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64。我看到幾個綠電台藉機會猛批藍營，說藍營不敢批判中共的不民主，而只知對內批綠。姚立明更是在電視節目上說得義正詞嚴，一副大義凜然狀。

我跟藍營組織或政治人物毫無瓜葛，很難替他們說話。但是，我覺得我應該為我自己說話，因為我大體自我定位為藍營的一員。事實上，我也的確以批判綠營為多。對於中共，我很少開口，最多是偶而在網上與一些應該是大陸上的一些年輕網民有些對話。這種對話，其實也很挫折。我甚至還曾被一位大陸網民認定是王丹，並對我猛烈批評。那是一種很奇怪的經驗，我沒有多少機會去闡述我的理念，而必須努力證明自己不是另一個人。何況，我並不欣賞王丹，卻要花力氣證明自己不是他。這種對話，讓人很氣餒。（這件事或許多少可反映出大陸主流意見如何類化異議思想）

如果有人問我，身為台灣藍營人士，如果想要改變綠營或是中共，那麼，究竟改變何者較容易，我的答案大概還是綠營，而不會是中共（與中國大陸）。

有很多理由可以支持我這個想法。台灣藍綠較易互相說服，至少有以下四個理由：一、接觸多、交流機會多；二、思想與心靈的共同基礎多；三、台灣的整體環境較能允許改變；四、藍綠是命運共同體。

藍綠之間，比較不幸的是，在較多的接觸機會中，可能有時候反而積下更大的仇怨，以致對立程度還超過與對岸的關係。這是情緒化的作用結果。

不過，話說回來，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與中共或與大陸朋友互動，是否應該積極批判中共，以期改變他們？我並不認為直接公開批評他們是好辦法，那只是適足以激怒他們，甚至使他們行動更激烈，包括對台灣採取更不友善的態度。即使是想要改變中共、中國大陸，恐怕也得要採用較委婉、曲折的方式。否則效果很可能是零，甚至是負數。

即使不說彼此間已經存在的敵意或猜疑心理，中國大陸作為一個龐大而高度集權的社會，外界人士想要通過言詞改變他們的想法與做法，都不會是容易的事。其中並且還涉及到很基本的思考模式的差異。彼此雞同鴨講，甚至從辯論演成全武行，都是很可能的。總之，想要促使中國大陸方面有所改變，絕不是意氣風發地、自以為義正詞嚴地教訓他們一頓或幾頓，就會有我們所想要的結果。與中國大陸的對話，必須更謹慎、更耐性、更考慮長遠。

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我曾經嘗試為文，對中共（特別是鄧小平）的六四鎮壓作為稍稍表示了同情，結果首先是被我自己的好友質疑，甚至對我表示失望。

但是，我並沒有因此改變基本的想法。

我曾經思考如下問題：究竟要怎麼樣才能從基本的結構層次改變中國，使中國能夠真正走上一條康莊大道？

坦白說，我並不容易得到一個好的答案。我有點沮喪地發現，並沒有什麼簡單的道路能夠實現這個目標。我們當然可以主張說：靠民主與科學。五四就給出了這個答案。但是，就算是答案給了，那又如何？中國有因此走上康莊大道嗎？有變得民主化嗎？答案是否。不是嗎？

貿然走上民主化的路，其實充滿凶險危機。近幾年的阿拉伯之春，或茉莉花革命，結果如何？好像只是讓中東、北非那些國家陷入更淒慘的境況。我會說：民主化與社會進步的關係不是簡單正相關，而應該是民主化與社會結構條件對社會進步具有交互作用。也就是說，在不同的結構條件下，民主化的效果是並不一樣的。民主化甚至可能帶來不幸。其實，一百年前的中國已經經歷了這種悲劇。我們只是還沒有清醒過來，看清上述交互作用的意義。我們常會把問題歸咎於特定的人或群體，譬如歸咎給中共；反之，中共當然是將問題歸咎給國民黨。邏輯都是：如果不是你們反動，社會就進步了。而上述關於交互作用的概栝性命題反而被共同忽略了。

承認結構條件作為影響社會進步與否的重要交互作用因素，其實並不難，難在互推責任、互相怪罪的時候，就把更一般性的影響因素給丟開了。

我大體接受鄧小平在六四當時的可能思考邏輯：如果此刻不進行鎮壓，中國會陷入更大的混亂，全體損失會更大，而且距離想要的改革目標會更遠。基於此，我關於六四的批評聲音也就變得更微弱（自嘲地說：我的聲音本來就很微弱）。但是，我們如果把鎮壓行動想像成所謂“戈登結上的一刀“，或許較能體會這裡的兩難性。亞歷山大大帝碰到怎麼也解不開的結，只好一刀砍下，解決了遲遲不能解決的難題。那一刀砍下，實質上就意味著某些人或物的傷損，但是，結構中的矛盾卻可能使某些人的受損成為無可避免的事。在矛盾情境下,善意或仁慈可能造成無能、無法突破困難，最後並為更多人帶來總體更大的痛苦（註一）。

中國的領導者不敢走向民主化，我認為是有真實的顧慮，而絕不是過慮。至少在中國民主化的初期，很可能迎來大動盪，甚至陷入長期混亂。也許有人認為這只是統治者為維護既得利益、拒絕民主化所提出的辯詞。我卻不這麼認為。也許，維護既得利益的潛意識的確存在，但是，它未必是主導決策、影響事態的主要因素。民主化導致混亂、動盪的可能性確實極大。一百年前的中國其實已經經歷過一場悲劇；最近的“阿拉伯之春”，也只看到悲劇的結果。事實上，德國納粹大屠殺悲劇，乃至激起二次大戰，也是在德國第一次實行民主制的背景下產生。如果我們還不能承認民主化也可能帶來嚴重問題，那恐怕是出於一種韋伯說的“信念倫理”的心態使然。而這其實是一種非理性的態度：拒絕深思或拒絕面對可能的極困難問題。

這裡的討論可能隱含如下的思考邏輯：“因為特定的結構條件，所以鎮壓不可免”。這種邏輯顯然會引起爭論，一定會有很多民主激進派反駁這種說法。對此，我保持一種投機的彈性立場。我認為，對於鎮壓是否必要的問題，答案本身是浮動性的，其中牽涉到既存結構的資源匱乏程度，以及內在矛盾究竟有多深重，也牽涉到結構中的一些較主觀的特質：人們是否具有足夠的理性態度與對異己者的同理心...等特質。主觀層面至關重要，卻難以衡量。此時決策者當如何抉擇，也就會引起各種議論。鄧小平可能因為經歷過文革的慘痛教訓，所以對於青年群眾特別戒懼，於是他選擇了鎮壓。那麼，如果他決定不採取鎮壓手段呢？結果會如何？論者可能在此僅僅主觀地偏好慈善、溫柔的做法，並以此批判鎮壓決策，而不去預計不鎮壓的可能不良後果。我是個悲觀者，我甚至會想到，激進民主的火種可能最後激發內戰，也或者是在執政者讓步下而讓中國長期停滯在類似中南美洲國家那樣的景況。

這裡說的民主化所需的結構條件，當然並不容易闡明。其中可能包括較充裕的資源條件、較少的內部仇恨或對立，當然也包括許多人的主觀條件，譬如認知主觀性、缺少理性溝通習性、缺少對異己者的同理心...等。強烈的仇恨、對立，很可能借助於民主化而掀起驚濤駭浪，毀掉民主化的果實。納粹的崛起，其實就是出於仇恨情緒，而不但是毀掉了德國的初期民主體制，甚至讓全人類都遭殃。此外，先前的南斯拉夫，也在去共產化、並追求民主化以後，不但是分裂，而且陷入恐怖戰火。這些血跡斑斑的歷史，如果還不能讓我們意識到民主化的危險性，還要堅持一種天真的民主信仰，認為：只要做就對了。這其實是一種不負責的態度。

我承認，我這種說法的背後隱藏著一種預設：既存結構裡有著深沉的矛盾，由於社會內部潛在的矛盾太過深沉，或群體對立太嚴重，所以很難或無法找到和平解決之道。說20世紀中國的社會結構裡存在著深沉的矛盾，應該並不為過。前面所經歷的種種創傷並不會船過水無痕，而是會待機而發；階級間的矛盾也在創傷中成倍加劇。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可能許多人都欠缺足夠的理性態度（包括嘗試去理解異己者的主觀意義）或對異己者的同理心等特質，所以才無法藉著理性溝通來尋找最佳的問題解決途徑，而傾向用粗暴的方式達成意見統一。

台灣為什麼有許多人反感中國，其中一部分因素似乎就是認為“許多中國人不可理喻”（這不是我認為的狀態，而是我揣摩某些人的想法）（註二）。”許多人不可理喻“，這個說法也許應該修正，因為它其實常是立場有異者對對方的看法。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知道，中國的確在近代改革過程中，光是中國內部就爆發過多次暴力衝突，包括血腥的內戰。這已經足以反映某種重要的結構特質，譬如缺少理性溝通習性、對異己者缺少同理心等。而這些是不利於民主化的特質，可能會在民主化過程中激爆衝突，造成混亂。

總之，在民主化過程中是否可能會出現社會混亂、動盪？如果可能會，是不是就應該正視結構條件問題與相應的程序問題。不是嗎？

那些因為中共沒有朝向民主化採取較大幅度改革動作而責備中共的人，我擔心他們就像韋伯批評那些只講究信念倫理的人，對行動後果不夠負責。他們可能會說：我已經盡力，成敗唯有委諸天命。其實，他們並不是完全不能預見問題的發生，他們只是不認為可能的不幸結果也應該由“善意的”自己負責。

韋伯強調“責任倫理”，而非信念倫理。這是他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中所說。

我們既然談的也是政治，就不能免於思考政治人的倫理要求。我以為，鄧小平是從責任倫理的立場出發，做出鎮壓的決定。

弔詭地是，上述的結構問題，或許最後仍然也有賴於民主化才能解決。總之，民主化未必是單獨的問題解決之道，也未必是最優先的選項，而更有賴於理性溝通習性的培養與多元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努力。

我一直相信，西方之所以能率先民主化，很重要的一個條件是基督教先行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律以及某種程度的同理心教化。而這種結構條件，有利於其民主化的成功，使得初獲得權利的人們不至於因為過於濫用權利而導致混亂，也減少了因為人際矛盾激化而導致衝突。如此，民主化才得以穩定發展。

中國缺少基督教的教化力量，儒家倫理也在現代化過程中式微，自律性與理性溝通習性不足，為民主化平添阻力。那些民主激進派不顧危局，英雄主義式地硬推，或藉打擊政敵以獲取政治利益而激進，固然是不負責。但是，如果只是減緩或停止民主化，卻不去檢討、致力改進結構條件，並使民主化變成更有可能，也一樣是不負責。

我希望中國民主化，但是我也以為，如果要批判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不足，應該反省到這樣的問題層面，才比較有實質意義。

註一：
J.S. Mill等功利主義思想家所強調的“總體最大福祉”的概念雖然遭到康德的”義務論“思想的批判，但是，除非我們認定義務是上帝的旨意，否則，義務其實是指牽涉全體或龐大群體的利益的原則，換言之，它最終也是指涉利益，只是是原則性地指涉更龐大群體的利益。也因此，義務好像是個神聖原則，而不同於利益概念。

註二：
我強調中國文化中的人本主義特質。我把這個當作檢討中國社會的非常重要的議題。但是，我在使用人本主義這個詞彙的時候，與一些我認為天真的人本主義者不同，我雖然基本上肯定人本主義，卻階段性地強調它的另外一面：道德主體性不是當然能致的境界，而主體性原則極可能實質鼓勵放縱與認知主觀性。結果，從異己者的角度來看，那與“不可理喻”就很接近了。不過，也就像現在某些人主張人本主義一樣，我並不否認對人本主義的某些肯定看法。只是，人本主義很可能要經過一種昇華歷程，讓主體性昇華成為道德主體性。而這絕不是當然可致，必須經過一番寒徹骨的轉化，才能享受撲鼻的梅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