以後的事情。日本為什麼能行？答案是，因為日本是亞洲的英格蘭，它退出了帝國體系。韓國為什麼能行？韓國本來也是在明清的帝國體系裏，它的成功也是在退出帝國體系以後。

在法律上講屬於中華民國版圖的台灣和在法律上講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的香港，人民由消極的過程轉入積極參與的過程，公民社會在形成的過程中走向民主，立刻就產生了分離主義的副產品。有很多人會是痛心疾首，但是你轉過來看歐洲的歷史，也是這樣的。人民要麼是消極的，像中世紀以前那樣不參加政治；參加政治，那就是走向民主，走向民主的過程，也就同時伴隨著民族形成的過程，民主和民族是同步形成的，直接導致了原先的跨民族、跨文化的大帝國解體，解體以後，才會有民族民主國家的產生。民族和民主這兩件事情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側面，是彼此之間不能分割開的。你問中國為什麼不能實現民主憲政，等於是問為什麼你不能首先支持希特勒統一了歐洲，然後支持納粹黨的黨內健康力量給猶太人平反，然後指望在納粹黨黨內健康力量的領導之下實現全歐洲的自由民主，這是不可能的。你首先要打敗希特勒，使歐洲各民族建立了自己的獨立國家，然後這些獨立國家實現了民主，然後各民主國家再團結起來建立一個歐盟。基本的歷史邏輯就是這樣。

劉仲敬：我的思維是理科生的思維，因為我最開始就是理科生，所以文科生那種以描述為主的方法，在我這種人看來就是有點理不清。因為按照理科生的思維方式，任何問題都是可以得出答案來的。如果這種東西是可行的，那麼它就會有可行的方案出來；如果它是不可行的，你至少能夠證明它是不可行的。如果一個體系總是解決不了問題，既不能證明它是可行的，又不能證明它是不可行的，那就是說你的框架有問題。例如，你不應該把地球看成宇宙的中心，如果把太陽看成是宇宙的中心的話，那麼過去托勒密體系解決不了的問題就能解決了；如果把燃素這個概念去掉，過去燃素說解決不了的問題就能解決了。

歷來中國近代史，我們都學過，在各種社會環境裏面也都瞭解到的，中國近代史是一個充滿怨憤的體系。無論你是支持這一派還是那一派，但都是充滿怨憤。為什麼日本能，我們中國不能？因為我們做錯了這個，我們做錯了那個，或者是帝國主義的錯，或者是蘇聯的錯，反正基本情緒就是一個失敗者的情緒，為什麼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反反復複地相互責備。有些概念本身也是有道理的，例如中國實現不了民主是因為沒有明治維新，或者是因為沒有韓國那種基督教會的作用，諸如此類的，局部地講，這些概念提出的答案也是正確的，但是不能解釋全局。

其實我們如果把這個概念推回到它的原點，去談論為什麼說中國不能實現民主憲政，民主憲政是什麼東西？民主憲政在其起源點是什麼樣的？在英國和歐洲是什麼樣的？回頭對照一下，你就會發現一個根本性的不同。這就是史華慈在寫梁啟超的時候提到的這一點，梁啟超把中國跟英國和法國比，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中國的分量跟整個基督教歐洲是相等的，要比的話也只能跟整個歐洲比，沒有辦法跟英國和法國這樣的地方性國家比。你如果要說英國和法國是怎樣實現民主的，韓國和日本是怎樣實現民主的，那麼跟它相對的問題就不是中國怎樣實現民主憲政，而是台灣怎樣實現民主憲政，上海怎樣實現民主憲政，或者廣東怎樣實現民主憲政。那麼廣東既然是中國的一部分，它怎麼能夠實現民主憲政呢？這個答案就相當於是，英國既然是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它怎樣實現民主憲政呢？答案是，它先脫離了羅馬，再實現民主憲政。別的小國呢，則是脫離了神聖羅馬帝國以後才實現民主憲政的。

這個基本盤其實是非常簡單，只要稍微瞭解一下歐洲和東方歷史的基本脈絡以後就可以看清楚，只是大家沒有用哥倫布打破雞蛋的那個勇氣去打破這個框架，倒退一步，看看你自己提出的問題是不是本身就有問題。如果問題得不到答案，那可能不是因為你的材料不夠多，而是因為你提問題的方式首先就不對。如果你是理科生的話，用理科生習慣的推論方法，這個推論其實是會展開得很迅速的。如果某一個問題始終得不出答案，那你要倒退回去，換一下提出問題的方法，然後答案就會出來了，如果沒有正面的答案，就會有反面的答案。你用這種方法去推論，那麼答案是很清楚的，缺的只是材料。其實正經文科生原先有的材料比我多，我是業餘的，是後來漸漸發現這些材料的，首先是發現歐洲的材料，然後再發現中東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東歐俄羅斯帝國的類似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