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先聲明，我不太同意蔡政府的一些重要政策，特別是包括兩岸與能源政策。但是，我以為，最近對蔡政府的主要抗爭，卻是與年金改革最有關。

對於蔡政府的年金改革，我的態度是，認為改革過於急躁，細部還有許多問題，而展現的態度又不夠謙謹，難免要被詬病。譬如說，李家同教授說的他將晚景淒涼，林萬億就直接嗆聲說，還有六萬多，不至於晚景淒涼。這裡至少有兩方面可稍作討論。

首先就是態度問題。淒涼與否，主要是主觀的感受，旁人實在不宜代為認定會不會覺得淒涼。如果像那些大企業主，月入以億計，而有一天卻只能夠每月領到6萬多，他會覺得好過嗎？李教授當然不是企業主，但是，他好歹也算是台灣社會中的少數菁英，要他的生活向勞工看齊，那是一種激進社會主義的想法。這種做法是有人做過，共產革命的初期，這種做法，甚至比這個更激進的做法都有。但是，結果呢？結果非常不好。如果看過齊瓦哥醫生小說或電影的人都不難注意到，俄國在共產革命初期，發生過什麼事情。有錢人家的房子、財富被分給了窮人，這好像是促進了社會正義。但是，在一些人的心中，這是很深的傷痛。他們也許因為被鎮壓，所以聲音不能發出來，但是，並不表示這種傷痛的感覺不存在。革命者也無權否認這種傷痛感覺的存在。

可能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樣的社會真從此會平順走向正義與幸福的康莊大道嗎？以蘇聯與共產中國，乃至所有其他共產國家來看，都並不然。中國在將富者的財富分給窮人以後，社會只是陷入集體更貧窮的狀態。為什麼？一則，資本被分散了，不足以用於投資興利；再則，社會菁英受到壓迫、限制，難以展現長才，很可能也失去創造利潤的動機。

台灣當然並沒有做得像那些共產國家那樣極端，但是，現在的蔡政府的確像是在進行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雖然尚未流血，卻毫不謹小慎微。蔡政府就像正義使者那樣，驕傲地揮舞著正義之劍，想要一下就砍倒被認為腐敗、不正義的舊勢力、舊制度。打倒舊勢力，他們毫不手軟，因為正義就在他們這一邊。社會主義革命者似乎也是抱持這樣的行動心態。但是他們是否真為社會帶來美好的果實？實在是個大問號。可以確定的是，這種改革付出的成本很大，效果卻通常很有限。

不過，接下來，我要檢討的主要是批評蔡政府的一些過激言詞與行動。除了集會抗爭，一些人甚至使用台灣話的三字經，還有許多其他難聽話訶責蔡政府與綠營人士。對此，我實在不以為然。首先，我不認為蔡政府的改革如果有弊病主要是出於主觀上要故意為惡。改革者有主觀思考上的局限，這絕不宜和主觀要為惡相混淆。

如果批評者將主觀思考上的局限和主觀要為惡相混淆，很可能會做出過當的反應。再說，當真遭遇到主觀要為惡的情況時，要怎麼應對？

我以為，二二八的悲劇部分就是因為過當反應所造成。之所以會過當反應，就是解讀不當，將主觀思考上的局限和主觀要為惡相混淆。

說是“主觀思考上的局限”，語意其實並不完整。對問題的較恰當說法可能應該是：在一種困難（特別是兩難）情境下，從特定立場出發者基於有局限的思考對問題情境的不盡妥善的反應。

當然，或許這裡的不盡妥善，暗藏著作為行動動機的仇恨或積存的不滿心理。但關鍵是，困難本來存在，並非完全是出於杜撰、憑空臆想。而問題的解決本來就很困難，難有簡單途徑。

總之，儘管我認為蔡政府在年金問題上處理得並不盡妥善，但是，並非完全情無可原。從而，對於年金改革措施的批評也應該有所節制。大概很難有完善的解決方案。很可能，即使客觀上真有完美解決方案，也還是會有人主觀覺得不滿。

有些人可能覺得，即使我的反應是有過當，但我只是一個小民，過當又怎樣？

問題是，一種非理性的集體情緒往往帶來很糟糕的結果。改革可能因為抗爭阻力過大而前功盡棄，或者，社會因此陷入動盪不安。要避免發展出非理性的集體情緒，人人有責。領導者操控集體情緒的能力終究有限，尤其當他們還忙於其他改革議題時，我們更指望不上他們。

最近發生了一件不幸的刀傷事件。一名老者，因為不滿他人政治異見，憤而行兇。據報導，行凶者就是不滿蔡政府的人。這不是好兆頭，我們絕不希望這種氣氛瀰漫。但是，要遏止，就要從大家的想法上做調整。

我們對於異己者、異議者，有沒有懷抱更多的寬容、尊重？有沒有嘗試設身處地、同理心地去理解他們的心理與行動？我們恐怕普遍缺少這種心懷。而這是我們社會的一項危機。

我們在對待異己者、異議者方面，還很欠缺寬容與尊重，這是很遺憾的事。民主如果缺少寬容與尊重，就容易變成多數專制，或者更糟糕的，變成群際對立與對抗。如此，台灣又能有什麼好的前景呢？

要批判，批判可促進進步。但是，避免過多的情緒、避免流於謾罵。對於異議者還是應該多給予同情的理解。對異議者能“同情的理解”，是社會能進步的重要條件。我們因為欠缺這種習性造成許多不必要的悲劇。往後，為要致力於免除這種悲劇，也應該力求做到對異議者的同情的理解。我期許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