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電影「桂河大橋」裡，最後有一幕：英軍指揮官拼命阻擋美軍炸橋，因為橋是英軍俘虜辛苦所建。直到他臨死前最後一刻，才忽然醒覺，幫助完成了炸橋的動作。維護橋還是炸橋，各有其道理。但是，在較完整的思考脈絡下，它還是有個最後應然的判斷。

「空間迷向」，這是一個飛航術語，指飛行員在空中可能迷失了對空間的清楚意識，不知道自己身在什麼方位、應該維持什麼航向。不過，我當然不是想用來談飛航問題，而是借來作為討論社會行動用的概念。行動者的「空間迷向」可以用來指行動者迷失行動座標的狀態，故亦不知應該朝什麼方向前進，或者誤認方向而選擇錯誤方向前進。像上述的英軍指揮官先前的護橋行動，就可說是一種空間迷向的狀態下的行動。陷入空間迷向狀態的行動者可能主觀認為自己在做一件對的事，但是，從一個更完整的思考脈絡來看卻可能出錯了。

關於知識的社會建構性---知識是通過社會互動漸漸形成的共識性論述產物---在知識論或方法論的討論中已經成為流行顯學。從而，關於世界的知識帶有社會性，知識與客觀世界間的對應性則遭到各種質疑。或許，這是對知識本身性質的質疑，而不是確立。但是，不管是對知識的質疑還是確立，這都是一種對知識性質的反省結果，我們不再那麼確信知識對應客觀世界，而注意到知識與社會建構的密切關係。

譬如說，我們如果問：台灣的定位是什麼？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民族的復興基地？亞細亞的孤兒？還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答案在不同時期很可能不相同。現在的答案可能是最後一個。但是，復興基地說也曾經作為答案。不同時期，社會會建構出不同的答案。

但是，知識的社會建構性，可能也意味著事物性質可能會被說成多種不同答案。哪一個最近於客觀事實？不易確定。客觀事實，就像康德說的“物自身”那樣，永遠在雲裡霧裡。不過，客觀事實也許會通過客觀的作用，扭轉人們的知識建構方式。過於背離客觀事實的建構，可能會因為太缺少客觀基礎，而受到打擊。譬如選舉，有些候選人會認為自己深受人民愛戴，必然當選，而事實可能會給他難堪的教訓。

再回到台灣的定性與可能更重要的台灣的應然走向的問題。年紀稍大的台灣民眾，都不難領會到台灣的自我定位在這四十年間的變化：早期強調的是復興基地，而近期是主權獨立國家，中國認同則在快速消減。

這樣的變化並不是很難理解的事。台灣不願意接受中共的統治，卻又很難以中華民國的身份立足於世界。從而，變成一個新的主權獨立國家，就成了許多人的期望，如果還不是現實的話。

但是，在這樣的“自然”反應中，卻同時摻雜了更多的雜質、一些延伸性想法。譬如有人自認為是日本人，有些人則強調台灣現在是美國在統治。還有人把兩者結合（如”台灣民政府“的主張）。此外，在拒絕中共統治的同時，關於中共的性質，乃至擴而大之，關於中國的性質，也被某些人建構成新的模式，以符應想要的國家論述。一種僵硬的、惡質的、應該予以仇視的中共與中國形象於焉形成。

這種極度負面的中國形象建構，有利於台灣內部台獨論述的擴散，但是，以此預測、因應中國大陸的實際發展，恐怕就大有問題。必須承認，台灣的國際處境確實非常困窘，很難有個完善的自我定位與對外因應模式。但是，此刻台灣的實際國際處境已經明顯比馬政府時期更困窘：連續斷交、WHA不能參加、IMD全球競爭力滑落、共機繞島...。這顯然與蔡政府的國家定位與兩岸政策有關。其實，上述這些應該還不是真正最嚴重的問題。最嚴重的問題應該是內部撕裂。以此為前提，外部勢力會更容易對台灣進行打擊。此外，兩岸關係的惡化，也讓兩岸的經貿交流受阻，影響台灣經濟發展。

馬政府與蔡政府的國家定位與兩岸政策顯然不同（儘管蔡政府口頭宣稱維持現狀，但是對岸顯然沒有接受這種所謂的維持現狀說法），兩者背後的整套認知基礎顯然也有別。我們有理由懷疑，至少其中有一種落入上述“空間迷向”的狀態。辨別何者落入了“空間迷向”狀態，或者是兩者都落入了“空間迷向”狀態，應該有重要意義。

其實，稍微想想，行動上的空間迷向應該很普遍。許多的社會都曾陷入發展的泥淖裡，遲遲難有進步，譬如非洲的許多部落就歷久而難進步，那可能表示一整群人陷入了行動者空間迷向的狀態。再者，每個社會裡犯罪都很頻繁。我們雖然不能說每個犯罪案件都涉及行動者的空間迷向，但是恐怕其中有很高的比例與行動者的空間迷向有關。也就是說，犯罪者在行動的當時已經失去正確的判斷力，不但不知道自己的定位，而且甚至失去了整個以價值為導向的行動座標，或者，行動座標混亂，以致行動不知所從。

以價值為導向的行動座標可能是鑲嵌在主觀意義網中的一個特定面向，指引對行動的價值判斷。但是，人所擁有的價值行動座標可能是高度侷限性的。就好比我們手頭有地圖，卻可能不完整，有些地點無法顯示在地圖上，或顯示得不夠清楚，我們就可能不知道該何去何從。價值行動座標就像是一個心智地圖，可指引我們行動。只是，這個「心智地圖」卻未必清晰、完整，而可能模糊、侷限。

多數人只是在成長過程中通過社會化而形成自己的價值行動座標。但是，通過社會化未必能建立充分、完整的價值行動座標。而當我們的行動跨出了既有的價值行動座標系時，我們就可能陷入迷惘。也或者，我們所處的情境與既有的價值行動座標難以充分對應時，也會陷入迷惘。另外，如果我們的「地圖」根本畫錯了，我們也很難不迷向。

問題或許還更微妙。行動者主觀上可能並沒有迷失方向、迷失行動座標的感覺。但是，從旁看去，卻發現他還是陷入了空間迷向。

想像與真實的區別，在小範圍裡可能較易區別，但是，如果我們已經建構了整套的認知系統、整套的行動座標，並有一定程度的內在邏輯性，我們恐怕就很難跳出來看出虛妄。

事實上是：所有的「真實」其實都帶著我們的主觀想像。如果沒有加上主觀想像，我們恐怕永遠得不到具有意義完整性的「真實」。我們用主觀想像（在既存語言與思考框架下的想像），來填補資訊中的罅漏，而我們的資訊永遠有罅漏。最後，「真實」中瀰漫著主觀想像。也可以說，我們「建構」了所謂的「真實」

「建構真實」的工作可能主要是由群體共同完成，也由群體所共享。而這樣所建構的真實，往往更具意義「完整性」，也因此更具有說服力。而群體的權威與壓力也會增強這種「真實」的說服力。

但是，不同群體間卻往往建構出不同的「真實」，以致不同群體間往往生出扞格或衝突。群體間的不同「真實」建構，正反映出所謂「真實」的「社會建構性」，其中有主觀、有想像、有語言與思考框架的作用，當然社會結構的作用也都滲透在其中。

究竟是誰處於空間迷向的狀態？誰有資格做出判斷？這時候，我們非常需要找到有超越性的參考座標。其實，西方中心主義，早已經在我們不甚知覺中成為了我們的價值參考座標。所以，有些人會很自然地以西方認定的所謂普世價值為最主要的參考座標。但是，這樣做的可能問題是，思考框架中可能少了對舊結構性質的考慮，以及因應舊結構的適合改革途徑。事實上，許多非西方國家貿然走上所謂民主體制，往往陷入更大的困境。幾年前的所謂茉莉花革命，至今結局都很慘。我們或許不能說是民主體制不好，但是，長遠的應然方向與過程中的階段性路線選擇，未必是同一回事。

西方中心主義未必只是提供普世價值，它的意義遠較此深遠。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很可能還是使得台灣人產生反中心態的重要背景因素，而且未必為我們自己所覺知。我們可能在不甚自覺的情形下，變成這種思考方式的囚徒，並下意識地傾向否定所有非西方事物的價值，包括中國，即使我們與中國關係深遠無比。甚至，正因為關係深遠，反而更否定得厲害，因為易將自己的挫敗歸咎於原來所屬的集體或文化背景。

但是，這種反對自身文化背景的心態有可能出更大的問題，因為我們實際上沒有那麼容易擺脫這個背景。我們會在不自覺中變成自我否定。這是會導致精神分裂的狀態。

今天的台灣，一方面拜媽祖、關公...，繼續講家庭倫理、仁義道德；一方面卻又說，台灣人是日本人或是南島語族，又或是新興民族。到底要怎麼切割自己（身上的癌細胞？），沒有人真正弄得明白。

理智上，藍綠雙方都知道，兩岸關係應該盡量保持和諧，但是，綠營顯然更敢於挑戰、批判中國大陸。這種勇氣，部分可能來自道德優越感，另一部分則來自對美國的崇拜與信賴。但是，事實上，兩者都沒有足夠的憑仗。特別是，我們信賴美國什麼？相信美國會為台獨打仗嗎？美國可能真是世界諸國中最具有國際公義原則的國度。但是，因此他們會願意為台獨而戰嗎？

信賴美國，或許部分是因為否則別無他途，美國是唯一的希望所寄。但是，維持兩岸關係和諧，馬政府明明做得比較好，不是嗎？馬政府有投降中共嗎？有讓兩岸立即走向統一嗎？

綠營可能高估美國的能耐與對朋友的忠誠，卻又低估中國的潛能與統一意志。此外，綠營可能也高估台灣內部的追求獨立的意志。從而，綠營對台獨路線的展望過於樂觀估計。我的結論其實很簡單，我認為綠營比較是空間迷向的一造。也可以說，綠營的意識裡，偏離了某一些定位座標。

這當然也可能只是我個人的主觀評估，是我迷了向，或是藍營迷向，而不是綠營。可惜的是，這可能最後只能由某個事後諸葛來評斷。而如果是悲劇結果，卻恐怕已經無法挽回。

其實，有一句時髦話，說是：做自己。而台灣現在可能是在學做美好西方人。學習西方也許是有必要，但是，如何在不迷失自己的前提下學習西方，這才是考驗眾人智慧的事。看清我們已經有的內在文化傳承，這是很多人想逃避、想不承認的事，但是實際卻無法真正逃避，而只是讓自己陷入迷向困境的關卡。如何讓意識清醒，不再迷向，且讓我們大家拿出最大的智慧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