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用改革之名，解釋她的民意支持度低迷的現象，表示改革過程中民意支持度下降是正常現象。

有個人或許比蔡英文更自信，我說的是毛澤東。毛澤東曾經表示，他平生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把蔣介石趕到海島上去，一是推動文革。他進一步說，前一件事多數人同意，後一件事卻很少人同意。

毛澤東並沒有進一步說明，當他意識到多數人不同意文革的時候，他是否會停止推動文革。不過，從他的實際行動來看，他不會，因為在他有生之年，文革一直沒有真正結束。事實上，他上面那句話也已經暗示了，他明知文革不受歡迎，但是他並沒有打算放棄。

很多人嘗試解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多數人從權力鬥爭的角度來理解文革的發動。當然，也有人提到為大躍進的悲劇結果歸責的問題。我比較同意後者。但是，我始終認為，文革的發動，早就預埋伏筆，在一些較激情的改革者的心中，早就埋下了火種，只待伺機而發。1966年可能不是文革的適當發動時機，但是，卻可能是打擊劉少奇等官僚派勢頭的關鍵時刻。於是，文革就在並不適當的時刻被發動了。只是，毛澤東可能過度信賴紅衛兵與無產階級大眾的社會改革意義。等到紅衛兵與無產階級造反派帶來超乎想像的巨烈動盪與傷害以後，毛澤東才不得不運用軍隊的力量來鎮壓、維穩。但是，文革的傷害已經難以彌補。文革於是在毛澤東身後被定性為“十年浩劫”。

自古以來，社會改革都是個大難題。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變法努力，如王安石變法與戊戌變法，結果都是悲劇。明末張居正為相，搞一條鞭法，也是某種制度改革的努力。但是，張居正身後被抄家不說，萬曆皇帝從此不上朝，乃至造成明帝國亡國。張居正的改革努力最後也是落得一場空。

改革之難，我以為主要是因為社會結構本身的自我維護傾向，以及結構趨於老朽、腐化的問題。相對於結構的傾向與趨勢，改革者的意志再怎麼堅強，恐怕都不容易成事。王安石人稱”拗相公“，意志不可謂不堅定，而他還得到皇帝的極力支持，但是變法終究不成。可見，個人意志相對於結構的保守性作用是相對渺小的，儘管這個個人是集體的領導者也難超越。

我絕無意宣稱個人意志是無意義的事物，我只是在說用個人意志與結構的傾向、趨勢相對抗，力量會顯得相對渺小。反之，如果個人意志與結構趨勢相親合，倒是有可能順風順水或如魚得水，這時候倒是很難感受到個人意志的渺小、微弱，而甚至還可能產生人定勝天的錯覺。

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個人意志的形成與結構的關係。會產生改革意志，似乎是個人脫離了結構的束縛的結果，但是，嚴格說來卻未必如此。首先，改革其實是針對結構的思考、反省結果。當結構被審視時，結構的問題性才容易顯現，也才會有針對性的改革意圖。但更重要的是改革意志本身其實也可能主要是結構的產物。如果這麼說聽來好像有不妥，可能因為結構其實存在內在異質性問題，而不是完全整合了的一體。特別是在結構因故趨於分裂之際，其內在異質性就會益發凸顯。

改革意志可能是結構中的某個特定部分的產物，而可能與結構的其他部分存在扞格。從最基本的層面來解釋，畢竟結構本身應該也有維持永續性的機制。改革意志的出現就有可能是結構永續性機制的一環。但是，結構雖影響行動，人卻看不見結構，甚至難以明確體會結構的傾向或趨勢。而最困難的是，如果改革者故意要改變、逆轉或不依照結構趨勢而行，又該當如何行動？這時候，即使是結構中已經分化的部分也未必能提供充分的指導或憑藉。行動者必須想像、摸索、試探可能的出路。這是困難與危險的所在，而也是改革者的最大試煉。這時候，作為探索出路者，改革者的心靈恐怕是很孤獨的，儘管改革本身可能也是結構自身的反應。。

清末以來的改革思想，也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的改革思想，內蘊著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即使是共產黨，其實其真正的力量之源也還是民族主義，而不是外來的馬克思思想或列寧式的共產主義思想。中共作為一種民族主義力量，雖然可能顯得過激，本質上還是在民族危亡之際出而維護民族生存的一種結構反應。它如果還有不同，主要是在於其實際路線與舉措，包括它比傳統中國農民起義更善於喚起並運用無產階級大眾的力量。

今天所看到的中共，當然更不容易看見其與馬克思思想的關聯性，而更多是中國的一種現實集體主義路線。以此為例，所謂改革，與其說是個人意志在對抗結構，毋寧說是結構本身的更新或修復過程。只是，即使同樣是屬於改革的一方，究竟是想要修復或是要讓結構脫胎換骨、煥然一新，各人想法也未必相同。而且，後面一種人裡面，能否堅持到底，或者，中途不自覺地悄悄轉向，變成修復者，而非改造者，也絕不鮮見。從我的觀點來看，中共號稱革命者，其實最後他們主要是修復了中國政府這個統治機器，最多是小幅修改一些制度。

如果我們將中共前後兩種不同統治路線分為“革命”與“改良--修復”兩種，那麼，前期的革命階段是動盪而凶險的，後面則只是在路線轉換過程中遭遇到較大問題，往後則愈走愈順、愈走愈自信。簡單說，鄧小平的改革路線顯然與傳統結構親合度較高，所以發展相對順遂，毛澤東的改革則因為要硬扭舊結構，所以遇到巨大的阻力或扭曲，因為遭遇到傳統主體結構的強烈抵制。（當然，毛澤東的改革有可能實際上有利於鄧小平的改革，前者提供了後者所需要的集體心理條件---大眾對社會不平等狀態的忍耐意願，用以換取免於社會動盪的利益。）

如果從多些同情的角度來看毛澤東的改革，他一方面與清末民初的許多知識精英一樣，深切體認到改革的必要性（我認為這應該算是結構自身的反應），但是，中國的改革路線卻又無從師法西方或任何其他先例，因為根本無先例可循，條件相似的先例並不存在。現代化，即使在西方也是獨一事件，只是西方有更長時間去琢磨、消化現代化所帶來的新事物。中國則是在倉促中、在連續遭到各方勢力的打擊狀態下同時接受到現代化的最嚴厲挑戰。中國必須改變，但是，該朝什麼方向改變？程序又如何？沒有人有確定答案，有的，只是各人的想像答案。魯迅嚴厲批判了先前的中國社會，毛澤東顯然對魯迅的說法也深以為然（這裡面恐怕已經蘊涵著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但是，未必被意識到）。但是，魯迅並沒有給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毛澤東顯然也認為中國社會的問題深重，至於如何改革，他可能是通過接受暗示而認為必須下重藥、猛藥，也就是激進的革命。但是，究竟該如何行動，仍然沒有答案。俄國革命好像提供了具體範例，但是，俄國終究不是中國。中國曾經師法俄國革命，但是，最後也還是分道揚鑣。國民黨在蔣介石的領導下，率先告別俄國革命路線，而共產黨最後也與俄國共產黨分手。

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路線，與俄國的革命路線關係微妙。毛大體遵循列寧開啟的共產黨“第三國際”路線---一種強調暴力階級鬥爭的革命路線。但是，毛澤東同時卻又是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所以，他始終並不完全臣服於俄國共產黨。俄共主張中國共產黨應該走城市工人起義路線，毛澤東卻優先選擇農民起義路線，並在實踐中漸漸爭取到其他中共黨員的認可。毛與蘇俄後期出現的赫魯曉夫的矛盾更大。毛認為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者，亦即是叛離了革命路線的投機者。這除了反映毛澤東是個激進(radical)革命派以外，同時也反映毛的民族主義與強烈的自尊（恐怕同時也是自卑）心理不容許他長期跟隨俄共的腳步。於是，矛盾很快升高為中俄邊界戰爭。中俄共從此走上兩條路。放棄跟隨俄國革命的腳步，毛澤東的改革路線也就更沒有了可依循或參考的榜樣。他只能孤獨地尋找自己的路。甚至連在中共陣營之內，他也沒有誰可以互相依傍，只有一些並不很理解他但是還願意勉力跟隨他的人。願意跟隨他的理由，與其說是基於共產主義思想共識，毋寧更多是出於激進民族主義。

想必，毛澤東也知道他的革命行動會被認為過於暴力、殘忍，但是，他如果很在乎別人的這麼一點批評，他早就應該會終止革命事業。而他顯然認為，革命帶來的痛苦雖深，卻無可避免，大家只能忍受。所以，他才會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講溫良恭儉讓。也所以，他會用一種帶有嘲諷意味的口氣說：要感謝日本，讓中國的共產革命得以成功。因為，革命不易成功，必經痛苦，甚至包括外侮所帶來的痛苦。革命究竟讓人要承受多麼深重的痛苦，而仍然可以視為可忍受範圍，還不至於使革命變成是不值得的災難？遺憾的是，這個問題並沒有現成的答案，尤其在結構條件不同的情形下，他國的例子也未必能供參考。中國的獨特性，注定了中國的改革之路會走得更顛撲、坎坷。毛澤東的個性，以及他從前人所接受到的暗示，似乎使他覺得革命的痛苦值得且必要，文革亦然。文革究竟會帶來何等痛苦，想必連他也只能想像，但是，在他的心裡可能認為：重要的是痛苦之後革命才能成功，才能改變人們的思想、心理狀態。總之，雖然革命路線非毛澤東所獨創，但是革命中的具體做法卻只能靠摸索，別無先例可供充分參考。他只能孤獨地摸索。成功使他變得大膽，孤獨無師則使他不得不大膽。

當然，毛澤東也許客觀上扮演了類似秦始皇、隋煬帝對於稍後朝代的某種潛在積極角色，但是，他的大膽、殘忍嘗試，使得中國人經歷了難以忍受的集體痛苦，這個痛苦記憶無可磨滅，可能終將使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被嚴厲批判。

我猜想，毛澤東不僅個性孤僻、倔強而自是，還可能有些類似亞斯伯格症候群的人格，換言之，對他人的痛苦感覺比較無感。他或許不是不能理知痛苦的抽象意義，但是，那不同於切身之痛式的同情體會。他革命，應該主要是出於理想抱負，但是，革命過程的慘烈，他卻能並不那麼在意。這可能是他能堅持革命到底並獲得成功的重要理由。

當然，強調討論毛澤東個人的思想、意志，這與我一向強調結構作用的立場似乎有所扞格。不過，簡單說，如果不是臨到中國的危亡局面，不是看到中國一再經歷到內憂外患，特別是遭到外侮侵擾、羞辱，毛澤東的這種個性也不太可能如斯展現。他的孤僻與對他人的缺少同情，比較可能使他因為被排擠而潦倒、落魄，而難成就特出的事業。也就是說，可能是結構所處的特殊形勢成就了他這個孤僻自是的個人。（形勢，對我來說，是與結構概念無法完全切割的相關概念，形勢概念較少意涵穩定性、持續性、整合性，但是同樣涉及多人互動所連結的廣泛關係脈絡。）

對不起，本文其實主要並不是為討論毛澤東，而更是想要討論蔡英文。只是，我前面的冗長鋪墊是想要理出一個可供參考的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我認為蔡英文有與毛澤東類似之處，特別是兩個人似乎都比較孤僻、自信，而對他人的痛苦也比較只有理知，而無切身之痛的感覺。這讓他們更能堅持既定目標與抽象原則。從某個程度來說，兩個人都是改革激進派，甚至都顯得冷酷、無情。

冷酷、無情的改革作風卻能在一定期間得到相當多人的支持，這與特定形勢條件有關。民國初年的中國是處於一種特定形勢下，而此刻的台灣其實也處於極特定的形勢下。特定形勢成就了特定作風的個人。

在蔡英文之前，馬英九的執政讓許多人感覺失望。我說的主要不是綠營的人，而是泛藍陣營的人。前者對馬大體不存希望，所以也談不上失望。藍營的人失望，簡單說是期望過度，也就容易失望。不過，更具體來說，藍營中許多人希望馬能壓制綠營人士的氣焰與步步緊逼的態勢。但是，馬卻並不這麼做。許多藍營人士認為馬太過軟弱、對綠營讓步太過。此外，藍營人士對馬的若干改革努力，也不以為然。譬如馬停止發放退休軍公教人員的年終慰問金，引起反響。我想，像李來希這種人，很可能不只是反現在的年改，同樣也反馬政府的停發慰問金。他們可能很理所當然地認為既有的退休金額度是天經地義的，誰改罵誰。至於那樣額度的退休金是否相對公平，是否能長期持續，不在他們的考慮中，他們也不認為應該基於這種考慮而調整退休金額度。藍營裡顯然這種人不少，他們因為不滿馬英九，而拒絕繼續支持國民黨候選人，結果造成國民黨在選舉中的崩盤式潰敗。當然，馬對綠營的善意不太可能在選舉中得到綠營的回報。馬的善意不是完全沒有積極意義，但是，作用顯然非常有限。大體上，綠營並不買賬。這反映出綠營對國民黨的敵意，遠非後者的善意所能扭轉，即使是來自總統的善意亦然。

相對於馬英九總統，蔡英文的改革立場遠較強硬、堅定，而改革幅度也遠比馬政府要大。年改固然是其中最重大也最影響深遠的一環。另外，廢核也引起極大迴響。不過，真正最關鍵的改變，卻應屬她的兩岸政策。

雖然蔡英文強調她的兩岸政策是維持現狀，但是，每個人都知道她是在執行階段性的台獨政策。她除了還沒有直接喊出要獨立建國外，她的實際作為無不是在漸進邁向台獨。有些人認為她是被深綠綁架，不得不為。我卻認為那就是她的立場。她不是會向什麼勢力妥協的人，包括深綠與紅色勢力皆然。就這一點來說，她態度遠比馬強硬、堅定，這一點值得我們敬佩。她沒有逕行宣布台獨，我們不宜說她害怕，而是她懂得務實漸進。

如果我要說她有什麼不妥，大概主要是在於她的是非判斷上，而不是她在改革主張上的堅定，乃至強硬。

在馬總統任內，曾多次邀請蔡主席入府協商政務。但是，蔡英文堅決拒絕，而且從來對馬不假辭色。態度之堅定，讓人咋舌。同樣地，中共方面暗示，台灣方面只要表示接受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就能平順持續。但是，蔡英文也絕不稍有妥協。

蔡英文做事態度的堅定，可以從許多件事上看出。譬如，關於廢核，明明綠能、火力發電與燃氣輸入都出了大問題，她卻仍然不肯對”2025非核家園“政策絲毫讓步。即使現在已經又開始啟動核電機組，政策原則卻還是不肯做調整。

今天，民進黨的選對會宣布，民進黨將自行推出台北市長候選人。換言之，柯P將與民進黨形成對立局面。這很可能為綠營與柯P帶來雙輸的結果。這固然可能部分應該歸責於柯P，但是，柯P明顯無意與綠營對立。他只是不願意被深綠的僵硬意識形態所綁架。無論如何，民進黨決定要與柯P對立，這當然也有蔡英文的個人意志作用在內。也就是說，蔡英文寧願雙輸，也不願妥協。

拔管事件也同樣能反映蔡英文的堅持態度。就算管中閔的確有瑕疵，但是，教育部的問題顯然比管中閔來得更嚴重，不管是吳茂昆這個人，或是教育部先畫靶再射箭的舉措（也就是先決定拔管，再尋找拔管理由），以及違背大學自治精神等，都會讓教育部形象受傷。但是，蔡政府從頭到尾毫不猶豫，也毫不手軟，堅持拔管，並且揚言管中閔“違法就是違法”。發言語氣沒有任何促進互相諒解的可能空間。

蔡英文個人在拔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為何，我無從得知，也不打算推論。但是，蔡英文的態度其實已經夠清楚：她支持拔管，而且毫無猶豫，也毫無調整餘地。

蔡英文在處理年改問題上，態度也是那樣。年改或許總體來看的確有必要。但是，究竟怎麼改是最恰當，其實總有摸索空間，並不是幾位專家設計出來就一定毫無調整空間，很難說每個細部設計都毫無瑕疵。但是，蔡政府擺出來的姿態卻非常高，對於有不同意見的民眾，動輒譏嘲、輕蔑以對。所謂八百壯士的抗爭，民間支持者確實不多，但是，即使不贊成他們，也可以更尊重的態度來對待。鬧到現在，抗爭恐怕釀成台灣社會的嚴重撕裂內傷。這對台灣的安全，絕非好事。

總之，許多事，從我的觀點看，應該都可以有更柔軟或更彈性的應對方式，可以收到更好的總體結果。但是，蔡英文都拒絕採納。我不能不說這是她的個性使然。她就像毛澤東那樣，孤僻、倔強而自是，而對於別人的痛苦，她雖然說過什麼“心中最柔軟的部分”這種詞藻美麗的話，但是她其實就是無感。

前面，我說到蔡英文的是非判斷是作為她的態度基礎，但是，我並沒有討論她的是非判斷的內容與正確與否。是非判斷正確與否的問題，我傾向避開。因為這個問題太過複雜。但是，我以為特別是人間事難有簡單的是非。大陸順口溜有謂：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我們可以理解為每個人各自有一套是非判準。每個人也憑藉自己的是非判準產生情緒反應：覺得委屈與否。事實是，不同群體常常會各自都覺得委屈。即使有人認準是非尺度，但是，對於異己而覺得委屈者，仍然應該給予一定的同情、理解。若因為認為自己沒有錯，就對異己者嗤之以鼻，恐怕不是促進整體凝聚之道。就此而言，蔡英文及其政府高層在對待異己者的態度上，實在很有改善空間。

我有個令自己沮喪的命題：在已經深度建制化的結構中，改革必有賴這種孤僻、倔強而自是的領導者。這是個無奈的局面。馬英九不是不想改革，但是，他最後幾乎只留下一片罵聲或失望之情。結構決定了哪一種改革者才能成事。如果結構容許更彈性與更理性的改革模式，這個社會或許就不會有這麼多的無奈。

話說回來，即使是結構決定了只能容許蔡英文暨綠營式的改革模式，我們仍然應該及早給予建議或批判蔡英文的態度問題，因為那真會為台灣社會帶來另外的新問題，新問題可能比原有問題還造成更大的困擾。

簡單說，台灣社會本來就有分裂的痕跡，早期是省籍情結，後期是統獨/藍綠意識。這些裂痕尚幸還未真地使台灣社會崩解。但是，這並不表示台灣社會果然夠凝聚，無論如何不會崩解。綠營有時候懷疑有人會效法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故事，通常，被懷疑的人是藍營人士。不管是不是藍營人士，這種可能性的確存在。只是，綠營似乎只要能入藍營於罪，也就足矣。危機本身卻並未消除，而且日趨嚴重。綠營如何對待藍營，其實與此攸關。

我雖然不贊成“天然獨”之說，但是，我認為台灣社會的結構傾向有利於綠營與獨派。這很可能也可用來解釋馬政府為什麼政策執行縛手縛腳，因為有潛在的廣大獨派勢力阻撓使然。但是，矛盾的是台灣社會的外在形勢卻不利於台灣走向獨立。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若內部分裂，外在危機也就愈形窘迫。既然如此，彼此相煎又何必太急？那麼，蔡英文的態度是否也應該有所調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