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正在緊鑼密鼓搞轉型正義，只是，所謂的轉型正義是否真在促進社會正義，我確實很懷疑。

當我們要求實現正義的時候，首先應該確定甚麼是正義。但什麼是正義，卻很難確定，連要給正義下個定義都很難做到。正義是個亙古難解的問題。

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確嘗試提出了兩個正義原則：「自由原則」和「差別原則」。自由原則是說：每個人都有同等的權利去最大化對等且基本的自由（例如政治自由、言論自由、集社自由等）。差別原則主要是處理物質、社會地位上的不平等，涉及社會與經濟上的不平等將以下列的原則來安排：（ａ）對處於最不利的地位的人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ｂ）參與職位與工作的機會對所有人都是對等及開放的。但是，羅爾斯是否解決了正義議題呢？顯然不是。

另一位自由主義哲學家哈特(Herbert Hart)批評羅爾斯的理論，指出"最大之平等的自由原則"的致命傷在於自由本身的不確定性。判斷最大之自由，並非如羅爾斯所想是獨立於任何立場，反之，判斷有賴於如何評估不同的自由所要保護的利益的相對重要性。要肯認最大之自由，無法價值中立，而是隨著對人類利益的不同觀點而改變。

羅爾斯似乎以為，人的理性能讓我們知道甚麼是最大的自由。其實不然。我們可能以為知道，但是，那未必出於普遍理性，而是出於我們的主觀思維。

問題可能不僅是無法基於價值中立來判斷最大自由，而可能進一步涉及：自由原則真是正義的最關鍵要素嗎？非自由主義思想家顯然就會有不同的正義定義。

總之，鑑於正義很難被定義，所以，在現實裡，我們主觀以為的正義，客觀上（或者，從上帝眼裡來看）是否符合正義，很成問題。甚至，可能根本就沒有"客觀的正義"這回事。正義可能永遠是主觀的事物，所以也難有普遍共識。

長期以來，西方人對於非西方族群普遍抱持負面評價態度，包括後者的行動是否符合正義原則在內。但是，這個評價究竟是否夠客觀、公允，難以確定。一次大戰後的凡爾賽合約，就充分凸顯出英美法等最為西方典範的所謂先進國家，其實骨子理是多麼自私、貪婪、自我中心。他們能公允評價非西方社會嗎？

幾十年前，美國拍了許多西部片，片中，印地安人一般是代表著野蠻、不正義的一方，所以，當看到白人英勇"戰勝"印地安人時，觀眾們也紛紛跟著歡呼。但是，從另一個觀點看去，又好像是武力長居優勢的白人在屠殺美洲原住民，並奪取它們的土地、資源。究竟誰才是正義的一方？

誰知道正義何在呢？即使有許多人深信自己站在正義的一邊，這種深信有足夠的憑據嗎？

我們的直覺能引導我們走向正義嗎？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如果我們的直覺足以引導我們走向正義，許多國家應該不是現在這種悲慘的模樣，國家與國家間的矛盾、衝突也會少了很多。

關於正義，我們不易正面去定義它，但是，什麼是不正義好像答案會比較明確。 排除受委屈的當事人一方的不正義感覺，作為第三者的不正義感應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不正義顯然最常連結到剝奪、看到有人遭到非自願的剝奪，常會激起不正義感。

只是，剝奪者也會有類似的不正義感嗎？恐怕通常不會，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的行動是不正義的，就會比較收斂。為什麼剝奪者會對自己的行動缺少不正義的主觀感覺與評斷呢？我以為最普遍的答案是行動出於自我中心的思維。能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需要同理心，而同理心又可能需要以發展”鏡像神經元“作為條件。如果”鏡像神經元“的發展不是問題，文化也還是可能對同理心的發展起作用。也就是說，某些文化較少鼓勵發展同理心，人也就順隨自我中心的心理採取行動。而在行動中，人如果太過自我中心、缺少同理心，在與他者的互動中就可能顯著偏離正義原則而不自覺。

在網絡上，我曾與兩方面的人做長期辯論：台灣獨派與大陸右派。與大陸右派的爭論中，常涉及中國藏獨、維獨，甚至台獨的議題。面對他們，我常站在同情幾種獨派的立場發言。但是，面對台獨人士，我通常是表示我的不以為然態度。

我同情獨派，主要是從人道主義出發。雖然我並不完全贊同住民自決原則（因為考慮到社會分裂、對立的危機），但是，我認為應該盡量容許住民自決，並且盡量免於暴力統合。對我而言，大陸右派的思維模式可能使他們忽略被統合者的痛苦，而一廂情願地認為或說相信中國的統治會帶給被統合者較好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中國的統治並沒有不正義問題。這裡，自我中心式的思維、判斷起著關鍵的作用。但是，很難讓自我中心的人意識到應該要跳出自己看自己，設身處地地、同理心地去理解別人。那是需要系統性的訓練、熏陶才能有的結果。

反過來說，台灣獨派面對中國，大體也是抱持著某種程度自我中心的認知，譬如僅僅以其不民主，就簡單否定了中國大陸的基本價值，從而甚至否定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淵源關係。對中國大陸，這同樣是缺少設身處地的、同情的理解。反中，是否合乎正義，暫且不論。但是，從反中出發，對待台灣統派的態度是否符合正義，那就更有實際意義了。眼前的卡管事件，很可能就是不正義的一例。管中閔千錯萬錯，最不該是先前誤入藍營為官，又太親近中國大陸。只是，從教育部前部長潘文忠的離職信來看，他的委屈感也非常深。換言之，他受到輿論譴責，他認為那才是一種不正義狀態。道理何在，他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能空洞地譴責他人泛政治化，而不覺得自己正在執行一個扭曲的政治決策。

台灣現在正在搞促進轉型正義的立法。促進轉型正義的實際舉措是否真符合正義，就如前面所說，很難給出簡單結論。稍微逾越某個界限，就有可能變成不正義。關鍵在於促轉背後有沒有過當的情緒。報復情緒常就是不正義行動的來源。

許多攻擊或剝奪行動，是出於報復動機，背後則牽涉到行動者的委屈感。只是，因為委屈而採取的行動是否恰當，其實不易衡量。我們可能找錯報復對象，也可能報復過當；也或者，委曲感本是出於誤會。又或者，報復心理是潛意識的，行動者自己並未意識到行動的報復性質。總之，行動者以正義之名所採取的行動，是否確實正義，是否本身會帶來不正義，很難由行動者自行做出公允判斷。而當行動者既有執政權，又因為居於多數而能掌握價值標準時，將很難意識到自身正義判斷的潛在不正義的可能性。只能從不同立場來看，才比較有可能意識到不正義的問題。但是，後者可能因為是少數，聲音不被傾聽，以至於質疑無效。掌握實質多數民意與執政權的群體，其實要戒慎恐懼面對這種情境，以免自以為是地犯下錯誤。

我無意由此結論說：那就放棄追求正義吧！比較合適的說法應該是：實踐正義的行動要積極，但是更要謹慎、深思，運用最周延的思考框架、最嚴謹的判斷程序，並且盡量保留判斷餘地。如此，或能少些犯錯、少些遺憾。